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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自愈的概率

作者：傑弗裡·雷迪傑

譯者：鄧攀

出版社：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09-01

ISBN：9787543988330

品牌方：果麥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由果麥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微信讀書進行製作與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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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ED: THE LIFE-CHANGING SCIENCE OF SPONTANEOUS HEALING By JEFFREY REDIGER, MD

Copyright©2020 BY JEFFREY REDI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 IDEA ARCHITEC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 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23 Guomai Culture and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自發緩解(spontaneous remission)是指疾病的意外痊癒或病情的意外改善。絕症或進行性疾病開始好轉而非惡化，個體表現優於均值成為特例，都屬於自發緩解。

本書作者傑弗裡·雷迪傑博士執教於哈佛大學醫學院，也是執業內科醫生和精神科醫生。他自2003年起，嚴格篩選有明確醫療記錄證明屬於自發緩解的病例，用16年時間持續跟進研究。2015年，雷迪傑博士在TEDx演講新貝德福德站面向公眾發表了研究成果。2020年，他選取了最有代表性的病例，以嚴謹的態度、詳實的資料和開放討論的心態寫成本書。

引言　打開醫學的黑匣子

人有兩種被欺騙的方式：一種是相信虛假的故事，一種是不相信事實。

——索倫·克爾凱郭爾，丹麥哲學家

時間是2008年，克萊爾·哈瑟往後的人生看上去一片坦途，這一年她63歲，歷經過人生風浪，已經習慣了生活的起起落落，曾經憧憬的未來正在逐漸變成現實：她和丈夫再過幾年就要退休了，兒女已順利長大，過得都挺不錯，孫輩也在健康成長。夫婦倆在俄勒岡的波特蘭度過了半生時光，這個城市有綿柔的細雨、生機勃勃的公園和紅磚砌成的房子。克萊爾曾在衛生保健系統做了很久的行政人員，坐在被日光燈照亮的辦公室裡，從早到晚埋頭於文件堆中。

克萊爾和丈夫很喜歡波特蘭，但他們還是準備在退休後移居夏威夷。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為這個計劃存錢。眼看就要夢想成真時，克萊爾寧靜而充實的生活突然被打破了。她被一些似有似無、讓人隱隱不安的症狀困擾：噁心的感覺日益頻繁，腹部刺痛也反覆發作。克萊爾去看了醫生，醫生也有所懷疑，便讓她去做CT掃描。克萊爾躺在CT機裡，手臂舉過頭頂，努力穩定自己的呼吸，期盼這個穿過身體的強大磁場不會發現什麼異常。不幸的是，CT在她的胰腺上發現了一個直徑大約兩釐米的團塊。接下來的活檢擊碎了克萊爾最後一點希望：這團物質是惡性的，也就是說，是癌症。克萊爾最終被診斷為胰腺癌，一種兇殘的、無法被治癒的胰腺腫瘤。

腫瘤是一個沉重的詞語，是現代社會的惡魔。有些腫瘤並不致命，只是安靜而無害地蟄伏在身體裡，這種情況下患者不會因癌症死去，而是會在腫瘤的伴隨下因為其他原因走到生命的盡頭；有些腫瘤雖然致命，卻很容易被手術、化療或放療治癒。有些腫瘤會緩慢而持續地生長，還有些會惡化後又好轉，起起伏伏許多年。有的腫瘤會自行消失，也有的則刀槍不入，對於後者，治療只是努力讓患者感覺好一些、腫瘤惡化的速度慢一些。更多情況下，腫瘤的表現會介於這些類別之間，嚴重程度也各有不同。

在已知的胰腺腫瘤中，克萊爾患上的恰是最致命的一種，病情發展迅速，殺人毫不留情。每年，大約有4.5萬美國人被確診為胰腺癌，而在歐洲這個數字還要翻倍。大多數患者在被確診的第一年內就會去世。在目前的癌症致死人數分性別排行榜中，胰腺癌在男性榜和女性榜上均位列第四，趨勢顯示它很快就會上升到第三位。

胰腺癌的診斷就像一個死亡判決，問題不再是你會不會死於它，而是什麼時間死於它。這種疾病為什麼如此致命呢？因為在胰腺癌的早期，腫瘤會悄無聲息地生長、擴散，讓人覺察不到任何症狀。等到病症信號出現——比如食慾下降、體重降低、後背疼痛，偶發的輕微黃疸（表現為皮膚和眼白微微發黃）——再治療就已經有些遲了，腫瘤往往已經從胰腺轉移到了身體的其他部位。治療能夠延長患者的壽命，卻終究無力迴天，96%的胰腺癌患者會在五年內死於這種疾病。大多數病人甚至活不到這麼長時間，經驗表明，在積極治療的前提下，患者在診斷後的存活時間僅為三至六個月。按照這個標準，克萊爾還算幸運：醫生告訴她還有一年時間。

克萊爾眼睜睜地看著她觸手可及的未來——花園、夏威夷、夫妻倆寧靜的退休生活——在一夜之間消失了。癌症如同颶風般摧毀了一切。

***

克萊爾與主治醫生的第一次會面最早只能預約到兩週之後。她的家人和朋友在聽到這個消息後都覺得不可思議，克萊爾可是得了兇殘的胰腺癌啊！不是需要儘快治療嗎？怎麼能讓她帶著一個隨時可能惡化、擴散的腫瘤，就這麼生活幾周呢？但克萊爾覺得這樣也挺好，她需要鎮靜下來好好想一想，因為最終診斷讓一切看起來像一場離奇的夢，她突然看到了生活的終點，就像火車正在眼前駛下懸崖，這太不真實了。還有，醫院對待克萊爾的方式也讓她感覺不自在：自己像待辦事項列表上等待完成的任務，變成了一具沒有感情、被不停推向下一個流程的軀體。作為龐大醫療系統中的一名患者，克萊爾覺得自己被困在了這臺機器中，流水線冷冰冰地推著她前往一站又一站。一切都是流程化的例行公事，沒有一絲人情味。

回到家，克萊爾一頭扎進了資料堆，想要弄明白胰腺癌是怎麼回事。她瘋狂地閱讀書籍和文章，瀏覽網站，尋找每一絲可能的希望和醫生遺漏的線索。但是，她讀到的一切都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了同樣的消息：沒有人能夠在患上這種癌症後存活下來。克萊爾查遍了網絡，想找到哪怕一個病情緩解或患者倖存的例子，可一個也沒有找到。

一種叫作惠普爾手術的外科手術或許能給克萊爾一線生機。這是一種很激進的手術，它將切除膽囊和部分胰腺，還有可能切掉部分小腸（包括十二指腸和空腸），甚至波及部分胃和脾臟。手術有很嚴重的不良反應和併發症。第一，身體機能會出現異常，因為胰腺承擔了很多重要功能，比如調節血糖和消化食物。第二，胰液中的胰酶侵蝕性很強，在惠普爾手術後往往會隨著胰液洩漏出來，造成胰瘻，引起的疼痛讓人虛弱無力。此外，克萊爾還將面臨體液瀦留、胃痙攣和常人難以忍受的術後脹氣疼痛。長期來看，她還有可能患上糖尿病和貧血，並面臨消化問題，這些會導致維生素和礦物質缺乏，讓體質下降。

夜裡，克萊爾無法入睡，把想要問醫生的問題一一寫了下來：

惠普爾手術是我的唯一選擇嗎？如果我做了惠普爾手術，是不是會得糖尿病或造成胃無力？我還能正常吃東西嗎？會疼嗎？如果會疼的話，要疼多久，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我在資料裡讀到過，手術會讓我產生疲勞感，它會消失嗎？這個手術你做過多少次，結果怎麼樣？這個手術在醫院裡常見嗎？通常結果是什麼？

“結果不會太好。”克萊爾的主治醫生在會面時說。他就像克萊爾要求的那樣，十分直率坦誠，克萊爾還挺喜歡這樣的。

醫生告訴克萊爾，兩釐米的腫瘤可以通過惠普爾手術切除，這是她康復的機會。但風險同樣存在，因為這將是一次不完美的手術，結果也並不明朗。他拿出了外科手術圖譜，翻到惠普爾手術的部分。這是一本名副其實的百科全書，裡面記錄了各種把人分成一塊塊再組裝回去的技術。

“看見了嗎？完成這種手術的方法有很多。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他目光堅定，“這意味著沒有一種方法讓人滿意。”

他告訴克萊爾，惠普爾手術可能長達八個多小時，病人有可能在手術檯上心臟病發作或中風。關於死亡率的統計結果不一，有人說手術期間患者的死亡率是2%，也有人說是15%。主治醫生告訴克萊爾，即使做了手術，她再活五年的機會也只有約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得了這種癌症的人，哪怕做了手術，也會在五年之內因癌症去世。這時，腫瘤專科醫生插話表示五年生存率其實接近20%，而主治醫生堅持只有5%，然後他們爭論了起來。

“你看，有些醫生喜歡給病人推銷這種手術。”主治醫生總結道，“但我不會，這種手術我已經做得夠多了。而且，我也不用掙這個錢，我連遊艇都買了。”

克萊爾知道醫生想要治好自己。他是一名外科醫生，接受的訓練就是通過科學的魔法和精巧的技術把各種東西修好。但他也像克萊爾要求的那樣，把未經雕琢的真相直接呈遞在她眼前。

回到家，克萊爾在網上找了許多視頻，視頻裡接受過惠普爾手術的病人講述著手術的可怕不良反應，疼痛讓他們輾轉難安。

克萊爾搜索著各種存活率的統計數據，然後痛哭，並祈禱。她嚴肅地問自己：我能忍受什麼程度的疼痛？我餘生願意忍受什麼程度的疼痛？我能接受帶著什麼樣的不便繼續生活？如果不能再去登山徒步，我願意接受嗎？

克萊爾最終拒絕了手術。她不願意把剩下的生命浪費在醫生辦公室和候診室裡，不想去追逐虛幻而渺茫的治癒希望。“我決定順其自然，”她說，“不管生命還剩下多久，我要盡我所能去熱情、快樂地生活。”

***

時間飛逝，轉眼到了2013年，在被診斷為癌症之後的第五年，克萊爾因為其他疾病住院了。醫生們要求克萊爾進行一次腹部CT掃描，這是自那次診斷後她第一次做影像檢查。克萊爾曾以為自己會很快死去，所以她只是專心去生活，而時間竟然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了。醫生們沒有特別關注她的胰腺，但從掃描結果上能看到，她的胰腺毫無異樣，曾經長著腫瘤的地方乾乾淨淨。

困惑不解的醫生們認為一定是某次診斷出了問題，他們聚在一起，把每次活檢的樣本逐一進行重新檢查，卻發現那些診斷都是正確的。沒有接受任何治療或手術，克萊爾的胰腺癌憑空消失了。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沒有人知道，克萊爾自己也不知道。她的醫生只知道克萊爾沒有做什麼：沒有手術，沒有化療，沒有放療。我見到克萊爾的時候，她已經完成了從診斷到痊癒的驚人轉變。但奇怪的是，沒有一位醫生對此感興趣，他們說克萊爾的經歷“沒有任何醫學價值”，她只不過像那些意外中了大獎的幸運兒一樣，一切只是偶然罷了。

***

許多人會用不可思議來形容克萊爾身上發生的故事，在醫學領域，我們把這樣的病例稱為“自發緩解”，是指疾病的意外痊癒或病情的意外改善。絕症或進行性疾病開始好轉而非惡化，個體表現優於均值成為特例，都是自發緩解。

自發緩解的病例其實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它們就像尚未被醫學開啟的黑匣子一般。自發緩解的“自”意味著沒有原因。但事實上，我們只是沒有花心思去尋找原因罷了。醫學歷史中，幾乎從來沒有人嘗試過使用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工具去弄明白為什麼有人能從這些絕症中恢復。從常理來講，這些病例也許偶然觸及了那些我們求之不得的治癒疾病的關鍵，所以更值得探究，可是該領域的研究幾乎一片荒蕪。

醫學界把克萊爾這種人稱為幸運兒或者個例，潛臺詞就是“我們沒辦法解釋這種事”。可在我看來，這些醫療領域的個例，與很多在其他領域被稱為個例的人一樣值得被研究。

網球巨星塞雷娜·威廉姆斯和籃球天才邁克爾·喬丹也都是非比尋常的個例，但他們被看作凸顯人類潛力的光輝典範，無數人模仿著他們的技巧和方法，期待實現自身能力的提升。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會上，美國跳遠選手鮑勃·比蒙加速助跑，然後高高躍起衝向沙坑。在那場盛事的影像記錄中，鮑勃挺起胸膛，像巨鳥般飛在空中，落地時雙腳向前，就像抓住了地面一樣穩定。最終鮑勃以超越世界紀錄兩英尺的成績震驚了現場觀眾，讓其他選手的表現都黯然失色。那一跳不僅像觀察員所說的“超越了信仰”，也超越了現場儀器所能測量的極限，被稱為“世紀之躍”。這之後，運動員和科學家們立刻著手研究世紀之躍的奧秘，他們想知道鮑勃是如何做到的，以及怎樣才能超越這項紀錄。然而，直到23年之後這項紀錄才被打破。

可是，當類似的事情發生在醫學領域時（比如一個被醫療系統宣判了死刑的人突然好轉），我們卻認為這讓人尷尬，好像這樣的案例會成為醫療系統的潛在威脅，而不是帶來啟發。幸運、個例，我們給它貼上重重標籤後，便不再去尋求更多解釋。

縱觀歷史，人類對於疾病產生的原因有過很多猜測與探索。幾百年前，大部分文化還將疾病歸因於神靈之力：要麼是上帝的意志，要麼是惡靈的詛咒。

如果生活在古埃及，你可能會隨身佩戴護身符，一是為了得到神靈庇護以抵禦疾病，二來還能用它在割傷或刮傷處塗抹蜂蜜這種天然抗生素。如果你病得很重，醫生會建議催吐，當時的理論是，人體由縱橫的通路組成，通路堵塞可能造成疾病，而催吐能夠清理淤堵。

如果出生在古希臘，你也許會堅信人體是由各種元素組成的，它們之間互相平衡，而疾病則意味著失衡。生病時，你可能會走進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廟，接受淨化、夢療和醫學護理，醫生會在醫神的注視下，為你施加物理和精神的混合療法。

雖然許多古代文明的醫療實踐都嚴重依賴魔法、宗教和迷信，但它們也有閃光之處：深入的解剖學知識，從觀察、試驗和錯誤中得到的健康理論，依賴草藥、經得起重複驗證的疾病和外傷療法，這些都是現代醫學的早期體現。但疾病的根源隱藏在暗處，長期困擾著我們。疾病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它會發生於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在依賴放血療法和占星術的年代，人們就逐漸發現，許多疾病都是由髒水和穢物引起的，保持身體、城市和水源的清潔很重要——儘管當時他們並不十分理解原因。

公元前36年，羅馬學者馬庫斯·特倫蒂烏斯·瓦羅出版了《論農業》一書，這是一本針對農民的實用指南。在關於家畜飼養的章節中，他提出要避免在沼澤附近飼養牲畜，因為“某些肉眼看不見的微小動物會在那裡繁殖，這些微小動物能通過空氣傳播，從嘴和鼻子進入體內，引起難以消除的疾病”。這是一個有趣的理論，但在當時沒能得到證明。

意大利醫生吉羅拉莫·弗雷卡斯托羅於1546年出版了《論傳染性和傳染病》一書。在書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理論：微小、繁殖迅速的致病生物通過接觸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或者隨風傳播。他的理論在當時很受歡迎，但同樣因為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的支持而漸漸衰落，最後幾乎沒人記得。後來，是法國科學家路易斯·巴斯德在19世紀60年代明確證實了細菌學說。他提出的消除病原體的方法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巴氏滅菌法。這一理論的確是醫學的巨大飛躍，但它也使我們陷入了某種關於健康和疾病的思維定式，鑽進了“殺死病原體”的牛角尖。或許，正是因為我們過分專注這一思路，才錯過了通向健康的重要途徑。

我們的醫療教育體系教導醫生不要關注患者的故事和個人生活，從而更好地洞悉患者身上關於特定疾病的症狀。我們被病理學所侷限，把目光聚焦於缺陷與病態，而非每個人正確、優秀和特別的行為，因此，結局常常和我們的期望背道而馳。我們治療疾病，而非治療患者，所以不免管中窺豹，忽略了那些蘊藏在患者生活中、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恢復健康的豐富線索和啟示。我們關注病症，而非疾病的根本原因，對症下藥卻不嘗試解決更長遠的難題，忘記了讓患者恢復免疫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性。我們把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截然分開，而非嘗試理解和接納二者之間的聯繫，但是大部分疾病往往與這二者同時相關。

最終，因為不符合“唯一病因，唯一療法”的治療範式，我們不再考慮那些不同尋常的痊癒經歷。憑經驗，我敢說大部分專業醫療人員都曾遇到自發緩解的案例，但因為不知道應該如何看待它們，也無法將其納入自己的知識體系，於是便選擇把這些故事埋進記憶裡，假裝將它們遺忘，頂多在深夜的護士站喝咖啡時，或沉浸在自己的思維世界裡時才會偶爾想起。我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些故事，也因為懼怕業內同行的嘲笑而避免談及，更不會讓患有同樣疾病的人嘗試相同的治療方式。因為我們不想帶來“虛假的希望”。

***

我在十七年前第一次見證了這樣的康復。那時，我剛剛完成住院醫師的實習，開始了精神科醫生的職業生涯。我接受了麥克萊恩醫院（美國最古老、最負盛名的精神病學研究機構之一）和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雙重任命，還開著一家小型私人診所，既當醫生又做教授，壓力很大。

正是在那時我認識了尼基，一位腫瘤科護士，在馬路另一頭的麻省總醫院工作。她已經被診斷為胰腺癌，不知該如何把這個壞消息告訴已經成年的兒子，便帶著他一起來做心理諮詢，想從我這裡得到幫助。

不久之後，尼基告訴我她從麻省總醫院無限期休假了。她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太快，人總是很疲憊，無法正常進食，體重也在降低，已經不能再繼續工作。尼基計劃飛往巴西，去一個叫作阿巴迪亞尼亞的邊遠小鎮待一段時間。

尼基離開之後大約兩個星期，我辦公室的電話響了，是她從巴西打過來的。

“你得過來一趟。”她說，“我在恢復，你都不敢相信我看見了什麼。”

尼基一連幾個月通過電話和郵件聯繫我，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都是她在巴西看到的康復案例。但我還是沒有去巴西。醫院很忙，我要上課，而且我並不相信她的話。我把這一切都歸結為可以解釋的現象：暫時好轉，錯誤診斷，不經治療也能恢復的症狀。

尼基回來的時候看上去確實好多了，健康狀況顯著改善，她又開始享受生活，享用牛排（她最喜歡的食物之一）和沙拉，在巴西的那段時光拯救了她。尼基告訴我她重新獲得了愛與被愛的能力，曾經困擾她的情緒控制問題也已經消失不見。她覺得自己精力充沛，內心快樂，與離開之前相比，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提升。但遺憾的是，尼基的故事並沒有克萊爾那樣的結局。坦率地講，大多數故事的結局並不圓滿。尼基的胰腺癌最終復發，不到一年她就去世了。但是在去世之前，尼基再次催促我去調查在巴西發生的事。

我在專業的學術期刊上讀到，自發緩解的真實發生率極低，每10萬例病例中大約只會存在1例。這一統計在許多論文中被一遍又一遍地引用，每次都被描繪為絕對真理，所以我決定追溯一下它的來源。最終我發現，這個數字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卻被當成了客觀事實，在很多文章中反覆出現。

我繼續深挖下去，尋找發生在過去和現在的自發緩解案例，最終得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過去的百年間，關於自發緩解的報道在絕對數量和出現頻率上都呈現緩慢增長態勢。我在公開演講中也提過自發緩解和它可能帶給醫生的啟示。有一次，我詢問在座的醫生，他們中有多少人見過從醫學角度出發完全解釋不了的痊癒，很多聽眾都舉起了手；我又問他們中有多少人把這樣的病例觀察記錄下來並公之於眾，所有舉起的手又都放下了。

我們難以窺見自發緩解的全貌，並不是因為它罕見，而是我們懼怕周圍人的眼光。有多少案例是由於我們擔心專業同行的嘲笑而從未見諸醫學文獻？作為麥克萊恩醫院的新醫務主任，我能敏銳地感受到這種矛盾。

我不願公開自己的觀察發現或尋求醫學界同仁的支持，但是每天，無論在醫院、精神科診所還是急診室，我都會發現有些患者面臨的問題與那些自發緩解的案例漸漸吻合重疊。每一天我都會見到患有癌症、糖尿病、心臟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肺部疾病的患者，他們得的都是致死率排名最靠前的疾病，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些疾病中的大部分都與生活方式關係重大。我也漸漸相信，如果我的病人願意去嘗試經歷過自發緩解的患者所採用的應對策略，哪怕有所保留地嘗試，他們的健康也一定會有所改善，進而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都會逐步提高。但是行業內教條主義根深蒂固，想要動搖它阻礙重重。

我成長在美國中西部的遼闊天空下，童年在印第安納州鄉下的一座小型家庭農場裡度過，那裡有一望無垠的玉米地和大豆田。我的父母都是阿米什人，那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特殊族群。阿米什人推崇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摒棄任何現代化的電器。父母在我兩歲時離開了阿米什人的社區，卻依然奉行其理念：飼養牲畜，種植糧食，包括肉和小麥粉在內的大部分食物都自給自足；母親為我們手工縫製衣服；電視、收音機等大多數現代化設施和相關活動都被視為應儘量遠離和躲避的東西。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孤立隔絕的世界，我在其中生活得很艱難，所以一得到機會我就逃走了。我考入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後來又進入哈佛大學進行住院醫師培訓。我至今仍然記得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開的感覺，好像一扇一直緊閉的門終於打開，各種可能性出現在眼前。

曾有一位老師告訴我，問題和答案一樣重要。他說，不一定要以得到絕對答案為目標，而應該提高發問的質量，因為問題的質量決定了答案的質量。於是我相信，問題是引導人前進的光束，如果能提出好問題，那麼人就可以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但醫學世界有著截然不同的邏輯體系，和我期待的完全不同，這種落差感像鞭子一般時刻抽打著我。我仍然記得第一次被“鞭打”的時候身在何處：那是一個空蕩蕩的圓形劇場教室的前排，在教授結束當天的課程後，我追著讓他答疑解惑。

“把材料都背下來就行了，”教授說，“別問那麼多問題。”

“別問那麼多問題，別問那麼多問題，別問那麼多問題……”我在醫學院生涯中不知聽到過多少次。當然，為了夯實成為醫生所需的知識基礎，醫學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背誦材料。但是對我而言，這句話與貫穿我成長的令人不適的理念遙相呼應：永遠不要質疑權威信條。

推崇教條背誦，缺乏質疑的自由，這讓一些醫生只知道埋頭做事，從而維持醫學體系航船的平穩運行。誠然，這個體系讓我們取得了許多科技上的驚人成就，但它也讓不少患者錯失康復的重要機會，辜負了他們的期待。我自己也數次經歷了這樣的時刻：本可以改變某個人的命運，卻與機會擦肩而過。但現在，我已經準備好循著線索一路追蹤，抵達現代科學能夠解答的邊界，然後盡我所能，把這個邊界推得更遠一些。

對自發緩解的研究沒有臨床試驗，也沒有雙盲試驗——這些都是醫學體系使用的金標準。目前，我們還不能通過控制變量的方法研究自發緩解病例，在絕症患者身上檢驗這一理論也並不人道，所以遵循這些金標準不太現實。為了研究自發緩解，我們必須成為人類學家、偵探和臨床研究人員，通過閱讀醫療記錄，結合當前的科學知識拼湊出最後的路線圖。

這本書記錄了我的嘗試歷程。

***

我從2003年開始研讀絕症倖存者的病歷報告，並對他們中的許多人進行過訪談。漸漸地，我發覺了暗含其中的規律，也不再驚訝於這些疾病的“意外”消失。我曾看著患者在我負責治療時出人意料地好轉，也曾多次與疑慮鬥爭。我並不主張患者們停止服藥或者拒絕醫學干預。我們發展出的藥典和醫療技術具有其先進性和必要性，許多情況下都能起到救命的作用。同時，從這本書的講述中你會發現，許多自發緩解的案例與相關領域內頂級醫療專家的不懈堅持和努力密不可分。這些案例告訴我們的是，有時候僅僅進行醫療干預並不足夠，醫療干預中並沒有關於治癒的全部答案。

經過親身調查，結合患者治療實踐，我逐漸意識到，除了日復一日地對症用藥之外，我們必須挖得更深一些，對疾病的源頭刨根問底。症狀治療在短期內十分必要，這也是人文關懷的一部分，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更應該治療疾病的根源，而根源往往並不顯而易見。

自發緩解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了解這些根源的難得機會，我們有責任去研究這些案例，並從中學習可以學到的一切。然後，我們就能把這些案例中的經驗知識與現代醫學工具結合起來，轉化為慢性病和絕症的治療方法。

這本書重現了我多年來的自發緩解研究之旅。

在本書的前半部分，我會介紹這項研究的基礎，也就是影響健康的基本要素。在自發緩解案例中，預期疾病進程被徹底扭轉，對其原因的合理推測就是免疫系統和影響免疫系統的諸多因素——飲食、生活方式、精神壓力。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絕症倖存者在免疫系統方面實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卻往往會被常規醫療忽略。到底發生了什麼？又是怎麼發生的？是時候進行更深入的探究了。最終，我不僅發現了這些變化在治療方面的驚人功效，還更進一步發現了錯綜複雜的身心聯繫。

心理與身體之間的溝通感應可能對徹底治癒具有巨大的潛在影響。這並不使我驚訝，即使主流醫學也承認我們的壓力水平和思維方式會影響身體健康。但出乎意料的是，這種身心聯繫的深度遠遠超過我接受的醫學培訓讓我具備的理解範圍。在本書的後半部分，我將講述思想、信心，乃至我們最基礎、常常被忽略的自我感覺如何通過與身體相互作用實現徹底治癒。我真正追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是人的內在自我決定了身體的康復能力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也具有很大啟發性。

許多絕症倖存者在我尋找答案時向我開放了病歷，分享了他們的生活。這本書將深入講述他們的故事。我儘可能捕捉了每個故事的獨特性，因為我相信自發緩解的秘密不僅存在於這些倖存者的共同點中，也存在於他們的差異中。正如著名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所說：“最個性的東西就是最共性的。”

這些案例表明，身體渴盼痊癒，而我們需要為之創造生理和心理上適宜的環境作為康復的基礎。想要創造這個條件，我們已經學到的還遠遠不夠。我的目標是把自己的學習歷程分享給讀者，在書中，我會帶讀者一一研讀這些案例，探索開創性的身心聯繫新學科，一起走過被這些案例點亮的康復之路。最終，這條路引領我找到了新醫學模式的基礎——我稱之為健康的“四大支柱”：調節免疫系統，平衡營養結構，改善壓力應對，修復自我認同。

這是一個起步不久的研究領域，顯然，我也沒有全部答案。但我確實有一些初步想法，它們讓我在探尋這個領域的路上越走越遠。通常，我們會給無法解釋的東西貼上“個例”的標籤，但即使個例也有其發生的原因，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罷了。掀開蓋子，去窺探那些以前無法解釋的現象，它們的發生機理可能像鐘錶齒輪一樣複雜精妙，這在我看來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許多年前，我對自己發誓，除非有絕對值得講述的東西，否則不會動筆。19世紀的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曾描寫過個體如何在現代社會的喧囂聒噪中生活。與其他哲學家相反，他不想成為廣場上七嘴八舌發表觀點的聲音之一，也不想成為其中最響亮的聲音，他選擇從廣場上搬走一些干擾物，以便讀者可以自行發現他們所需要的真相，並重新開始生活。

我希望這本書也能起到同樣的效果。我認為現代醫學迫切需要討論這些自發緩解的病例，因此才選擇發表自己的看法。在這本書中你將看到，對於如何實現健康、積極的人生，我們並非一無所知。但你也會看到，我們選擇性遺忘了這些知識。重新掌握這些知識的唯一方法是消除內在和外在的雜音、摒棄這樣那樣的觀點，重新迴歸那些更根本、更原初和更真實的事物——然後我們就會發現，這些知識深埋在我們每個人心底，光芒從未熄滅。

這是一個全新且會在未來幾十年內快速變化的科學領域。考慮到截至目前的重要發現及它可能給數百萬人帶來的希望，我必須將它廣而告之。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那些慢性病甚至是絕症患者，或那些愛著他們的人，或那些只是想擁有更健康、更精彩人生的人們。

現代醫學通常會為患者描述當下的病情和未來的生活狀況，卻不會幫助他們瞭解什麼可能發生，或者什麼可以發生。無論被診斷出的是糖尿病、心臟病、抑鬱症、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還是其他疾病，現代醫學可能都無法提供實現真正治癒所需的希望與工具。我們需要將這些自發緩解的案例放在手術檯上進行剖析學習，從而點亮存在於每個人體內的生命之光。

***

一如生病前的設想，克萊爾現在居住在夏威夷。

“得到診斷之後，我以為我沒機會來了。但一切的時間都剛剛好。”她說。

克萊爾的女兒和女婿都是音樂人，克萊爾和丈夫現在與他們一起住在瓦胡島。晚上，她常常坐在夏威夷式露臺上看風景，映入眼簾的是火奴魯魯的燈光和隨著天氣不停變化的天空。最近，一場颶風剛拜訪過。天氣預報曾顯示這場颶風會給夏威夷帶來嚴重的威脅，但後來的情況沒有預想的那麼糟糕。我覺得，那個曾經幾乎毀了克萊爾的癌症也像這場颶風一樣。

“我們這邊颳了點風，其實還好。”克萊爾這樣對我講起最近的這場風暴，“我們很幸運，和它擦肩而過了。”

如何與颶風擦肩而過？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這本書也並不能提供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法。我在書裡記述了探索自發緩解之謎的漫長旅程，保持健康活力的秘密可能也在其中。這一路困難重重，每當我搬起一塊石頭想要尋找解釋時，眼前都會出現另一個問題。每當偶然發現一個看似很明顯的“答案”時，我都必須提醒自己，我的目標不是得出結論，而是提高問題的質量。

第一章　走進“不可能”

我相信，在對自然的研究中，固執地認為某種現象不會發生，遠比虛假信息所帶來的傷害要大。

——威廉·詹姆斯，美國哲學家、心理學家

我人生中第一場獨立完成的手術是腿部截肢。

那是凌晨兩點，我已經等了好幾個小時。護士們把我叫進手術室，簡要介紹了病人的情況：那位患糖尿病的老先生因為左腿劇痛來到醫院，小腿和腳掌上有好幾個壞疽性傷口。像這樣沒有得到妥善治療的晚期糖尿病可能減緩四肢末端的血流速度，引起很嚴重的循環問題。當這位患者在深夜趕到急診室的時候，他的組織損傷已經非常嚴重，還伴隨著相當危險的感染。總之，那條腿保不住了。

按照規定，我花了五分鐘的時間“刷手”——從每一個指縫一直清洗到了手肘。我舉起手臂晾乾，然後倒退著穿過門進入手術室的通過間。手術技術員幫我穿上手術服，戴上口罩，接著抬手給我戴帽子——可是沒戴上。我長得挺高的。她踮起腳尖，而我正想蹲下一點，我們都笑了。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緊張。作為一個剛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實習醫生，這是我第一次負責一場手術。

隨著第一刀的落下，我的焦慮消失了。手術刀在腿上利落地滑過，劃出一道又深又細的線。冥想般的平靜掠過我的全身，那是一種全神貫注的感覺。我來回劃動手術刀，不時在出血部位燒灼止血好保持手術部位視野清晰，全然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我永遠也忘不了那種被燒焦的肉的氣味，以及切開脛骨時骨鋸發出的聲響。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在農場上用過的鏈鋸，但那聲音有著粗糙、沙礫般的質感，而這聲音更精巧、更細膩，也更讓人毛骨悚然。這一刻對我來說有點超現實——這個穿著手術服、戴著手術口罩的人竟然是我。我會出現在這裡，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

我上學的時候安靜得過分，高中時還被票選為班級裡“最靦腆的人”。17歲時，我申請了醫院裡護理員的兼職工作。我常年在農場搬運成捆的乾草、成桶的水或穀粒，所以長得又高又壯，把一個成年人抬上轉移床或輪椅對我來說十分輕鬆。

護理員的工作讓我得以窺見人生歷程的全貌。我護送出院的母親與她們臂彎裡新生的嬰孩，將他們從醫院一直推到路邊；我攙扶病人坐上便盆，再把排洩物清理乾淨；我收集待洗的衣物用品，清理複雜手術後地面上留下的血跡；我看著一個孩子因為癌症失去了頭髮，在幾個月之後，又頂著新長出來的絨發走出了醫院，小小的拳頭中攥著一束氣球；我給病人翻身，把他們抱在懷裡，方便護士給他們擦洗或者包紮；我把人們推進停屍房，一床白布會被拉起來，蓋上他們的臉。

我比醫生們還了解護士。她們終日圍繞在病床邊，教我如何抽血，或者如何連接導線進行心電圖檢查。

“還挺有模有樣的，你應該去當醫生。”護士們說。

這是個醍醐灌頂的想法。它像一顆種子落在我腦海肥沃的土壤裡，發芽、成長。在這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的未來會有這樣的可能。

當年做兼職時，我在外科醫生結束手術、將口罩和帽子摘下胡亂扔在地上之後，將患者從手術室運走。而此刻，我自己站在手術室裡，扮演那些外科醫生的角色。

截肢的時候需要在骨頭邊緣留下足夠的肌肉，好讓那一截殘肢將來能夠貼合無痛地穿進假肢裡。用一根又長又彎的針頭進行縫合時，我努力塑造了這樣一個理想的肢體，但是我懷疑這位患者還是沒有辦法用假肢從輪椅上站起來。手術很順利，可我依然有些擔心。他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他大半輩子一直在服用的胰島素漸漸失效了，身體機能也開始衰退，左腿已經出了問題，接下來就會輪到右腿或手臂。我想，早在這場手術之前，醫生們是不是可以做些什麼，讓這一切從開始就不會發生。

選擇學醫時我以為行醫可以幫助他人。我想象著自己能讓患病的人們過上更健康的生活，也就是更好的生活。但作為臨床醫生，我們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也太遲了。我看著同事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從一個病人衝向一個病人，疲於奔命卻收效甚微。這並不是因為消極怠工或不願奉獻，只是我們往往只關注故事的局部，而忽略了它的全貌，僅僅治療症狀，而不解決根本問題。我每天都能看到患上各樣疾病的人們，他們需要的是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案。

許多年之後，我仍然在想著這位老先生——我的第一個外科病人。早在進入手術室之前他就患上了糖尿病，這種疾病讓他的健康陷入了無法恢復的低谷。而我在思考，那些口耳相傳卻鮮有人探索的自發緩解病例是否暗藏著我們所需要的線索，讓我們能在為時已晚之前幫助像他這樣的人。

解剖“不可能”

2003年，我去了趟巴西。走下飛機的時候，空氣像洗澡水一樣又熱又滑。那時是三月，南半球夏季的末尾，太陽直直照進我的骨頭裡，出發時波士頓的凜冬留在我身上的寒意開始消退。我想，也許這次旅行並不是一個壞主意，但仍然心有疑慮。

決定前往巴西的康復中心尋找資料時，我以為只需要去上一個星期，進行簡單的調查，就能得出答案。我相信只要輕輕剮蹭，“奇蹟康復”的閃亮外衣就會脫落，暴露隱藏其下的真相。我準備讓速戰速決的旅行解決我良心的困擾，然後繼續原來的生活和工作，不用再操心這些故事的真實性。

在這之前的一年裡，我不斷聽到從絕症中突然恢復的故事，不止來自巴西，也來自其他地方。我接到全國各地的來電，人們迫不及待地分享著他們的康復經歷。有些故事乍聽上去難以置信，但講述者們出奇地坦率，他們會詳細寫下自己的經歷，然後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我。郵件附件裡是他們的X光片、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MRI）掃描結果，以及角落裡有醫生筆跡的醫療記錄。

有些案例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或者在我看來最初的診斷就比較模糊。有些時間窗口太短，可能只是迴光返照。還有一些患者是在自欺欺人，病情其實正在惡化，但他們認為自己在康復。我理解這種對痊癒的渴望，它過於強烈，最終讓一些人騙過了自己。

這些故事乍一看確實吸引人——腫瘤像冰塊一樣融化了，癱瘓的人站起來開始行走，絕症患者在本應死去的多年之後還健康地生活著。但它們只是故事而已，沒有證據。當人們通過電話或者郵件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我會傾聽，僅此而已。行政、臨床和教學任務的重擔像山一樣壓在我身上，我沒有時間進行這種無意義的探索，去尋找一種難以定義的現象、一場海市蜃樓、一個不老泉的傳說。

我是冒著斷送職業生涯和聲譽的風險來到巴西的。我擔心最終找不到絲毫實際證據來支持任何一個自發緩解故事的真實性，但面對幾乎完全未經探索的開創性研究領域，我有些動心。有些案例有確診和症狀緩解的切實證據，讓人難以駁斥。我看著這些病例，努力想要找到一個解釋。如果有些現代醫學拒絕承認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我該怎麼辦？

當意識到自發緩解發生概率的文獻數據和真實情況出入巨大時，我便加快了研究進度。每個夜晚，完成了夜間查房後，我就坐在計算機前，在醫學數據庫的搜索欄中輸入“自發緩解”，點開不同的期刊，從中尋找蛛絲馬跡。

我發現的案例數量著實令人震驚。從絕症中自發緩解的例子不在少數，只不過被當作“個例”。人們在討論疾病進展和選擇治療方案時往往不會提到它們，收集彙總數據時，看起來像小概率事件或者數據誤差的自發緩解案例也會在計算平均值時像水滴進入大海般消失不見。我們的醫學建立在大量數據的平均結果之上，建立在一般性和普遍做法之上。但是當我專門去搜索自發緩解的病例時，它們出現在我翻過的每一塊石頭下面。一直以來，它們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很久以前，當我決定放棄與世隔離的鄉村生活、繼續接受高等教育時，我曾起誓要追隨真理，無論它將引領我到達何處。是時候追問現代醫學沒有提出的問題了：為什麼會出現自發緩解？即使調查將揭示一切自發緩解都是故弄玄虛，我仍有責任追問下去。我總是想起那位老師的話——問題的質量決定了答案的質量。如果我們從未提問，又將如何得到答案呢？

機場距離我將拜訪的第一個康復中心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出租車駛向巴西利亞郊外，視野開闊起來，起伏的綠色山丘映入眼簾。我試圖通過欣賞美景來分散注意力，但腦海裡充滿了疑問和困惑。這會是一次錯誤的行動嗎？我必須牢記要保持開放的心態。我準備好開始提問了，希望這些問題能為我指引接下來的方向。

康復中心藏在巴西鄉下的小鎮上。在這裡，巴西人精神信仰的痕跡隨處可見。這種信仰十分深厚，與我習慣的文化截然不同。在這個信仰體系中，療愈者會與另一塊大地進行溝通，從那裡輸入精神與能量。我這次旅行的重點是阿巴迪亞尼亞一所叫作伊納西奧·洛約拉之家的康復中心，這也是尼基催我來調查的地方。這裡不止吸引了巴西的患者，還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我聽說了這家康復中心的許多案例，其中的不少案例都勾起了我深入研究的興趣。

到達後，我環顧了康復中心的環境。這是一棟被綠色田園環繞的露天別墅，室外花園縱橫著曲折的小徑，長椅掩映在巴西黑黃檀的樹蔭之下。顯然，來到這樣一個遠離日常生活、沒有壓力與焦慮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講確實可以讓身體和精神產生變化，幫助患者積蓄能量來應對自身的異常與疾病。我甚至也感覺煩惱開始離去，從波士頓帶來的壓力和焦慮在阿巴迪亞尼亞的暖陽輕風下蒸發不見。但是，休假並不能治癒絕症。如果我聽說的案例是真實的，這背後一定還有其他隱情。

當我遇見約翰·特謝拉·德·法里亞時，他正坐在一把寬大的椅子上，面對著摩肩接踵的冥想者。法里亞有一頭稀疏的深色頭髮，戴著眼鏡，全身白衣。人們排著長隊從他身旁經過，在那短暫的幾秒鐘之內得到診斷結果和處方，然後又重新回到冥想者的隊伍裡。我與法里亞握手的時候就明確地意識到，有些人會認為他是能給人帶來療愈的醫者，也一定會有人說他是個騙子。

我有理由對法里亞保持懷疑。我知道他聲稱在進行“精神手術”，儘管治療過程是完全免費的（每天的午餐也是），但康復中心還是在通過售賣獨門複方草藥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來盈利。每當有人將痊癒歸因於特定的人或地點時，我便會警覺起來。數百年前，人們聲稱法國盧爾德的聖水有治療功效，但是專門小組進行調查時無法找到聖水和康復之間任何具有統計意義的聯繫。如果是我去調查盧爾德的傳言，我會將注意力放在痊癒的患者身上，而不是泉水上面。同樣，在阿巴迪亞尼亞，我對這裡的患者最感興趣——這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中出現過很多自發緩解案例。

私下裡，我為自己設定了底線：只有一個案例難以用現在的科學理論解釋，卻又存在明確的醫學證據，我才會繼續跟進。

胡安是我最早接觸的那批患者之一，他已經80歲高齡，每年都會與家人一起造訪康復中心。胡安是個農民，來自巴西另一側的農村，靠種植大豆為生。他的手曬得黢黑，像木頭一樣幹皴，這是多年室外工作留下的痕跡。幾十年前，胡安被確診為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這是一種發展迅速的致命腦癌，無法被治癒，只能採取姑息治療，目的是讓患者不太難受，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稍微爭取一點時間。患者很難倖存，確診後的五年生存率只有2%到5%。然而數十年過去了，胡安正坐在我對面，以他的年齡來說驚人地健康，周身散發著寧靜睿智的從容氣息。

我問胡安，在他看來是什麼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幫助他實現了痊癒。他聳了聳肩，攤開手掌：誰知道呢？胡安說他得到診斷後便開始造訪這家康復中心，並且之後每年都會來這裡冥想打坐。他認為這是一年一度的身體維護，就像給機器換油一樣。

“確診後，你的生活有什麼變化嗎？”我問胡安。他想了一會兒，然後搖了搖頭說“不知道”。他不認為有什麼變化。

交談時胡安的妻子一直坐在他身旁。聽到這裡，她突然開始哭泣。我們吃驚地轉過頭去，只聽她說：“一切都變了。”

確診前，胡安很少花時間陪伴妻兒。胡安的妻子這樣描述丈夫之前的生活：要麼在外面幹活，要麼在喝酒，要麼不知道在哪裡。胡安跟妻子之間的氣氛很緊張，時不時會有爭執。對妻子而言，胡安就像一艘在海上獨自漂泊的小船。

自從被診斷出患有癌症、被死亡緊緊盯上，胡安的生活重心完全改變了。一夜之間，他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胡安的妻子說：“他回家了，現在和我們親密多了。”

在一場又一場對話中，我一次又一次聽到這樣的描述：一切都變了。來到阿巴迪亞尼亞的人們並非坐等痊癒，他們其實改變了生命中最根本的東西，改變了與世界相處的方式，甚至改變了自己。他們辭退工作，修補婚姻；他們重新拾起已經放棄的夢想，奮力追尋；他們重新規劃自己的時間，改變生活的重心……他們來到這家康復中心，希望得到指引，接近更深層次的某種東西，並相信這可以帶來治癒。有時，這種改變似乎真的奏效了。我認真檢查了一些腫瘤患者的MRI結果，那都是能夠致人死亡、也無法通過手術移除的腫瘤。接著，我又檢查了後來腫瘤減小、消失的MRI結果，試圖弄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當然，事情不會那麼簡單。

出發前，我仔細閱讀了所有能找到的有關這家康復中心的資料。多個經過認證的消息來源聲稱這家康復中心的治癒率高達90%至95%。95%！如果這是真的，那著實令人震驚。有報道稱巴西的一些研究能夠支持這一統計，然而語言障礙增加了信息追蹤的難度，我沒能找到這些研究。後來我發現了其中的一兩項研究，但只有最原始的葡萄牙語版本，幾乎沒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通過一週的密集調查（與患者面談，篩查醫療記錄，搜索醫療數據庫以查找也許會有幫助的研究），我確定這裡的治癒率遠沒有達到它所聲稱的95%。的確，許多人造訪這裡後感覺自己好轉了，似乎屬於真正的病情緩解。但是當我撕開表象，真實的故事開始浮出水面，與我最初的預料基本一致。

有些人確實經歷過症狀的明顯緩解，可隨後疾病又復發了。有些人痊癒了，可他們同時也在嘗試其他主流療法。痊癒的人認為是康復中心讓他們恢復健康，但這一說法完全無法被證實或證偽。還有些人狀況有所好轉，生活質量確實改善了，我很高興聽到這些消息，但無法將這些病例歸為明確的自發緩解案例。最令人心痛的還是那些堅信自己已經康復、但所有醫學證據均指向相反結論的患者。就像飛機失去引擎後依然會滑行一樣，信念能夠帶領他們前進一段距離，但解決不了問題。患者渴盼痊癒，可疾病仍然存在於體內，很快飛機就會墜毀。

告知一個人我不能採信他的案例是一件棘手的事。那些案例十分鮮活，就來自坐在我對面的真實的人，來自深切地想要相信自己已經好轉的人。聽他人描述身體感受、體驗重病像潮水般從身體中退去的感覺，與檢查患者腫瘤負荷打印結果大不相同——MRI只是冷冰冰的黑白掃描圖，可能屬於任何一個人。

起初，想要區分真實和無意義的故事並不容易。有時，我跟蹤了一些有希望的線索，最後卻什麼也沒有發現。也有時，我覺得一些案例過於牽強，卻在幾個月之後看到了支持案例的醫療記錄，不得不重新回頭。我記下一場又一場談話，一次又一次比對人們講述的故事和醫療文檔。有些案例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們有著確鑿的書面診斷和後續完全康復的書面記錄。這些時隔數週、數月甚至數年的康復記錄通常由困惑而訝異的醫生和專業技術人員寫下，真正的自發緩解案例開始從黑暗中顯現，閃耀著鑽石一般的光芒。

馬修，被活檢證實患上了一種很嚴重的腦瘤。他去了巴西，在那裡待了幾個星期，又待了幾個月，接著戀愛了。他的腫瘤消失了，大腦裡原來是腫瘤的位置只留下了一個很小的疤痕——這本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結果。簡，她的紅斑狼瘡已經到了晚期，來到巴西時處於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邊緣，當時陪同她的醫生確信她無法活著完成這趟旅行；如今，她身體健康，容光煥發地坐在我面前，眼睛裡洋溢著笑容。林恩說她的乳腺癌被治癒了。山姆描述了他脊椎上的腫瘤消失的全過程……

這些匪夷所思的痊癒案例陸續浮出了水面。雖然遠遠沒達到95%，但數字也遠超現代醫學所能解釋的範圍，足以使我相信巴西的康復中心的確在創造歷史。我不能將其歸納為莫名其妙的“奇蹟”，因為我們一直在努力攻克未解之謎，用理性詮釋奇蹟，讓它走下神壇。作為醫生，我即使不知道某些藥物如何發揮作用，也會選擇用它們治病，而非求助於奇蹟。許多在我們看來稀鬆平常的技術產物（比如手機、收音機、電視等）會被過去的人當作奇蹟。想象一下，一個生活在17世紀的人抬起頭，看到一架巨大的噴氣式客機——一大塊重達百萬磅的金屬在空中呼嘯而過，他的內心會有什麼想法？他一定在想：這不可能，這簡直是奇蹟。但是，現在我們知道了伯努利原理，造出的飛機能夠安全地完成日復一日的飛行。客觀地說，隨著科技的進步，今天的奇蹟將成為明天的尋常。

在巴西的時間過得飛快，一星期好像剛剛開始就結束了。我把裝滿文件和筆記的旅行包甩到肩膀上，在走向出租車時最後一次環顧四周。一隻雞在馬路對面悠閒地尋找玉米粒，一頭驢奮力拉著車，旁邊是乾癟的趕驢人。我將要帶著更多的問題和更少的答案離開這個我不瞭解的世界，回到那個一星期前我以為自己瞭解、現在卻發覺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瞭解的世界。這裡人們對健康和治癒的本質以及身體和心理的關係有著獨特的看法，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我處在一個謎團的邊緣，我既被它吸引，又畏懼可能的發現。

在回家的飛機上，我翻看筆記，試圖理順看到和聽到的全部信息。我相信那裡確實發生了什麼，但拼圖還缺失太多重要的部分，我還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巴西發現的線索沒有一條能讓我相信這一切歸根結底與療愈師有關，我甚至能推導出恰好相反的結論。我決定，不管有誰對這家康復中心多麼感興趣，只要他可能成為潛在的受害者，我就不會推薦他過去。電視和媒體聯繫我評論這家康復中心時，我也拒絕了。我不想鼓勵任何人去那裡，因為說不定就有人會受到傷害，或者被矇蔽欺騙。我不想為別人帶來任何風險。

然而，我決定繼續研究那些有趣的、有著明確痊癒結局的案例。我希望聚焦於患者自身的調整和變化，從中找到痊癒的內在根源。我認為，在這些本來不太合理，甚至根本不可能的康復中，治療師或醫生唯一的作用就是喚醒人體自身已經具備的能力，讓人體發揮出醫治自己的功效。因此，我必須儘快找到那些真正影響康復的因素，覺察到它們的存在，並親自喚醒它們。

我並不是要貶低優秀的治療師或醫生對患者的價值，恰恰相反，醫生會對患者產生深遠的影響，醫生的工作可能成為痊癒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但是通過學習思考這些沙中淘金般得到的自發緩解案例，我意識到外部因素並非痊癒發生的主要原因。一粒藥丸，一劑藥方，一場手術，或一位醫生的上帝之手，這些答案看起來簡單而清晰，要說它們掌握著患者康復的關鍵，似乎不會引起什麼質疑。但它們並沒有。是患者自身的什麼東西讓痊癒成為可能。

被歷史掩埋的線索

幾個月之後，為了準備一場演講，我開始翻閱舊課本和舊筆記，並偶然發現了其中的一個故事。我依稀記得這個故事在醫學院被提過幾次，但都只是簡單帶過——可能是病理學課本中這裡或那裡的一段，或教授講課時的順口評論。它就像歷史記載的腳註，永遠被人忽略。這次，我心裡惦記著自發緩解的問題，所以被這則花邊消息吸引住了。我把演講材料扔在一邊，開始從頭閱讀。

故事開始於1890年的秋天。當時，紐約紀念醫院一位年輕的外科醫生威廉·科利收治了一名新患者。這位同樣年輕的女患者名叫貝茜·達希爾，她已經被手上一個無法癒合的傷口困擾了好幾周。檢查室裡，貝茜向科利講述了受傷的全過程。暑期外出旅行時，在一趟搖晃的火車上，貝茜的手被擠在了兩個座位之間。剛開始的腫脹和疼痛並沒有引起她的擔心，但傷情一直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糟。科利對受傷部位進行了活檢，滿心期望會找到感染的跡象，然而，他發現了一種罕見且發展迅速的骨腫瘤——肉瘤。

當時，治療這種腫瘤的唯一方法就是截肢。貝茜吸入了帶點甜味的低劑量氯仿麻醉劑，科利把她的胳膊從肘部以下切除了。

但貝茜並沒有好轉。為時已晚，腫瘤已經擴散了。幾周後，科利在貝茜的右側乳房發現了一個杏仁大小的柔軟結節。第二天，它長大了一倍。與此同時，貝茜的左側乳房也出現了兩個結節。肉瘤在她全身迅速生長，從皮膚下膨脹而出，開始像高爾夫球一樣大，然後長成了葡萄柚大小。腹部觸診時，科利發現了一個“小孩子腦袋那麼大”的腫瘤。在確診幾個月後，1891年1月，貝茜去世了，那時她18歲。

貝茜·達希爾確實死於一種罕見的癌症，但由於類似的故事在那段時期並不罕見，所以這個案例本不會在醫學歷史中被提及。不過科利沒辦法輕易把這件事放下——貝茜還很年輕，卻這麼痛苦地死去，這讓科利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因此，科利沒有繼續接收下一個病人，而是開始研究治療過程中可以改進的地方。他仔細梳理查閱了醫院的歷史醫療記錄，發現了一個與貝茜幾乎一模一樣的病例，唯一的差別是：這位患者倖存了下來。

這兩個病例有什麼不同？倖存的患者是一位名叫施泰因的德國人，他在截肢手術的幾天之後出現了高熱，情況十分兇險；伴隨的感染（很可能是丹毒，一種由鏈球菌感染引起的皮膚炎症）幾乎要了他的命。但是，施泰因的免疫系統成功擊退了入侵的細菌，人也開始退熱。令人詫異的是，施泰因的肉瘤也在縮小。當感染消除的時候，腫瘤完全消失了。施泰因的醫生帶著困惑讓患者出院了。

通過與其他丹毒病例進行交叉比對，科利發現了更多類似的例子：患者在接受了腫瘤切除手術後被感染，開始發熱，然後出人意料地從癌症中痊癒了。科利注意到，路易斯·巴斯德等醫學先驅也曾提到過與丹毒相似的發現。科利開始懷疑，某些情況下，術後感染有助於患者的康復。他認為感染引發的免疫反應不僅能夠驅除入侵機體的細菌（這就是發熱的作用），還能刺激機體的免疫系統去攻擊腫瘤細胞。

為了檢驗這一理論，科利立即向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活鏈球菌。這名男患者的脖子上長了一個雞蛋大小的腫瘤，幾乎無法說話或吞嚥，其他治療方法全部失敗了，他大概只剩下幾星期的壽命。注射之後，男子發熱了，熱得很厲害。但是當他挺過感染後，科利眼睜睜地看著腫瘤溶解消失了。男子倖存了下來，出院回家的時候已經從癌症中痊癒。

這個故事蘊含著驚人的啟示——身體中對抗感染的自然過程不知怎麼也能夠破壞惡性腫瘤，讓它們液化溶解，最終被清理出身體，幾乎不留下一絲曾存在過的痕跡。

重讀科利醫生和貝茜·達希爾的故事，我被這個久遠之前的發現震撼了。它太具有前瞻性。如今被稱為“免疫療法之父”的科利發現了一些有關人體免疫功能的重要秘密，一條能讓免疫系統幫助我們對抗絕症的途徑。後來，他研發了一種死細菌混合物，並開始用這種混合物治療癌症。對於患者來說，死細菌更加安全，因為它們致病性更低，不太會讓患者由於病情過重而死亡。但是，人們很難接受將“壞”細菌引入體內的想法。

科利作為先驅者超越了他所在的時代。在他嘗試激發更強烈的免疫反應、促使身體做本就該做的事——清除癌細胞——的同時，歷史潮流卻向著抑制免疫反應的方向發展。當時，醫學界剛剛意識到藥物治療的魔力，很快就出現了對新免疫抑制劑和退熱藥的追捧。人們設計出各種藥物來抑制免疫系統、退熱並殺死癌細胞，放療最終也成了這個“抑制”工具包的一部分。這些新療法存在不良反應，會殺死許多健康細胞，但確實可以救命，因此我們接受了這種醫療模式，通過抑制免疫系統而非激活免疫系統來治療疾病，把科利的工作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裡。科利的思路是正確的，但他在一個錯誤的時間把正確的方法帶到了這個世界。

抑制免疫的療法非常重要。實踐已經證明，正是由於它的出現，現代醫學才挽救了大量生命。但我不禁在想，如果我們同時參考科利的思路——把自己的免疫系統打造成擊退絕症的秘密武器，我們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那些過去的故事教給我們的

後來在醫院值班或者準備各種演講的時候，我總是不自覺地從自發緩解的角度思考一切。它是怎麼發生的？讀醫學院時那些被習慣性忽略的老套內容，那些類似科利及其求索歷程的故事，不斷在我大腦中閃現。再遇到正在好轉的患者時，他們的言談議論也會牢牢吸引我的注意，與我記憶中那些巴西絕症倖存者的講述遙相呼應。

去巴西，揭穿康復中心的真面目，將它從待辦事項清單上刪掉，然後繼續原來的生活——我曾經是這樣設想的。然而，巴西之旅讓我迸發了新的熱情。我確定真的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我仍然不知道它們是怎麼發生的，但是直覺告訴我，近年來有關免疫系統及其影響因素的最新科學研究能夠給我們帶來醍醐灌頂的答案，或者至少一部分答案。

我們都知道，免疫系統是抵禦感冒病毒和其他病毒的最有效工具。我們感冒時，會一邊擤鼻涕或打噴嚏，一邊向朋友和同事解釋說自己太累了。一個人睡眠不足，或面臨很大的工作或生活壓力時，免疫系統就可能出現小紕漏，導致感冒病毒進入體內。如果睡眠充足或者壓力適當，病毒很可能會被免疫系統的堅實鎧甲阻擋在外。這是我們都能理解並接受的觀點。但是，當涉及困擾許多人的癌症、心臟病、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甚至絕症時，我們往往不會考慮自身免疫系統能夠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或者不能起到什麼作用。我們會立即求助於外界那些直接處理最嚴重症狀的干預方法，而不是聚焦自身，尋找內在病因。也許病因就是免疫系統——它出了點毛病，產生了慢性炎症，結果不僅無法有效地完成工作，還導致了免疫問題與其他疾病。儘管我們的醫療系統從某種程度上講還算優秀，可它提供的治療常常只是讓患者在疾病的泥潭中原地踏步。

科利的試驗表明，發熱就像重啟電腦一樣，有時可以重置人體免疫系統，讓它能夠“看到”並攻擊那些之前放任其生長的腫瘤。醫學院的學習以及多年的精神病學臨床實踐讓我見識了人們攝入體內的各種東西——從能吃的與不能吃的食物，到抽象的想法與感受——如何從根本上改變免疫功能。食物能影響免疫系統，它決定了身體和細胞能否攝取良好運轉所需的營養。密切接觸的環境會影響免疫系統，斯坦福大學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我們周圍的世界——從母親的子宮，到童年時代的家，再到當下的居住環境和工作場所，都比基因更能塑造和決定免疫功能。實際上，90%的慢性病不是基因導致的，而是環境中的致病因素導致的。應對壓力的方式也會影響免疫系統，我們很早就知道，慢性壓力會抑制免疫功能，而在心理神經免疫學領域（該學科旨在揭示大腦與免疫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一些開創性研究表明積極的情緒和幸福感可以提升免疫功能，改善人體健康狀況。

人們偶爾會從絕症中倖存。他們或許沒有接受醫療干預，或者接受了治療，然而最終“療效”遠遠好於治療的預期結果。在這些患有各種疾病的患者身上，不為人知卻又至關重要的轉變讓他們的免疫系統舉起了反抗的大旗，將矛頭對準了疾病。這一切發生的原因就是我需要關注的問題，而康復中心所謂的治癒是否真實合理其實並不重要。如果自發緩解現象確實發生了，哪怕極其偶然，只要清除表面的所有干擾——虛假的故事、主流醫學界的輕視以及對他人看法的顧忌，我就可以利用科學方法對其進行研究。

我對自發緩解的研究開始於提出更好的問題。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免疫功能的：為什麼它不是現代醫學更加優先考慮的事項？當慢性病或絕症患者來到我們醫生面前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沒有最先考慮免疫系統？

第二章　免疫細胞：天生殺手

對於科學研究來說，更重要的不是獲取新知識，而是發現思考問題的新思路。

——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英國物理學家

現代醫學好比高聳的懸崖下蜿蜒等候的救護車隊伍。等人們從懸崖上一步邁出，跌入谷底，救護車就會把這些摔得破破爛爛的身體運到醫院，讓醫生和護士用最新的技術和藥物把它們修復——這套流程已經相當成熟高效了。但其實，想要幫助這些人，真正有效的方法只有一個——在高處設置好“護欄”，也就是推廣那些從免疫系統出發的生活理念，讓人們擁有健康的生活狀態和生命活力，這樣在一開始就不會跌落懸崖。

我在這本書中記錄的案例將揭示這些絕症倖存者（可以稱他們為健康領域的“頂級大神”了）應對疾病的思路與方法，每一個人都可以從這些經驗中獲益。我從他們的故事中總結出的跨診斷要素能夠起到護欄的作用，不讓人們掉落懸崖。不僅如此，在熟練運用的前提下，這些要素也可以作為階梯，讓那些已經在懸崖腳下的人們再向上爬一段路，甚至像這些案例中的幸運兒一樣，重新回到懸崖頂上。

這話聽上去簡單，但想要一直停留在懸崖頂上並不容易，更不用說那些已經因為護欄缺失而跌落谷底的人了，重新回到山上將是一個更大的挑戰。當然，健康是有訣竅的，我們先來聊一聊新興的免疫療法吧。

人體自身就有抵禦疾病的能力。在飛速發展的免疫療法領域，醫生和研究人員正在努力突破人類對這一能力的理解極限。本質上，免疫療法是指通過操縱病人自身的免疫細胞來對抗疾病（通常是癌症）。紀念斯隆·凱特琳腫瘤中心的腫瘤學家和免疫療法創新者吉德·沃爾喬克曾說，自發緩解“要麼是神的干預，要麼是免疫系統的功勞”。

什麼是免疫系統？免疫系統對生存至關重要，我們卻只有在它崩潰的時候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免疫系統好像很難被描述，我們常常將它形容為人體的隱形護盾——一個最好能一直工作下去的護盾。但其實，免疫系統是真實有形的，它像神經系統一樣，也是人體中極其複雜的系統之一。免疫系統通過器官、組織和細胞形成了一個遍佈全身、錯綜複雜的多功能保護網：始於皮膚、唾液和鼻腔內的黏膜，讓病原體在進入體內之前就被攔截、捕獲並中和；也深抵骨髓——白細胞誕生的地方，白細胞是免疫系統中聰明、專業、敏捷、冷酷的士兵，從入侵的病原體到迅速生長的癌細胞都是它們追捕並消滅的對象。

免疫系統一刻不停地運轉著。每一秒，不管我們是醒著還是睡著，它都在奮力工作，保護我們免受來自身體內外的傷害。它就像一個頂級防盜警報系統，一直在嗡嗡作響，進行內部診斷、探查問題、糾正錯誤、抵禦病毒。比如現在，你坐下來讀這本書的時候，免疫系統就在勤勤懇懇地工作，對每一次呼入的氣體進行篩查，尋找可能的入侵者。夜裡，在你熟睡的時候，免疫系統會加快某些特殊蛋白的合成，這些蛋白有助於識別並清除有害的病原體和體內的流氓細胞。如果可以獲取所需的生理和情緒營養，免疫系統就能得到適當強化，創造性地找到保護你的最佳策略，發展出針對不同情況的獨特解決方案；而當營養得不到滿足時，細胞活動和消息傳遞就變得遲緩，整個免疫系統則更容易出現溝通障礙和運行錯誤，無法達到最佳狀態。

為了維持穩定的警戒水平，白細胞會源源不斷地從骨髓中生成，然後被運往胸腺——胸骨後一個梅子大小的器官。在胸腺裡，白細胞們生長、成熟，直至完全長成，便散開進入血液，準備迎接戰鬥。白細胞在血液中的移動速度比紅細胞還要快——這可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本事，因為紅細胞循環身體一週大概只需要一分鐘的時間。各種類型不同、各司其職的白細胞能夠長出百來條細小的腿，抓著血管壁，像千足蟲一樣衝向傷口、感染、免疫系統屏障的其他裂隙，或者身體內部的緊急事件（例如一個壞細胞突變成危險分子）。

許多我們習慣於用吃藥來消除的“壞”症狀，實際上是免疫系統抵抗病原體的重要步驟。割傷或擦傷周圍出現的紅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發紅是靜脈和毛細血管擴張導致的，就像馬路上的車輛給救護車讓行一樣，血管擴張能讓對抗感染的免疫細胞儘快抵達目的地。一旦抵達，細胞們就會組成各有分工的隊伍：有些負責清理，有些負責修復，還有些促進新組織的生成。這些細胞工作時就會引起腫脹。只要能成功地阻止感染，這種紅腫（也就是速成的“發炎”）就是正常、健康的反應，也是痊癒的必要步驟。

再舉一個典型例子——發熱，這是經常被我們誤解的免疫反應。

發熱的時候，我們往往會想辦法儘快退熱。直到不久之前，臨床上的標準做法還是使用非處方退熱藥來控制發熱症狀。但最近的實驗表明，只要不是危險的高熱，發熱實際上可能對我們的免疫系統大有裨益。

2011年，美國紐約州水牛城羅斯威爾帕克癌症研究所免疫學系的幾位科研人員觀察到，在自然界中，發熱的動物並不會通過降溫來退熱。反之，這些動物會轉移到更溫暖的地方來保持發熱狀態。動物們為什麼這麼做呢？

研究人員在小鼠身上做了一個對照實驗。他們讓一組（實驗組）小鼠發熱，另一組（對照組）小鼠不發熱。結果表明，實驗組小鼠體內對抗病原體的T細胞（白細胞的一種）多於對照組小鼠體內的T細胞。同時，發熱帶來的高溫讓免疫細胞行動更迅速，攻擊更精準。換句話說，T細胞本來就已經很厲害了，但是如果有什麼東西逃過了它們的排查，引起的發熱則會進一步解鎖T細胞的超能力，讓它們全速運轉，火力全開。

發熱是免疫系統的巧妙創造之一，它讓人感到不適，卻能使身體生產出更多對抗病菌的細胞，從而幫助我們更快地擺脫流感等疾病。這一結論印證了科利100多年前的發現——高熱和惡性腫瘤的消失具有某種關聯。雖然科利並沒有完全弄明白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但他正巧蒙對了答案：對抗感染時，免疫系統會藉助發熱得到強化；這也增強了它有效對抗癌症的能力。這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副作用。因此，我們用藥物抑制發熱反應，可能是在破壞免疫系統想要讓身體康復的努力。

儘管人類的免疫系統已經十分出色了，但它並不完美，有時也會出錯。當生理或情緒營養得不到滿足時，免疫系統可能會工作異常，攻擊錯誤的目標，或者對可能的威脅反應過度。舉例來說，過敏就是免疫系統對並沒有真正造成威脅的物質產生的過度反應。有些人只要吸入少量花粉就會頭腦昏沉、鼻涕橫流，也有些人只要吃一點點花生就會出現過敏性休克。前者只是生活上的不便，後者則危及生命，但它們的內在機制是一樣的，都是免疫系統的小故障，是程序中的小錯誤，一個一旦寫入了人體代碼就很難被修復的錯誤。僅僅在美國，就有5000萬人忍受著各種形式的過敏，而大多數情況下，醫生能做的只是對症治療。最近一些研究表明，過敏可能與加工食品和化學制品有關，但其實我們仍然不瞭解這種免疫系統故障為什麼如此常見，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挽救這一局面。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免疫系統的錯誤就更加嚴重了。患有這類疾病時，免疫系統會調轉矛頭，攻擊人體自身——它曾誓死守護的東西。具體來說，它會把自體細胞、組織或器官標記成外來入侵者並發動攻擊。1型糖尿病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免疫系統破壞了胰腺細胞，致使人體無法產生代謝糖類物質所需的胰島素，因而影響人體的正常生存。有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被編碼在脫氧核糖核酸(DNA)中，更傾向於在年輕患者身上發病；也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不具有很強的遺傳性，更常在年齡偏大的患者身上出現，然而一旦出現往往會被視為不可治癒。對於後者，我們現在的關注重點是如何控制疾病惡化的速度，讓患者與疾病共存，而非如何治療疾病。在本書中，我將介紹一些從不可治癒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康復的案例。這些疾病涵蓋了2型糖尿病、紅斑狼瘡以及強直性脊柱炎（一種破壞性強、發展迅速的關節炎，能夠“凍結”脊柱和骨盆）。在所有這些案例中，倖存者們無一不是偶然發現了重置免疫系統的方法，清除了免疫系統中攻擊自體細胞與組織的有害程序，從而恢復了完全正常、健康的免疫功能。

利用自己的秘密武器

這些倖存者是如何重置免疫系統的？而一開始，又是什麼導致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生呢？

在一些研究中，科學家懷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觸發因素可能與環境和飲食有關。目前，自身免疫性疾病已成為年輕女性和中年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各種證據顯示，環境毒素、某一次感染、長期慢性壓力都可能引發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懷孕也有可能成為導火索：一項關於丹麥女性的研究表明，生育過的女性發展出各種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例明顯高於她們未生育的同齡人。在懷孕期間，胎兒細胞會混入母親的血液中，並隨著血液擴散，在母體四處安家。數十年後，母體的腦組織或骨髓中還有可能發現這些胎兒細胞。因此，研究人員認為，對於許多生育過的女性而言，當身體為了擺脫胎兒細胞而發動攻擊時，就可能不小心陷入攻擊自身的免疫模式中。

糖尿病、強直性脊柱炎、紅斑狼瘡……對於各種自身免疫性疾病，我們還知之甚少。不過，雖然每個患者的患病原因各不相同，這些疾病歸根結底是運行軌道上的某塊石頭讓免疫系統這趟列車脫了軌。無論這塊石頭是某個與生俱來的基因序列，是某種被身體吸收的毒素，還是一次夢寐以求的懷孕，醫生們後續的任務都是相同的：讓火車重回軌道，而非急匆匆去轉動輪子，導致身體受到更大的傷害。

如果我們的免疫系統能像運轉良好的機器一樣保持完美的工作狀態，永遠不偏離軌道，豈不是一件妙事？但即使是機器也需要維護，如果我們沒有像保養汽車那樣保養免疫系統，我們怎麼能期待免疫系統維持在巔峰狀態？怎麼能期待它產生可以清晰正確地執行指令的健康免疫細胞呢？我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是如此：我會按照要求定期保養汽車、更換機油，卻對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免疫系統不甚上心。要知道，汽車壞了可以買新的，但身體只有一個。

那麼，我們怎樣使免疫系統保持巔峰狀態呢？或者，如果它正在走下坡路，我們要怎樣扭轉局面？如何避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我們已經被自身免疫性疾病困擾，如何才能找到並按下免疫系統的重置按鈕？

免疫系統的秘密武器之一是自然殺傷細胞。自從人類出現在地球上，這種細胞就存在於我們身體的生物編碼中。自然殺傷細胞是骨髓產生的各種類型的白細胞之一，被編程後可以完成高度專業化的工作。其他類型的白細胞還有：輔助細胞，它的任務是標記待清除的問題細胞；記憶細胞，它能夠記住病毒和細菌，等這些病毒和細菌再出現的時候，記憶細胞可以幫助免疫系統更有效地與之對抗。自然殺傷細胞則可以被視為免疫系統的秘密特工，專門獵殺反派頭目——追蹤、吞噬腫瘤與壞細胞，將它們從體內驅逐出去。自然殺傷細胞在消滅腫瘤和被感染細胞的過程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然殺傷細胞能夠從發熱症狀中獲得超能力，是科利實驗中戰勝腫瘤的重要角色。當然，我們不能寄希望於通過什麼感染引發的危險高熱來激發免疫系統，但是從科利的實驗中，我們應當意識到可以刺激免疫系統來讓它更好地完成工作。

75年前，威廉·科利坐在垂死的貝茜·達希爾身邊，思索著還有什麼方法能夠拯救她的生命。75年後，另一位年輕的外科醫生拿起了手術刀，準備開始一次常規的膽囊切除手術。他的病人年邁且長期酗酒，每週都要喝掉大量的波本威士忌。在他們的第一次會面中，患者說他幾年前就被診斷為胃癌晚期伴隨肝轉移，但很明顯這些疾病已經消失了。

史蒂文·羅森伯格醫生並不相信這種說法。他知道這種類型的胃癌是無法治癒的，患者一定有哪裡搞錯了。但是羅森伯格醫生找到了原始的病理報告，並震驚地發現這位老先生說的確實是事實。當時的胃癌診斷後，醫生切除了腫瘤，好讓患者沒那麼難受，能多活一段時間。擴散的腫瘤已經遍佈患者的肝臟，死亡只是早晚的問題，老先生應該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

可是12年後，這位早就被宣判了死刑的患者正躺在羅森伯格醫生的手術檯上等待膽囊切除。醫生無法想象這位老先生為什麼還活著，他甚至懷疑切除膽囊時會發現什麼。

膽囊是一個梨形器官，能夠分泌膽汁來幫助消化。羅森伯格醫生先在最後一根肋骨的正下方沿著肋骨的角度做了一個側向切口，然後翻過肝臟——肝臟像毯子一樣蓋在膽囊上邊。在繼續進行膽囊切除之前，羅森伯格醫生停頓了一下，好奇地對肝臟進行了觸診。在12年前的外科醫生記錄中，這個器官已經遍佈礫石一般的堅硬腫塊，所以它現在應該充滿了腫瘤。但眼前的肝臟如絲般光滑，對於一個酒鬼來說這狀況相當不錯。

羅森伯格醫生在困惑中完成了膽囊切除與術後縫合。躺在那裡的老先生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一個普通人，然而他的經歷不可謂不傳奇。

手術後的幾天裡，這位年輕外科醫生的腦海中一直縈繞著許多疑問。多麼令人震驚的發現啊！一個原本應當在幾個月內死於兇險癌症的人，眼看著自己的身體像對待一場普通的感冒一樣把疾病掃地出門。在腫瘤被切除後，這位老先生自覺病情好轉，於是根本沒有進行過複診，也沒有人繼續跟進，醫院的人們可能以為他去了別的護理機構或已經去世，他變成了文件堆中的一張紙。但其實，老先生一無所知地回到了健康、快樂的生活中。要不是因為膽囊切除手術，這次驚人的康復將無人知曉。對於羅森伯格醫生來說，一切就像是“一個碩大無比的謎團”，就像在後院打井卻發現了原油一樣。羅森伯格醫生認為，一定有什麼方法可以將這“原油”精煉成可用的東西，以幫助更多人。

這種康復機制可能是生物上的，或者說這位患者生理上所特有的。為了驗證這一猜測，羅森伯格醫生嘗試將這位患者的血液注入了另一位胃癌患者的體內。但是血液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沒有能通過輸血轉移的神奇因子，另一位患者還是去世了。羅森伯格醫生意識到，並不是血液或體內的其他什麼魔法物質讓腫瘤消失，而是別的東西，比如免疫系統中的某個開關。這個開關不知道怎麼被激活了，於是免疫系統自己清除了那些腫瘤細胞。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這次康復就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可重複事件。我們可以弄明白如何開啟其他人的免疫系統開關，以此消除疾病。

就像貝茜·達希爾對科利的影響一樣，消失的胃癌也讓史蒂文·羅森伯格踏上了對人體免疫系統的終生求索之路。他想要知道如何能夠更好地利用免疫系統固有的本領來應對最致命的疾病。如今，羅森伯格領導著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腫瘤免疫部門，並開創了癌症治療的新方向——癌症免疫療法，通過激活而非抑制免疫系統來治療癌症。在過去的40年中，羅森伯格就像考古學家通過發掘出的一塊又一塊骨頭拼湊著被掩埋的屍骸那樣，一步步揭示了免疫系統的秘密，向真相的全貌不斷靠近。

史蒂文·羅森伯格一直沒有辦法解釋1968年他剛開始行醫時遇到的那個案例，消失的胃癌仍然是個謎。與許多其他類似案例一樣，它發生在無人關注的黑暗裡。研究這些案例常常像置身於偵探小說，總是需要根據不完整的線索來拼湊出何時可能發生了何種故事。

今天，人們把這樣的案例稱作個例。明天，當我們回頭審視時，就會意識到這些案例其實是通往知識的漫長而陡峭的階梯。就像黑客通過破解軟件來修復錯誤代碼一樣，我們正在破解免疫系統，希望從中找到操縱免疫功能的新方法。

目前，免疫療法還無法用來治療全部癌症或其他絕症，但它仍被視為劃時代的醫學進步。羅森伯格和其他免疫學家發現瞭如何從體內取出免疫細胞，接著“訓練”它們更準確高效地工作，然後將它們放回體內以獵殺癌細胞。最近，羅森伯格的團隊正在鑽研一種叫作檢查點抑制劑的新型治療方案。生長的腫瘤可以抑制免疫細胞功能，這是腫瘤繞過免疫系統監測網絡的眾多花招之一，檢查點抑制劑方案正是要重新激活那些被抑制的免疫細胞。

這些偉大的工作挽救了許多患者，但是目前的免疫療法並不適用於所有人，或者說不適用於所有疾病，它仍是一種僅在特定疾病、特定情況下可用的療法。那麼我們其他人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呢？

免疫療法的成功告訴我們，擊退絕症的力量很可能就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之中。免疫療法是一種精準的細胞操縱方法，能讓免疫系統中的特定細胞將矛頭對準腫瘤，技術性很強。雖然我們無法在家中對自己施行免疫療法，但我們可以與自己的免疫系統對話，甚至像許多有過自發緩解經歷的患者一樣，改變免疫系統的工作方式，逆轉疾病的發展趨勢。

開啟通信：如何與免疫系統對話

為什麼自然殺傷細胞有時會把火力對準突變的癌細胞並全力剿滅它們，而有時又無視它們？自然殺傷細胞什麼時候為我們工作，追捕病原體和入侵的病毒，什麼時候又把矛頭對準人體，攻擊自身的組織和生物系統？

在20世紀50年代，一個年輕人創造了一項自發緩解史上的第一：他是第一位患上重病，卻又在許多醫生的照顧和密切觀察下經歷了驚人痊癒的患者。

丹尼爾在20歲出頭的時候開始進行心理治療。他成長在一個規矩嚴苛的家庭，對於性愛與同居有著根深蒂固的負罪感，社交也很困難，內心充滿掙扎。心理治療師稱丹尼爾“叛逆、畏縮、頑固而焦慮”。丹尼爾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這讓他備受折磨。他描述自己的大學生涯像“一場噩夢”，而畢業之後，一切變得更糟了。丹尼爾一直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名牧師，但又覺得自己的意願不夠強烈，配不上這份職業。他還遇到了一個女人，想要與她建立戀愛關係，但遇到了重重困難，不得不霸道地與她保持著距離。丹尼爾徹底迷失了，他把自己關進了一座由憤怒、內疚和恥辱構成的情緒牢籠。

1959年，丹尼爾26歲。那年1月，他注意到自己的左睪丸有個硬塊，隨後被診斷為睪丸胚胎性癌。醫生們立即切除了腫瘤，並滿心以為治療成功了。然而手術後，丹尼爾陷入了更深的抑鬱狀態，覺得癌症是上天對他罪孽的懲罰，這種焦慮感甚至超過了對高額治療費用的焦慮。手術後4個月，醫生們發現丹尼爾的腫瘤細胞再次繁殖，擴散到了淋巴系統，幾乎遍佈全身。腫瘤造成了腋窩淋巴結和頸部淋巴結隆起，讓丹尼爾連抬頭都困難。他的肺和胸腔內也散佈著轉移的腫瘤。淋巴結活檢證實，這些腫瘤就是一開始被切除的胚胎性癌。

丹尼爾的預後十分糟糕，根本活不過一年。當丹尼爾讓醫生如實告知自己還剩多少時間時，醫生說：“幾周吧。”

心理治療師問了丹尼爾一個問題：“你死前還有什麼想做的事情嗎？”

丹尼爾的回答沒有一絲猶豫：“當牧師，還有結婚。”

面對要命的疾病，丹尼爾的願望和夢想變得明晰。即使死亡當前，他依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與清明。任職儀式立刻被安排了起來，丹尼爾的家人也著手張羅婚禮。拋開各種困難不說，丹尼爾和女友康斯坦絲都很高興。

幾周之後的7月13日，丹尼爾和康斯坦絲結婚了。丹尼爾穿著婚禮禮服，臉色很差，看上去都無法撐過整個結婚儀式。但奇怪的是，他脖子上的腫瘤明顯縮小了很多。丹尼爾和新娘子都認為這只是迴光返照，是癌症殺死丹尼爾前留給他們的最後狂歡。

然而，在儀式後的幾天之內，丹尼爾脖子上隆起的腫瘤完全消失了。7月20日，婚禮一週後，充滿疑惑的醫生們為丹尼爾安排了一次X光檢查。令人震驚的是，不僅僅淋巴系統中肉眼可見的腫瘤完全消失了，丹尼爾胸腔中的肺轉移灶似乎也在縮小。醫生們想不出任何解釋。自從丹尼爾被診斷為癌症以來，他接受的所有治療都是安慰性的姑息治療。7月31日，X光檢查顯示所有的轉移灶都消失了，就好像有人塗抹掉了檢查結果中的黑色斑點。

又過了幾天，丹尼爾被任命為牧師。1959年8月8日，他被告知癌症已經完全治癒，他的身上再也找不到絲毫疾病的跡象，十分健康。

在這一案例中，患者的心路歷程十分清晰，並且被詳細地記錄了下來，成為學習情緒和免疫系統之間關聯的絕佳案例。這是唯一已知的、患者從患病到康復有持續臨床治療和心理諮詢記錄的自發緩解案例。丹尼爾身上致命癌症的每一次惡化與緩解都反映了他心理狀態的起伏與轉折，並引出了許多重要問題：死亡幽靈為什麼放過了丹尼爾？如果考慮康復過程中發生在丹尼爾身上的所有生理和心理變化，這是否與丹尼爾假我的死亡和真我的誕生有關？是否與克服內心恐懼、擁抱和勇敢追求生活有關？還是被愛的感覺讓丹尼爾獲得瞭解放？

讓我們暫時把目光轉向神經系統。神經系統是指遍佈整個身體的複雜的神經細胞網絡。數十億（實指而非誇張）神經細胞（或者叫作神經元）在幫助我們完成從舉起手指到感受強烈情緒等一系列事情。通過神經系統，信息不間斷地在細胞間發送與傳遞，以電流的速度飛快地穿越身體。

現在我們知道，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間有著錯綜複雜的交織。它們不是在身體不同部位各自運行的獨立系統，而是可以交換信息並彼此“交談”的有重合的網絡。

首先，神經系統直接與胸腺相連。胸腺是免疫系統的供能工廠之一，它可以根據指令生產自然殺傷細胞和其他類型的白細胞，並在人體內對這些細胞進行調配。但更神奇的是，研究人員發現，免疫系統的細胞上竟然長著神經受體。長久以來，人們以為只有大腦和神經系統的細胞才有神經受體，直到被譽為“心理神經免疫學之母”的坎達絲·珀特發現免疫系統表面也存在著神經遞質和神經肽受體。到底什麼是神經受體？簡單來說，它們是神經系統在細胞間交流溝通的途徑。就像將對講機調整到某個無線電頻率即可與別人交談一樣，免疫系統的細胞在身體中四處遊蕩的時候，也一直開通著能夠與神經系統直接通信的無線電頻道。珀特的發現意味著大腦中發生的一切都會直接向免疫系統廣播。丹尼爾及類似的病例說明，情緒或許能與免疫系統溝通，有時這種溝通還會導致意料之外的神奇結果。

深入研究丹尼爾的案例時，我發現在那個速度快到令人驚訝的恢復期，丹尼爾在治療師的幫助下嘗試了催眠回溯療法，並在催眠中重溫了摯愛的曾祖母對他深沉而無私的愛。後來，丹尼爾將痊癒的主要原因歸於這種被愛的感覺，這種來源於無比重要的人的持久而牢固的愛。這樣強烈的被愛的感覺能夠擴散到免疫系統中，重新喚醒丹尼爾內心深處的什麼東西嗎？無論這種被愛的感覺來源於心理治療、戀愛、深度冥想抑或其他，它能觸及一些藥物無法觸及的致病因素，並將其抹除。

治癒丹尼爾的並不只是他的免疫系統和神經系統，還有他的“腸道感覺”。腸道（或者說整個消化系統：食道、胃以及大小腸）中包含超過一億個神經元，比脊髓中的神經元還要多。血清素是一種能夠調節情緒、記憶、社交行為、性慾和性功能以及食慾、消化能力和睡眠質量的神經化學物質（也是抗抑鬱藥的主要目標之一）。人體內90%以上的血清素都是在腸道中合成的。腸道能夠對情緒、情感甚至思想產生巨大影響，所以現在人們將腸道視為另一個“大腦”。而血清素並非由腸道中的細胞獨自生產的，腸道細胞會與腸道中的微生物進行合作。

腸道微生物又被稱為微生物組。微生物組是一個在人體內生息繁衍的完整的微觀生態系統。它錯綜複雜，具有智慧，對人體功能有著巨大影響，也很有可能能夠決定人體的治癒能力。

什麼是微生物組？

談論微生物組基本就是在談論人類自己，以及人類體表與體內的萬億個細菌。這些細菌中的大部分都居住在腸道里，但整體上，細菌們形成了一個遍佈全身、縱橫交織的生命網，如同一個額外的器官一般行使著各種功能。絕大部分居於體表與體內各處的細菌都是有益的，人體為它們提供庇護所，它們則為人體工作：促進食物消化，產生人體所需的特定維生素與神經化學物質，甚至阻止“壞”細菌立足。這些有益微生物與人體形成了共生關係，並且佔據了人體3%的體重。

那麼，人與細菌的界限在哪裡？科學家希望找到這個問題的簡單答案，但這樣的答案並不存在。微生物組中的細菌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太過重大，甚至能夠影響我們是否生病，生病後能否康復。

每個人的微生物組都像指紋一樣獨特。出生時，母體產道中的細菌會植入嬰兒的身體，讓微生物組初步成型。在這之後，我們生活的環境，攝入的飲食，去哪裡旅行，從事的工作，都會對微生物組進行進一步的塑造。微生物組一直在變化，也可能從新環境中得到補充，變得更加豐富多樣。

有一種東西能重創微生物組——抗生素。抗生素是現代醫學的巨大進步，是挽救了無數生命的醫學干預方法。但它也有不良反應，其中之一就是：在清除攻擊“壞”細菌的同時，也會清除輔助免疫功能的“好”細菌。人體80%的免疫細胞都集中在腸道。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一個健康、豐富、多樣的微生物組塑造出的免疫系統，不僅能夠更加有效地對抗病毒或感染這樣的外來威脅，還能更好地捕捉內部威脅，比如一不留心就會發展成腫瘤的突變細胞。

微生物組中的“好”細菌如何塑造健康的免疫系統呢？人體內的萬億個細菌各有自己的DNA，這些DNA共同形成了細菌的“基因組”。近期研究發現，儘管人體基因組已經預先寫入了抵抗特定疾病的程序，也能夠通過接觸病原體或接種疫苗的方式學會抵抗疾病，但依然沒有足夠的“代碼”來保護我們免受所有已知疾病的傷害。這就好比一個被寫滿的硬盤，已經沒有空間了。我們要依靠微生物組的基因組——腸中的大腦——來幫助儲存對抗疾病的知識、計謀等信息。所以，濫用抗生素來清除細菌就像是在焚燒圖書館。

一輪抗生素用藥對腸道微生物的影響可能長達一年。當然，這種破壞微生物組的抗生素治療和其他免疫抑制療法（比如化療）一樣，有時是救命的必需途徑，難題在於掌握時機、合理使用。而這一難題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創造出本章開篇提到的護欄與梯子，沒有照料好身體、減少生病的可能；反之，我們創造出了一種好戰的醫療文化，一步跨越到了抗生素這種晚期干預措施。微生物組是我們免疫系統的延伸，而我們在治療嚴重疾病時卻通常會選擇重創微生物組的方法。

既然明知道微生物組對免疫系統如此重要，為什麼我們還在使用“焦土政策”？為什麼要用掃平所有微生物的方法來進行治療呢？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疾病的根源

——微生物還是土壤？

在大約150年前，人們還信奉自生論。這一理論認為疾病不是從外部進入，而是從人體細胞中誕生的。同時，人們還認為疾病是一種道德的懲戒，是貧窮或糟糕抉擇的副作用。如果一個人生病了，大概率是因為這個人做錯了什麼事情，因而受到了來自上帝的審判。

在路易斯·巴斯德動手實驗之前，許多前輩已經對自生論進行過駁斥。一個經典的例子是19世紀早期的產褥感染，這種疾病常見於分娩不久的女性，那段時間裡它殺死了大約四分之一的新晉媽媽。人們對於產褥感染的病因和治療方法有過很多猜想。負責治療的醫生從不擔心自己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們確信產褥感染並不傳染。當時大眾普遍認為產褥感染是自生的，也就是說，生育後的女性器官會自然產生產褥感染。

奧地利一位名叫伊格納茨·澤梅爾魏斯的外科醫生對這一假說提出了質疑。澤梅爾魏斯在自己管轄的醫院外還開著兩家婦產科診所。第一家診所的孕產婦死亡率與當時的平均水平相當（在19世紀，生孩子是一個十分危險的過程，從規律宮縮開始到胎兒分娩都風險重重），只不過產褥感染的發生率極低，是先兆子癇及其他分娩期併發症造成了一部分產婦的死亡。然而第二家診所完全不同，這裡出現了大量產褥感染致死的病例，聲名掃地。很多產婦下跪懇求家人不要把她們帶到那裡，有些人甚至寧願直接在街上生下孩子，也拒絕前往這家診所。這種現象普遍到有了專門的名字——街頭分娩。

澤梅爾魏斯調查了街頭分娩的病例，本以為可以證實這種做法的荒謬。畢竟，醫院裡有專業醫生和頂尖醫學生，蹲在排水溝裡分娩怎麼可能比在醫院裡更安全？然而，澤梅爾魏斯被自己的發現震驚了：在死亡率統計表上，幾乎看不到街頭分娩致孕婦因產褥感染死亡的記錄。

澤梅爾魏斯開始更加仔細地尋找兩家婦產科診所之間的差異。產褥感染發生率低的診所配備了助產士，另一家則配備了醫學生。澤梅爾魏斯想，也許是因為助產士和醫學生的工作方法有所不同，比如助產士會讓產婦側臥，而醫學生會讓產婦平躺。於是他指導醫學生們也讓產婦側臥分娩，結果並沒有任何改善。澤梅爾魏斯對比了一系列可能導致產褥感染發生率差異的問題點，並逐一解決，但結局都是一樣的：沒有變化。

最終，一場與澤梅爾魏斯相關的悲劇讓局面出現了轉機。

一位外科醫生，也是澤梅爾魏斯的同事兼好友，在對一名產褥感染死者進行屍檢時被解剖刀劃破了手指。幾天之後，這位醫生去世了，死因正是產褥感染。

朋友的過世讓澤梅爾魏斯內心崩潰，但也帶來了他需要的線索。產褥感染並不是在女性器官中自發產生的，而是被屍檢後沒有充分清潔雙手的醫生們傳染給產婦的。比如進行屍檢時，醫生的皮膚會沾染細菌，當完成解剖的醫生徑直走向產婦的病床，用未經消毒的雙手分娩嬰兒時，細菌就會被傳遞給產婦。這就是兩家診所之間的區別：第一家診所中的助產士不進行屍檢，而第二家診所中的醫學生則會進行這一操作。他們一直在把屍體上的微生物轉移到產婦身上，導致了產婦的死亡。

現在我們知道，產褥感染是一種由鏈球菌引起的敗血症，這種細菌一旦進入體內就會導致痛苦且致命的感染。解決產褥感染的辦法是在細菌傳播之前就將它們殺死。澤梅爾魏斯雖然沒有完全弄明白原因，卻偶然發現瞭解決方案：他讓醫學生們在進行屍檢之後，先用氯石灰溶液洗手，再幫助產婦分娩。產褥感染引起的死亡率迅速從接近25%下降到了1%至2%。

澤梅爾魏斯取得了無可辯駁的巨大成功。但當時的醫學界不能，或者說不會接受這樣的疾病傳播理論。首先，有某種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生物通過沾染物體表面或飄浮在空氣中的方式傳播疾病，這想法似乎相當荒唐。其次，醫生手上帶著某種傳染性物質的想法肯定是無稽之談，要讓醫生對患者的痛苦和死亡負責，就會玷汙他們救世主的形象。費城一位著名的醫生曾說：“醫生是君子，君子兩手清白。”

澤梅爾魏斯不斷受到嘲弄和威脅，最終被逐出了醫學界。據說，澤梅爾魏斯會在街上叫住孕婦，再三告誡她們一定要讓醫生先洗手再助產。人們覺得他瘋了，將他送進了精神病院。最終，澤梅爾魏斯在精神病院去世了，很可能死於曾經殺死了他許多女性患者的同一種敗血症病菌。

同一時期，法國化學家路易斯·巴斯德也一直在質疑自生論的合理性。他注意到麵包會發黴、葡萄酒會發酵，牛奶不僅會變質，飲用變質後的牛奶還會患上致命的疾病。巴斯德認為一定是空氣中的某種物質導致了這些變化。他看著自己的三個孩子一個接一個死於傷寒，因而認定是周圍環境中的微生物汙染了食物、入侵了人體並引起疾病。他要證明這一點。1862年，通過天鵝頸瓶實驗，他做到了。

天鵝頸瓶是一種具有狹長S形開口的特殊燒瓶。巴斯德向瓶內灌進了富含營養的肉湯並煮沸，以此殺死了燒瓶中所有的微生物，接著將肉湯靜置。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生，肉湯能夠保持澄清。但是，當巴斯德傾斜瓶體、讓液體流進天鵝頸後，肉湯變得渾濁，長滿了細菌。這是因為微生物會與灰塵和其他微粒一起沉澱在燒瓶的開口處，傾斜燒瓶使得聚集在瓶口的微生物進入了液體。

通過天鵝頸瓶實驗，巴斯德有效地駁斥了自生論，並證明了細菌學說，這也是澤梅爾魏斯奮力宣揚的理念。“自生”這個曾被醫學界認為是真相的描述，最終被證實為一個錯誤。在隨後的幾年中，一系列的技術進步坐實了細菌學說的結論：人們研發出了更強大的顯微鏡，觀察到了肉眼不可見的微小生物，讓曾經看上去瘋狂而荒謬的理論變成了眼前的現實。細菌是真實存在的，這一點無可辯駁。

伊格納茨·澤梅爾魏斯、路易斯·巴斯德以及細菌學說的故事，不僅向我們展示了過去的醫學界對新信息的響應有多麼怠惰，還展現了細菌學說對於公共衛生領域的深遠影響。細菌學說表明那些不時導致百萬人死亡的致命傳染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這一發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研究人員明白了細菌和其他微生物會傳播疾病，於是全身心投入了公共衛生標準的建立、藥物的研發和滅菌工藝（如巴氏消毒）的發明。斑疹傷寒、傷寒、霍亂和肺結核的死亡率急劇下降，食物和水傳播的疾病開始消失，等到20世紀30年代第一批抗生素研發出來時，在短短幾十年間引發巨大變化，女性已經能夠期待自己活著完成分娩並看到孩子長大。

我們似乎已經揭開了健康的秘密：殺死細菌。

但與此同時，另一位科學家一直在研究自己的細菌理論，一個截然相反的理論。安託萬·貝尚是巴斯德的同事，但他們互相看不順眼。這兩個人在職業生涯中爆發過許多次衝突，互相指責對方抄襲和偷竊，爭相公佈聲明、公開發現。隨著細菌學說的廣泛傳播，研究人員爭相研發通過消滅細菌來阻止傳染病傳播的化學制劑，這讓他們之間的競爭變得更加殘酷了。

貝尚認為巴斯德“不惜一切代價殺死細菌”的主張十分危險。貝尚是最早開始討論微生物組這一概念的人之一，他認為大多數生活在人體內部、表面和周圍的微生物都是有益的，甚至是和人類共生的。他催促醫生們把注意力放在他稱為“人體內部環境”的研究上，而不是對微生物採取冷酷的焦土政策。貝尚堅信，當組織健康無恙、細胞擁有保持最佳工作狀態所需的營養時，人體就不會被病菌所左右。他將治病這一情境比作應對地上一攤吸引蒼蠅的糞便：到底應該無休止地一次次撲殺蒼蠅，還是清除糞便？貝尚認為，以清除毒素、保持健康為基礎，建立強大而平衡的免疫系統，比殺死病原體更為重要。

貝尚的朋友兼同事克勞德·伯納德同意他的觀點——內部環境至關重要。在一次面向醫學生和醫生的主題演講中，伯納德宣稱：“內部環境決定一切。細菌沒什麼好擔心的。”然後，他舉起一杯被致命的霍亂弧菌汙染的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伯納德沒有生病，證明了自己的內部環境和他聲稱的一樣健康。他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觀點——細菌不會引起疾病，它們的致病性是人體功能失常的表現；雖然微生物有好有壞，但人體健康取決於身體土壤的健康，而不是可以瞬間消滅壞微生物和疾病的“神奇子彈”。但是，這並沒有阻止輿論的潮流湧向巴斯德醫學理論的方向，與伯納德和貝尚的主張漸行漸遠。

兩方的爭論可以歸結為：身體土壤重要還是微生物重要？貝尚和伯納德說是身體土壤，巴斯德說是微生物。這輪巴斯德贏了。救護車：1分，護欄：0分。

從銀色子彈到超級病菌

走進20世紀，醫學仍然專注於一項任務：消滅微生物。抗生素出現了，曾經殺人無數卻屢次逃脫審判的傳染病繳械了。胰島素藥物出現了，突然之間，1型糖尿病兒童獲得了生存的機會，未來向他們敞開了大門。斑疹傷寒、傷寒、淋病、梅毒、肺結核、白喉……一代人見證了消滅微生物的方法如何剿滅了一個又一個令人膽寒的連環殺手，對於他們來說，這一切實在是振奮人心。難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人們一直在尋找更多銀色子彈——可以一次性消除疾病的藥物或醫學干預方法。但是，儘管取得了許多進展，我們仍對一些最嚴重的疾病束手無策，只能任憑它們公然蔑視現代醫學的治療範式。

今天，我們的醫學仍然存在許多致命盲點，阻止我們進一步挽救更多生命。一個重要的盲點是，我們一直在使用病理模型，不惜一切代價消除疾病，而不是建立良好的免疫力、追求全面健康。自巴斯德時代以來，我們發展出的醫學學說基本上就是疾病科學，而不是健康與生命力的科學。我們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式，認為消滅微生物是唯一的方法。有一句格言是這樣說的：“如果一個人擁有的唯一工具是錘子，那麼他會像對待釘子一樣對待一切。”

數十年來，醫生一直在以驚人的速度給患者開出抗生素處方。現在這個速度終於開始減緩，但是已經有點晚了。同時，醫學仍沒有將創造健康的人體內部環境提上日程。抗生素過度使用的惡果終於開始顯現。例如，最近的研究發現，抗生素的重複使用與乳腺癌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抗生素會增加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風險。一個在18歲前有過多療程抗生素用藥史的女性患上乳腺癌的風險幾乎會增加一倍。這一風險與抗生素劑量成正相關，抗生素使用越多，患病風險越高。研究人員並不確定罪魁禍首是哪種抗生素，但猜測那種抗生素會削弱免疫系統並影響其對突變癌細胞的天然抵抗能力。也有可能是因為那種抗生素消滅了腸道微生物，影響了人體的消化與營養利用能力，讓身體無法在癌症站穩腳跟前將它擊退。無論是哪個原因，一個顯然的結論是，不建立健康的免疫系統和微生物組，遇到麻煩就動用銀色子彈，這種思路會讓我們付出巨大代價。我們曾經認為抗生素沒有任何弊端，反而能夠以防萬一。事實證明，我們錯得離譜。

這僅僅是盲目追求銀色子彈的惡劣後果之一。人類設計抗生素是為了殺死有害細菌，然而有害細菌對抗生素的抵抗正變得越來越強，甚至已經適應了抗生素。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估算，現在每年有2.3萬人死於抗藥性細菌感染，抗生素處方已經很難對抗這些在患者身體中紮根的細菌。還有1.5萬人死於一種名為艱難梭菌的特殊細菌感染，這種感染可能是大量使用抗生素引起的：微生物組中的好細菌一直在幫助人體免受艱難梭菌這類潛在致死細菌的威脅，然而在抗生素奮勇殺敵時，保護人體的好細菌也會被一併剷除，隨著微生物防護鎧甲的瓦解，艱難梭菌得以進駐體內，開始繁衍。

如果以上還不夠引起警覺，這裡還有一個例子：人類最近發現了第一種具有完全抗生素抗性的超級細菌。2017年初，美國內華達州的一位女性被某種細菌感染了。醫生在她身上依次嘗試了美國能夠找到的全部26類抗生素，從最溫和的到最強力的，沒有一種抗生素能產生效果。最終，這位女患者還是死於感染。人類已經走完了一個圓圈：現在，就像抗生素出現之前一樣，感染再次回到無法治癒的狀態了。細菌學會了躲避銀色子彈，我們將看到越來越多無藥可醫的感染。在醫學脫胎換骨、大步流星地前進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從銀色子彈走向了超級病菌。

在大步前進的同時，我們忘記了人類免疫系統的驚人潛力。如今被稱為“病理學之父”的魯道夫·菲爾紹說：“如果能再活一次，我將致力於驗證這一理論：細菌不是造成組織病變的原因，它們是在尋找其自然棲息地——病變的組織。這就好比蚊子會尋找死水，而不是讓水池變得死氣沉沉。”

想象一下，如果我們同時接納了巴斯德和貝尚的發現，同時掌握著兩種理論，今天的醫學會是什麼樣？把我們在消滅疾病的方向上所付出的努力，同樣應用於維持健康和增強免疫力的方向，今天的醫學會是什麼樣？

巴斯德的方法曾推動醫學突飛猛進，但是它只能帶我們走到這裡。是時候轉向另一個方向了——重溫貝尚的思路。

我們希望免疫系統的細胞能夠獲得豐富營養，行動敏捷，“頭腦”清晰，攻擊精準，能隨時為人體而戰；希望免疫系統人員齊整而不是拖拉渙散，不是隻能派出老弱殘兵進行無效作戰或者攻擊錯誤的目標；希望免疫系統具有超凡的視力，能夠在病毒一隻腳進入體內、流氓細胞剛開始變異成腫瘤時就發現它們的存在。不幸的是，許多人都帶著長期疲弱的免疫系統四處走動。由於沒有很好地進行壓力管理，沒有給身體足夠的營養，免疫系統變得遲鈍、疲憊、功能受限。戰鬥細胞部隊缺少關鍵成員，士兵單薄稀少。這樣一來，人體不僅更容易受到常見的感冒和流感的侵襲，而且還更容易遭受癌症、心臟病、糖尿病和各種嚴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侵害（後文將會進一步展開這些內容）。

通過增強免疫系統，我們可以阻止疾病的發生發展，或者在疾病已經存在的前提下挽回它們所造成的傷害。自發緩解會讓我們對這一點理解得更深刻。隨著免疫研究新進展的披露，我開始認為，絕症倖存者在經歷自發緩解前做出的改變同自然殺傷細胞的產生與激活存在關聯：某些飲食變化（例如增加營養水平）可以增強自然殺傷細胞活性，減輕（或更有效地管理）壓力同樣可以。有些研究甚至表明寬恕的心態與自然殺傷細胞的激增有關。

這些新發現似乎能讓我們得出一個簡單粗暴的結論：只要改變飲食計劃或調整心理狀態就可以刺激自然殺傷細胞發揮作用，像點擊開關一樣關閉疾病。但是，我所做過的相關調查告訴我，一切沒有那麼簡單。世界上沒有銀色子彈，沒有靈丹妙藥，沒有快速修復的方法。

修復破裂損壞的免疫之牆的最好方法是從頭開始建立健康生活狀態、重獲生命活力。身體是一種能夠進行自我修復的出色有機體，並且它想要變得更好。雖然自發緩解案例零散又獨特，但它們帶來的啟發足以避免我們成為自己身體的阻礙。同時，這些案例還能指引我們為身體提供它所需的一切，構建和維護一個蓬勃發展且頭腦聰明的免疫系統。

培育身體的土壤

我在本書引言中講過克萊爾·哈瑟的故事，她拒絕惠普爾手術時明確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回到家，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

對於克萊爾來說，這意味著她要直面死亡的恐懼，意味著接受生命即將結束，意味著多與家人和朋友相聚，加深彼此的感情，讓他們的支持環繞自己。克萊爾不想把自己最後的時間浪費在討厭或怨恨任何人上，所以她放下心中的怨恨，寬恕了一些傷害過自己的人。她也不想浪費時間承受壓力和焦慮，所以學著調整了壓力應對方法。我們無法改變世界，也無法完全擺脫壓力和憂慮，但可以改變與壓力和憂慮相處的方式。這就是克萊爾的目標。

克萊爾不知道自己還剩下多少時間。她與閨蜜們在俄勒岡州的海邊租了一幢海濱別墅。朋友們為她製作了小卡片，在上面寫下對她的印象評語，然後站成一個圈依次把卡片呈遞給她。這是克萊爾生命中最動情的時刻之一。

“但不是總這麼沉重啦！我們玩得很開心。我們在小蛋糕上裱花，連著三天都在嘲笑自己有多傻。”克萊爾對我說。

在俄勒岡度過了一個週末之後，克萊爾回到波特蘭。那幾天裡朋友們給她的愛與支持就像小船一樣載著她繼續前行。

“我都描述不出它對我的重要性。”克萊爾說。這次行程讓克萊爾覺得自己必須在等待死亡時好好活著，給了她做出生活中其他改變的力量，也讓她避免被憎恨與抱怨綁架、鑽進“為什麼是我”的牛角尖，還教會她專注於美好的事物。吸氣四秒鐘，憋氣四秒鐘，呼氣四秒鐘——克萊爾每天都會用深呼吸練習來消除恐懼，使自己保持平靜與專注。

克萊爾逐漸改變了飲食習慣，開始吃那些能讓人感覺更好的食物，而不是加重腸道負擔的食物。她注意到自己的飲食變得越來越天然，素食的比重增加了。她開始戒糖，但是保留了比薩餅和咖啡——這些是她熱愛的東西，能讓她開心。

“我就是想過好每一天，不是想通過這些方法活命。”克萊爾說。

起初的幾個月，克萊爾感覺自己的狀況持續惡化。她更容易疲憊了，身體更虛弱，疼痛不斷加劇。隨後，一切似乎停滯了。突然有一天，克萊爾意識到自己最近感覺好多了。她以為這是一個短暫的喘息之機，就像平靜的颱風眼一樣，但是這種感覺一直持續著。她發現力量重新回到體內，自己正在逐漸好轉，並不是恢復了生病之前的狀態，而是穿過了一場叫作疾病的大火，被融化然後重塑，脫胎換骨。我是誰？我來這個世界要做什麼？克萊爾對這些問題有了全新的認識。

克萊爾沒有回頭找醫生去弄明白髮生了什麼。她想，何必呢？幹嗎要回到那個自己曾發誓再也不踏入一步的、連窗戶都沒有的候診室呢？去弄明白自己為什麼還沒死嗎？

不管因為什麼，克萊爾白撿了些時間，並且是身體感覺良好的時間。她越來越健康，開始繼續享受生活。五年之後，當因為其他問題進行的掃描檢查顯示她的胰腺乾乾淨淨沒有一點腫瘤痕跡時，克萊爾和醫生一樣震驚。

當我第一次採訪克萊爾時，關於身體土壤重要性的古老爭執又沸沸揚揚起來。克萊爾不知道自己的驚人經歷應該被歸因何處。她只知道，從離開醫生辦公室到幾年後因為不相干的問題重回醫院，這之間的某個時刻，癌症消失了。克萊爾並不是因為追求痊癒才徹底顛覆了自己的生活。她滿心以為胰腺癌是致命的，所做的一切改變只是為了讓自己剩下的時光更加充實和純粹，為了去完成那些她曾經很想去做、卻又因為恐懼和各種阻礙而逃避的事情。但是，也許這些改變組合在一起——飲食、生活方式以及更深層的情感和精神上的改變，就像給稀薄貧瘠的土地施以營養豐富的肥料一樣，改造了克萊爾身體的內部環境。

在自發緩解的案例中，總有某些變化重新激活了免疫系統。在巴西的幾個康復中心裡，我確實見證了高於平均水平的自發緩解發生率。那些地方存在著讓免疫系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改變的東西，使治癒成為可能。也許這些案例代表了一系列發生在世界各地、被統計和平均值吞沒而不見蹤影的類似現象。舉例來說，在阿巴迪亞尼亞，人們會攝入營養豐富的食物，鍛鍊身體，並且冥想。他們把日常生活中的壓力拋之腦後，轉而面對內心深處真實的恐懼和被遺忘的夢想，開始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們往往是因為徹底重鑄了生活的基石而再次創造了自己。

康復中心的造訪者在身體、情緒和精神上的轉變裡也許暗藏我希望找到的答案，全國各地的絕症倖存者通過郵件向我講述的神奇康復故事裡也可能暗含自發緩解的秘密，只有把準確的線索組合在一起才能打開通往治癒的大門。我懷疑答案無法被歸結為一個單一的觸發因素，而是所有正確因素偶然結合，連點成線，才形成了這種罕見的突然痊癒。

所有攝入人體的東西都會影響我們的內部環境。吃的食物、滲入的毒素、服用的藥物、紮根在體內的細菌，甚至想法、感受、世界觀和人生觀也會影響我們免疫系統的土壤。天然殺傷細胞和其他抗疾病細胞的力量不僅與飲食、運動習慣和其他生活方式的選擇有關，還與壓力、人際關係、曾經遭受的創傷、信仰以及如何看待和理解自身息息相關。

根據巴斯德女婿撰寫的巴斯德傳記，“細菌學說之父”在晚年的時候也變得沒有那麼固執了。中風之後，巴斯德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他回首一生，重新審視了自己在事業上的立場。

他說：“伯納德是對的，病原體沒什麼好擔心的，人體內部環境決定一切。”他指的是克勞德·伯納德，貝尚的同事，那個喝下了一杯霍亂弧菌的人。

內部環境決定一切

很多康復中心的造訪者相信治癒是某種力量的作用，可能正是這種篤信對他們發揮了巨大作用。關於深層心理和精神體驗對身體的影響，我們還處在研究的早期階段。作為精神科醫生，我知道意識和潛意識都會影響身體的運作、影響具體的細胞及其功能。但即使如此，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變化，那它一定發生在個體之中，深入到細胞、生物系統以及人體的運作機制中。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我們應該能夠探測到。

巴西的旅程結束後，我陸續得知了其他有類似經歷的案例，可是這些人並沒有前往過任何康復中心。我試圖尋找這兩類人的共同之處，但想要釐清混亂的故事、發現核心真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我面對著許多缺乏足夠醫學證據支持的案例，還有數百年或二十年前的醫學期刊中有關突然痊癒的歷史記載。也許對這些豐富的資料進行探尋，我就能發現案例之間的相似之處，以及令人不得其解的差異性。

隨機、雙盲、對照的研究策略是評判醫學研究的黃金標準。它們能夠保證在研究過程中不管是受試者還是研究者都不知道誰在接受治療，這對於評估各種治療的功效非常有用。但在研究自發緩解的過程中，我找不到應用了這些策略的案例，因為對自發緩解的研究無法套用這些策略。就像沒人能預測誰是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或埃隆·馬斯克一樣，在研究的早期階段，我們預測不出誰將成為下一個參悟健康秘密的人。畢竟，自發緩解在我們眼中還是罕見的、甚至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這不是可以被創造或操控的東西——至少現在還不是。

自發緩解常常發生在沒人關注的情況下，甚至連患者本人都留意不到。當一位患者已經窮盡了醫生的治療方案，被送回家接受姑息治療時可能發生；當一個人接受了現狀，準備帶著重病盡情享受生活，或者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時可能發生；或者當一切嘗試都已經失敗，患者認為“我的生命該由我做主”，決定自己為健康做些什麼時也可能發生……

我在巴西親眼見到的痊癒病例都很匪夷所思，那裡的人們給出的解釋也超過了我所能接受的極限。我敏銳地意識到，這裡有一條文化差異的鴻溝。比如，目前科學家對精神與心靈的力量還知之甚少，巴西的文化讓那裡的人們更容易接受這些力量的存在，而被現代科技文化塑造的我就很難接納這類概念。

2004年，我決定回巴西的幾個康復中心看看。我是偷偷去的，沒有提前知會他們。第一次去拜訪時，我既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的對象。我要執行偵探任務，去調查，去深挖病歷，去觀摩外科手術；但同時也有人在一旁拍下我的一舉一動，我仍在扮演“醫生”的角色。當我把自己當作一個局外人、一個人類學家、一位哈佛醫院的醫生，並且別人也這麼認為的時候，我就很難得知真相。這次，我想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短時體驗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員是種什麼感覺，也許這將為我理解自發緩解提供更多可能。

剛回到康復中心那段時間，我進行了幾次訪談。但大多數時候我都試圖把自己藏匿起來，和所有人保持一致。我也參與冥想，感受某種力量在人群中的傳遞。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將自己融入這樣一個充滿希望、對治癒堅信不疑的群體中，我想，這之中一定蘊藏著巨大的能量。但是我決定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人們在這裡的生活方式是什麼樣的？與他們的“正常”生活有何不同？

大多數阿巴迪亞尼亞康復中心的造訪者居住在一種民宿一樣的小型旅館中。住宿包括三餐，食物大多是素食，顏色明亮而鮮豔，每次都會吸引我的眼球。我回想起了小時候在農場的日子，所以總是胃口大開，而且很快就愛上了無盡的美味蔬菜和五彩繽紛的熱帶水果。旅館提供的餐點營養豐富，但精製碳水和精製糖的含量很少，而且基本不含動物製品。顯然，天然而少經加工的食品是這裡的一大賣點。人們不會聚在一起喝雞尾酒，而是在露天果汁吧碰頭，喝著高腳杯裡的芒果、木瓜、百香果或番石榴汁（它們全都能提供豐富多樣的微量元素），一邊喝一邊分享自己的故事。我特別喜歡這裡流行的阿薩伊漿果餐，前來尋求治癒的人們隨意享用著這種美食。有宣傳稱阿薩伊漿果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劑，許多人認為它是營養價值極高的食物，甚至將其視為保健藥物。你看，即使是最講究飲食健康的人，也要在這裡經歷飲食習慣的巨大改變。

許多人只是短期造訪，像我一樣待上一兩個星期，或者只是幾天。也有些人會待得更久：幾周，幾個月，甚至幾年。還有的人甚至被這裡的環境和人際關係所觸動，搬來長住。這裡的房屋和租金都很便宜，回報率相當不錯。突然搬到這樣的環境會帶來很多變化，我考慮了大大小小所有可能的改變。不僅要完全融入一個聯繫緊密、相互支持、充滿希望的群體中，還要接受生活方式的改變：人們去哪裡都靠步行，每天進行集體冥想，吃純天然的飲食，等等。

當然，只是菜譜發生改變並不能解釋很多短暫造訪者所經歷的驚人康復。不過，阿巴迪亞尼亞的康復中心確實接待了很多國外的來訪者，他們把自己融入了全新的、截然不同的飲食文化中，迅速而徹底地改變了飲食習慣。也許其他地方那些經歷了自發緩解的人們也完成了類似的改變。我找到了一位學者的研究，他對200例自發緩解案例進行了分析，並總結說將近88%的研究對象都顯著改變了自己的營養結構，主要是變為素食。

絕症倖存者在得到最初的診斷後可能會全面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改變可能影響重大，而營養水平的改變可以成為我研究的重要起點。常識告訴我們，營養水平的顯著變化可能導致人體生化機能的顯著變化，從而創造出更不利於疾病發生、發展的身體環境。經過多年的訪談和科學研究，我逐漸認為食物既可以是良藥，也可以是毒藥，這取決於食物的營養價值。對內部環境最直接、最有效的改造方法就是首先審視我們向環境中傾倒了什麼。被稱為“現代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曾經說過：“所有疾病始於腸道。”也許健康同樣從這裡開始，就像生命開始於土壤中播下的種子一樣。

第三章　食物能給身體帶來什麼

通過藥物治療疾病的人們需要經歷兩次痊癒，一次是從疾病中痊癒，另一次是從藥物中痊癒。

——威廉·奧斯勒，加拿大醫學家、教育家

維護一座花園時，大多數園丁都會用心培育土壤：鬆土、通氣、施肥、保持合適的溼度。如果想讓花園更美麗些，還需要解決土壤酸鹼值、營養，甚至是有益微生物的問題。有時，土壤毒素（比如鉛）含量的評估也很重要。另外，花園千差萬別，土壤的組成也會因花園而異，這意味著園丁可能需要採用不同的維護方法：有些需要更多的氮和磷，有些則完全不需要；有些需要堆肥，有些則需要用石灰改變土壤酸鹼值。對一座花園有益的措施，或許並不適用於隔壁的花園。

我們剛剛介紹過微生物組。腸道中的微生物組其實就是一座花園，其中的微生物決定了人體對食物和營養的不同反應，進而對人體健康造成了巨大影響。正如每個花園各不相同，每個人的微生物組也是獨特的。微生物組的組成取決於我們的祖先來自世界的哪個地方，取決於父母以及我們自己喜歡吃什麼樣的食物，也取決於我們如何處理壓力，如何利用情緒營養。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討論過，雖然人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低估了微生物組的作用，但是現在它有望成為改變健康理論和醫學方法的重要研究領域。一些科研人員認為，對微生物組的本質及其調控的研究可能成為逆轉許多疾病的關鍵。

根據我從小在農場種地的經驗，對播種毫不上心、僅僅指望靠禱告獲得好收成，是註定要失敗的。然而許多人照顧自己身體的方式就是這樣，不留心土壤成分，不做任何維護，甚至幾乎不給予任何關心與關注，好像自己的身體就是一個垃圾坑。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是如此，祈禱身體運轉良好，卻不斷把垃圾堆入其中。有時我們確實會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但大部分時間都無法如願。然而，當我們意識到一切正與期待背道而馳時，往往已經積重難返，努力挽回也大多於事無補。

如果想要擁有更好的人生，我們應該用愛與感恩之心對待自己的身體，悉心照料並改善土壤——尤其是我們的微生物組，讓身體儘可能保持健康。身體就像載著我們前行的車輛或航船，需要得到認真保養。不好好關注自己的身體，就是在自我毀滅。

每天，都有各種相互矛盾的飲食推薦在我們眼前輪番轟炸：在一項研究中被“證實”為健康的食物很快會被另一項研究描述為不健康；出版業喜新厭舊，追逐著一輪又一輪飲食時尚。患者總是問我應該吃什麼、不應該吃什麼，因為書中的說法似乎永遠彼此矛盾。一年又一年，我們從紅酒轉向咖啡，接著是魚肉，然後是紅肉。食物金字塔描述了一套理論，營養學家和醫生們講述了另一套理論，剛買的新書則又有一套截然不同的理論。當某一種營養物質（比如Omega-3）被發現對健康有益時，健康領域的寫手們就開始誇讚富含這種物質的食物（比如核桃），稱其有神奇功效；當一位著名的女演員或運動員出版了一本有關營養的書時，往往會有某個醫生跳出來反駁書中的營養方案，但這樣的醫生也常常是一知半解，做不出全面的評價。核桃確實有益健康，但是，這種將特定食物或營養物質與特定健康價值綁定的僵化認知讓我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實際上，能醫治身體的營養計劃不是計算卡路里，不是攝入固定比例的幾大類飲食，不是添加或去除特定營養物質，而是全盤規劃，找到持久有效的飲食方案。追逐網紅食品或時尚飲食並沒有什麼幫助。

在2008年的大熱著作《捍衛食物》中，作者邁克爾·波倫在開篇就闡明瞭全書觀點：“吃能吃的，別吃太撐，多吃植物。”其中，所謂“能吃的”是指在老一輩人眼中可以被稱為食物的東西——未經加工的簡單食物、不加防腐劑的天然食物，而不是那種儲存了一年、兩年，甚至十年後，看上去、嚐起來都很“新鮮”的食物。波倫說，這句話就是他所要傳達的全部信息了。他還開玩笑地說，閱讀書中的剩餘部分並不是十分必要，讀者真正需要知道的、能幫助他們極大改善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的，就是這十二個字。所以在後續內容中，波倫熱情洋溢地邀請讀者們徹底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改變關於食物和健康的頑固的錯誤觀念。

先前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就被它簡潔直白的開篇震撼了——吃能吃的，別吃太撐，多吃植物。然而，我沒能對自己的飲食習慣做出任何真正的改變。當時，我沒有動力與財力去實現並堅持這麼重大的改變。而假裝不知道這一切，繼續保持與周圍人一樣的習慣則簡單得多。在我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漢堡、比薩和餅乾無處不在，我可以在護士站買到這些東西，在會議間隙簡單吃兩口，或者就把它們當作日常零食。我們的家庭、文化、生活軌跡和最唾手可得的資源塑造了我們的食譜、癖好和日常習慣，它們根深蒂固，難以被撼動。一般而言，需要什麼突如其來的變故——比如疾病——才能讓我們幡然醒悟並下定決心做出改變。也許巴西那些康復中心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們可以讓訪客毫不費力地改變自己的飲食——這種改變就蘊含在當地的社群環境與文化之中。

從巴西回家之後，我又投入了高強度的工作，甚至幾乎沒有時間去護士站拿一片冷比薩，親自烹飪那些在巴西吃到的高營養膳食的機會就更少了。不過，因為不會“吃得太撐”，我感覺自己的健康狀況還比較良好。還在醫學院的時候，我們曾學到過，發達國家的人民正面臨著營養過剩而不是營養不良的問題。但是由於攝入了太多毫無營養的“食物”，我們其實依然處於營養匱乏的狀態。然而想要改變實在太難了，我沒有過多的精力可以放在飲食上。飲食調整不是最重要的，我的病人們才是，長長的候診名單已經在等著我了。工作第一。醫務工作者很容易陷入這種行為模式：忙著照顧別人，卻從來不照顧好自己。起初我幾乎沒有注意到那些不斷增加的數字——體重、膽固醇、血壓。我給自己找好了理由，並向自己保證，當我不那麼忙的時候會盡快做出調整。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注意到了一條規律：人們一旦被診斷出患有某種疾病，就會改變飲食習慣——雖然改變的方向各不相同。當我第一次與序言中提到的克萊爾·哈瑟聯繫時，她說飲食是她做出的第一步調整。查閱資料後，克萊爾發現重鹽對胰腺癌患者危害巨大。“您不會相信我把鹽從食譜中剔除的速度有多快。恐懼是強大的動力！”她說。

不過克萊爾也提到，她雖然轉向了天然飲食，把大部分加工食品和重鹽的食物從食譜中剔除了，但也留下了一些自己真正喜歡的食物，都是嚴格的“抗癌飲食指南”不允許食用的東西。我在其他人的講述中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佛羅里達州一位普拉提教練患上了極其危險的淋巴瘤，她大大提高了自己攝入的營養的質量，但保留了每晚一杯葡萄酒的習慣；有一位患者喜歡奶酪，他戒掉了其他所有精製碳水和動物製品，卻繼續享用著奶酪；還有一名被診斷為胃癌的患者幾乎只吃肉和營養劑。在過去的十五年裡，我見到了許多神奇康復的患者，他們調整飲食的方式大相徑庭。我清楚地意識到，飲食營養的改變似乎並不存在普適規律。

英國一位名叫巴勃羅·凱利的年輕人曾突然來信說，他成功擊敗了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這種類型的腦癌從來無法治癒，致死性極強：它的五年生存率（可以用來衡量任何一種疾病致死性的有效指標）僅為2%至5%，大多數人在六個月內就會死亡。然而，巴勃羅的腫瘤並沒有擴散，反而縮小了——這類腫瘤本來不可能這樣發展。醫生對此十分費解，這一案例也吸引了許多英國媒體的報道。巴勃羅本人將自己的痊癒歸因於低碳高脂的生酮飲食。他一直非常嚴格地控制著飲食，不會像克萊爾那樣“作弊”——偷偷把喜歡的食物加入食譜裡。生酮飲食會讓人體進入酮態，大量燃燒自身脂肪。

一般來講，人體會將攝入的碳水化合物轉化為葡萄糖，接著將葡萄糖用作身體和大腦的燃料。但葡萄糖也是腫瘤最重要的食物。當醫生將放射性標記的葡萄糖注射進患者的體內，用掃描儀器觀察其被吸收的狀況時，通常都是腫瘤在瘋狂地吸收葡萄糖。經過大量調研，巴勃羅決定嘗試“餓死癌細胞”的生酮飲食策略。的確，有些研究認為生酮飲食會讓癌細胞缺少生長必需的營養，但是我們還不知道長期高脂飲食會對身體造成怎樣的影響。況且，高品質和低品質的脂肪也有很大差異。另外，如果一個人已經生病，如此嚴格的飲食控制也存在一定風險，大多數醫生都不會建議在沒有專業醫學監督的情況下嘗試這種方法。除此之外，生酮飲食者還需要規律服用營養劑，來補充特定的維生素和礦物質。儘管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巴勃羅還是忠實地執行了自己的計劃。同時，他也很注意保持積極的心理狀態。就這樣，他克服了一切困難，活過了預期死亡時間，健康狀態還有了很大提升。

我還認識一個叫朱尼珀·斯坦的強直性脊柱炎（一種會漸進性發展且無法治癒的關節炎）患者。她現在康復了，身形苗條，精力旺盛。我們坐在紐約市的中央公園裡，遠處傳來繁忙的車流聲，周圍的樹葉沙沙作響。伴隨著背景音，朱尼珀講述了她的故事：多年前被診斷為強直性脊柱炎後，她和丈夫對飲食做出了巨大調整。從那時起，他們就意識到這些變化能夠讓微生物組更有利於人體健康。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討論她的案例。

米拉·邦內爾，在查看了她轉移性黑色素瘤的斷層掃描結果後，我通過電話採訪了她。我們討論了她的飲食規範，以及人與食物的關係。米拉將自己的絕症診斷視為身體給她的當頭一棒。

“我的身體對我說：‘這些年你像對待垃圾一樣對待我，不停把咖啡因和酒精塞進來，像賽馬一樣一直胡吃海喝，還不睡覺，我受夠了。’”

當談論起轉變的方式時，米拉把重點聚焦在了吃的過程上：“我意識到應該好好思考自己在吃什麼。我需要慢下來，把注意力放在身體正攝入什麼營養上。”

還有患者向我提起要學會帶著感激之心進食，只是出於恐懼而改變飲食毫無價值，甚至可能起到負面作用。與什麼是健康飲食相比，為什麼要健康飲食、怎麼實現健康飲食同樣重要。

乍看起來，這些人對飲食習慣的調整大相徑庭。把我調研過的案例擺在一起，就好像在看書店裡的烹飪美食類圖書，每一種叫得上名字的時尚飲食都能陳列其中。他們之間的共通之處在哪裡？

我想要了解時尚飲食和健康改善之間的深層聯繫，於是聯繫了醫學與營養領域的同事，詢問他們是否聽說過任何主要或完全由飲食實現的自發緩解案例。一位同事回信道：你得和湯姆·伍德談談。

一封改變人生的郵件

湯姆·伍德是一個注重細節的人。他在美國東海岸經營著一家諮詢公司，我們第一次聯繫時他用工作郵箱回覆了我。湯姆在回信中詳細列舉了他數十年來與糖尿病鬥爭的經歷，我可以看到他血糖多年來的波動變化和總體趨勢。那是一份完美的記錄。

在交談中，湯姆同樣表現得十分通透。像與我對話過的大多數人一樣，湯姆能夠輕鬆自信地談論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不僅如此，他還經常思考並討論當前醫療體系中哪些部分對他有幫助、哪些則沒什麼用處。談起這個話題，湯姆的聲音有些疲憊，但又很熱情。和大多數案例一樣，這個故事很長，有很多內容要講。當我請湯姆講述他的故事時，湯姆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你有多少時間？”他笑道。

湯姆問應該從哪裡開始，我的回答很簡單：“起點。”每當我要求從“起點”開始講起時，被訪談者都會回到同一個時間點。不是症狀顯現時，不是得知診斷時，甚至不是身體還很健康時。不需要我提出要求，他們會一直回溯到自己的童年，彷彿身體裡有什麼東西讓人憑直覺意識到故事的真正根源就在那裡。不論疾病如何發展，背後的故事才是重點。

湯姆從小的標籤之一就是“健康”，他也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健康的人。湯姆在紐約州的伊薩卡長大，高中時期是校內足球隊和網球隊的隊長。湯姆的父親曾在伊薩卡學院擔任體育部主任，他們一家人總會一起遠足、騎車，進行戶外體育運動。

成長時培養的對運動的熱愛延續到了湯姆的成年時期。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後，湯姆找到了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報酬不錯。他搬到了紐約下州，結了婚，不久之後有了個兒子。湯姆後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提供員工招聘、人員配備和諮詢服務，過上了幸福成功的生活。他會在每天清晨的鬧鈴中醒來，那時天還不亮，只有天邊隱隱透著日出的粉紅色光芒；然後迎著微涼的空氣開車去健身房，在上班前參加一場壁球比賽。有時他還會做力量練習，或在跑步機上慢跑。午休時，湯姆會開車去辦公室附近的速食餐廳叫一份漢堡、薯條和可樂套餐。

他帶著些沮喪說：“那時我吃過的漢堡王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多。”

時光如流水。湯姆的兒子飛快成長著，湯姆也一直忙忙碌碌。他的體重開始上升，會時不時感到背痛。他嘗試了包括阿特金斯方法在內的幾種飲食方法，減掉了幾磅體重，得到了心理安慰，然後又讓體重長了回去。湯姆沒有過分超重，但是確實比以前重了，這讓他感受到了歲月從身上緩緩流過的痕跡。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參加完會議開車回家的時候，湯姆感到有些不對勁。一整天他都疲憊不堪，但他以為自己只是太累了。從車站回家的路上，湯姆的胸部疼痛起來，像被一條帶子勒著肋骨，左臂也開始發麻。湯姆意識到這是心臟病發作的跡象，他停下了回家的導航，直奔醫院而去。

湯姆說：“他們把我帶進去，然後給我套上了個漂亮袍子，讓我去做心電圖。我在那兒待了幾個小時。”

那天晚上11點，醫生們找到了問題的根源：有一種蛋白會在心肌受損時進入血液，檢查發現這種蛋白在湯姆的血液中濃度很高，大概是正常人的四到五倍。醫生們懷疑是動脈阻塞。

心臟插管排在了星期一的第一項日程。導管從股動脈一路向上。局部麻醉讓湯姆在手術中保持著清醒，他從監視屏上看到導管一直抵達心臟並釋放出一股染料。X光會在染料流過動脈時持續追蹤，讓醫生們能夠看到任何動脈狹窄或阻塞的區域。根據湯姆的檢查結果，醫生們以為會看到很嚴重的動脈阻塞。但結果只是不到5%的阻塞，這對於湯姆的年紀來說已經相當不錯了。

把湯姆送回病房後，醫生們又聚集在了白板前，開始尋找病因。最終，一位護士拿著一份顯示關鍵證據的檢查結果走了進來。顯然，她因為還沒人發現真相而有點生氣。

“不好意思，有人注意到他的血糖已經升到300了嗎？”護士問。

後續的血檢發現了真正的罪魁禍首——2型糖尿病。湯姆有胰島素抵抗。在身體中，葡萄糖會在胰島素激素的幫助下從血液進入細胞，繼而在細胞中轉化為能量。而有時胰島素無法有效地讓血液中的葡萄糖（血糖）進入細胞，這種情況就是所謂的胰島素抵抗。與之相對的1型糖尿病則是胰腺細胞產生胰島素的水平不足。在湯姆的案例中，胰島素抵抗讓血糖無處可去，堆積在循環系統中，才引起了一系列心臟結構和功能的問題。

未經治療的2型糖尿病可能導致心力衰竭、腎臟損傷、失明、中風、截肢等各種嚴重後果。2型糖尿病比率佔到了新發糖尿病病例的95%，也是美國和全球人口死亡的第七大誘因。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報告，美國在糖尿病這一項疾病上的醫保支出佔到了全部支出的20%，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湯姆以為自己心臟病發作而開車把自己送進急診室的那天，他成為全球已知的4.22億糖尿病患者之一。根據專家的估計，有8000萬名20歲以上的美國人處於糖尿病前期，有四分之一已經罹患糖尿病的人尚對自己的病情毫不知曉。近幾十年來糖尿病的患病率在急劇上升，這不僅是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問題，而且是全世界面臨的問題。

2型糖尿病被視為不可治癒的疾病——病程不可逆，而且會不斷惡化。如果發現得夠早，一些醫生會鼓勵患者通過調整飲食、多做運動和減肥來減輕症狀或延緩疾病發展。但這些措施通常只是治療後的補充手段。同時，患者、醫生、營養學家可能都缺乏對飲食和營養的真正瞭解。大部分情況下，我們對這種疾病（以及其他慢性病，患者可以自己穿過候診室大門走進醫院看病的那種）的治療宗旨是“抓緊治療，及早出院”——基本上就是明確診斷，開出藥方，然後讓患者出院回家。

湯姆覺得，在過去的50年間，糖尿病的治療方法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在他還小的時候，母親就被診斷為糖尿病，但她沒有改變飲食，而是繼續烹製著富含碳水和澱粉的食物——這是20世紀50年代的經典飲食。直到有一天，十幾歲的湯姆站在廚房裡，看著母親掀起襯衫給她自己注射了一針胰島素，才意識到她已經這樣做了許多年。

湯姆說：“當時大家普遍認為注射的胰島素與自己身體制造的胰島素沒什麼差別。我被診斷出患有糖尿病的時候，主流觀點基本還是如此。”

1922年，我們擁有了向糖尿病患者提供人工胰島素的能力。毋庸置疑，這一成就改變了醫學。那一年，一個名叫萊昂納德·湯普森的14歲男孩接受了有史以來第一針用於人體治療的人工胰島素。作為那個時代的1型糖尿病患者，這個男孩本來會被嚴格限制飲食，保持飢餓狀態，在幾個月內死去，但人工胰島素讓他又活了13年。

胰島素的發現已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也在醫學尋找消滅疾病和痛苦的“魔法子彈”的征程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是，醫學的新紀元同時繼承了舊時代的成功與侷限。我們現在更加明確地知道，像胰島素這樣的藥物只能治療症狀而不能解決病因。對於2型糖尿病來說，即使“治療”了患者，胰島素抵抗也仍然存在。如果不解決病因，那一切都不會得到真正改善。最好的情況下，患者會繼續在疾病的泥潭中原地踏步；而大多數情況下，疾病會繼續惡化，患者將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完整個痛苦的患病過程，經歷多器官損傷、身體疼痛以及生活質量的急劇下降。

湯姆的糖尿病的確惡化了。他首先服用了二甲雙胍，這種藥物能嘗試“說服”身體更高效地利用胰島素。當二甲雙胍失效之後，湯姆改用了常規的胰島素注射療法。這種療法要求患者在用餐、吃零食以及睡覺前都要注射胰島素。在接下來的10年間，湯姆每天要注射總計大約45單位的胰島素。注射胰島素會導致體重上升，從而加劇胰島素抵抗，使血糖水平升高，繼而需要更多的胰島素——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湯姆的體重增加了，他不得不停止鍛鍊，還患上了慢性背痛。

他說：“我連在購物中心走上一百英尺都做不到。身材也走形得厲害。”

請注意，湯姆是個不折不扣的社會精英。他畢業於康奈爾大學，還是一家公司的總裁；他長期重視鍛鍊，並且擁有許多健康資源。他不僅找到了頂尖內分泌科專家看病，找到的還是專攻糖尿病的頂尖內分泌科專家。湯姆說，在過去的1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他總共看了20位到25位醫生，其中包括至少8位糖尿病專家。而且，由於對數字敏感且高度自律，他比大多數患者更加嚴格地按醫囑監測和控制了血糖。儘管如此，湯姆的血糖讀數還是衝破了上限——15年來他一直注入身體的藥物逐漸失效了。湯姆的一隻眼睛患了白內障，雙腳開始發麻（這是糖尿病神經病變的症狀）。他患合併症的風險也增加了。這些糖尿病合併症，例如心臟病、腎臟問題、視力損傷，甚至癌症，不斷威脅著湯姆的健康。

2014年感恩節之後的週末，湯姆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他瞥了一眼，發現那是一封垃圾郵件，裡面的廣告吹噓著改變人生的捷徑，聲稱今天註冊就將獲得一份“特別食譜”，只要按照食譜調整飲食，就能降低體重，擺脫糖尿病藥物，一個月內即可恢復正常生理指標。湯姆把鼠標懸在了刪除按鈕上，但是“不成功全額退款”的承諾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厭倦了生病，厭倦了每天注射，厭倦了慢性疼痛與超重，厭倦了日復一日的痛苦掙扎。湯姆又讀了一遍郵件。“改變飲食，改變命運，只要39.95美元！”郵件裡宣稱這一療程將持續4個星期，如果4周後他還是糖尿病病人，或沒能成功停藥，就可以把交的錢再拿回去。

湯姆想：管他的，我還能失去什麼？

湯姆輸入信用卡號碼，下載了那份食譜。食譜上主要是蔬菜、水果和豆類，沒有肉類和乳製品。乍一看清單很長，選擇很多，但湯姆一片茫然：其中有很多他從未吃過或不知道如何烹調的食物。但是看在40美元的分上，湯姆決定試一下。並且只需要做一個月而已，他什麼都可以堅持下來。

4周後，湯姆減掉了10磅，糖尿病藥物劑量也減半了。他精力更加充沛，步伐也輕盈起來。不過，湯姆沒有像郵件所承諾的那樣能夠完全停用胰島素。抱著對這封郵件及其承諾剩下的一絲懷疑，他給這家公司打了電話。錢退回來了。

但湯姆依然被震撼了。在短短的4個星期內他實現了十幾年來的兩個第一次：第一次讓藥物劑量下降了一半，第一次減輕了體重。而他所做的，只不過是略微調整一下放進餐盤裡的食物搭配而已。並不激進的飲食變化與幾乎沒有提升的運動量，為什麼能顯著改善身體狀態和血糖水平呢？

這是多年來他第一次看到了真正能讓健康水平和生活狀態產生顛覆性改變的可能，感受到了蓬勃的希望與力量。在妻子的支持下，湯姆啟動了康復計劃，開始深入研究飲食和血糖的關係。他發現了一本叫《糖尿病的終結》的書，由喬爾·富爾曼博士撰寫。他和妻子都讀了一下，夫婦二人一同鑽研烹飪，一同改變飲食。開始時要學習的東西很多，但還是比美國糖尿病協會和許多醫生推薦的卡路里計算要容易得多。富爾曼博士的方法很簡單：要選擇維生素、礦物質和植物生化素含量最高的食物，不用太關心卡路里或食物種類。書中還列出了可以隨時“無限量”攝入的食物，並且根據營養密度對食物進行了分類。

什麼是營養密度？根據富爾曼的說法（其實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高營養密度食物富含維生素、礦物質和植物生化素，但卡路里較少，糖、精製碳水、鹽、澱粉和不健康脂肪的含量很低，這一類食物包括水果、蔬菜、魚類、全穀物、堅果、豆類、種子類。此外，還可以食用少量無添加劑的瘦肉。為了幫助患者實現高營養飲食，富爾曼博士提出了綜合營養密度指數（Aggregate Nutritional Density Index，以下簡稱ANDI）的概念。人們可以輕鬆地從網絡上獲取ANDI的具體信息，它的良好可視化展示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營養密度的概念，創建合適的飲食方案。剛開始，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們需要不斷查詢ANDI，學習新的菜譜，養成新的習慣，分析每一頓飯的每一次飲食選擇，但漸漸地就會習慣成自然。

隨著植物生化素研究的深入，ANDI可能會發生變化。概括來講，這一營養方案的本質就是：多吃蔬菜。湯姆沒有完全放棄意大利麵、麵包、肉和奶製品，但大幅減少了這些食物的攝入，讓它們只佔攝入卡路里總量的5%以下。他基本上把飲食習慣顛倒了過來，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搭建了個人飲食金字塔的新基礎。

這一改變見效了。在撰寫這本書時，湯姆已經近3年沒有糖尿病症狀，也沒有再接受藥物治療。自從2014年感恩節試用促銷讓湯姆找到了富爾曼博士的抗糖尿病營養計劃後，他就一直堅持著這一套方案。湯姆說，自己的身體現在是由富爾曼博士的“營養餐”填充起來的，每天的食譜上都是豆類、綠色蔬菜、堅果種子和漿果這些美味又營養的食物——就像我在巴西吃到的那樣。“我現在會感到飢餓。無論如何，我都不會再回到以前的飲食模式了。”湯姆說。

但是他會時不時做個弊嗎？比如吃塊蛋糕？

湯姆說：“很少，幾乎完全不會。沒有這種衝動。堅持完第一個月之後，我對過去吃的那些食物的渴望就消失了。”

許多人與我交流時都談到，改變飲食習慣後味蕾好像又活了過來。他們發現，一旦開始嘗試這種飲食方式，堅持下去就完全不是難事。飲食調整的效果立竿見影，又能讓人受益終身，再沒有什麼能讓他們回到舊食物的懷抱了。而且，你不用花多少錢、費多少力氣，就能把水果和蔬菜做成美味珍饈。一旦學會識別哪些食物具有高營養密度，哪些沒什麼營養，外出就餐時也不會有任何困擾了。

湯姆提到過去的飲食習慣時說“沒有這種衝動”，這種表述方式值得注意。當人們回顧自己對營養攝入模式做出的改變時常常會使用以下表達，比如“曾經對精製麵粉和精糖成癮”——正是這些成癮的習慣讓人們在開始時很難轉向營養密度更高的食品。

湯姆現在空前健康。曾經他走不到一百英尺就會氣喘吁吁，而現在他每天都會步行三英里，並且毫不費力。如今他已經70多歲了，體型瘦削，身手靈活。糖尿病曾在他體內肆虐了15年以上，但現在從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疾病的痕跡。

湯姆的內分泌科醫生對此十分驚訝。幾年前，她曾讓湯姆到醫院去做個體檢。拿到檢測報告後，她又找出上一年的報告看了看，那時候湯姆還在每天攝入45單位的胰島素。

“我都數不清自己見過多少病人。但在過去20年的職業生涯裡，我從來沒見人康復過。”這位醫生說。

湯姆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鳴。像湯姆一樣，我一直以為自己的飲食方式大體上還算健康，只是偶爾會在工作繁忙時吃些垃圾食品。但是，我忽略了自己有多少次只是簡單地選擇了手邊最方便的食物。我發現很多人都是如此。作為醫生，我經常詢問患者的飲食習慣，還常常觀察醫院餐廳裡不同人托盤上的食物。幾乎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吃得挺健康，但事實並非如此。

小時候，我家從來不買外賣或包裝食品，而是自己在家做飯。我母親幾乎可以從原材料開始製作所有食品，比如把種在農場的小麥磨成麵粉，用來做麵包、煎餅和鬆餅。我們幾乎一天三頓都吃肉，還有很多面包和土豆這樣的重碳水。成年後，我重複著類似的飲食模式，並隨著大學生活的到來加入了薯條、餅乾和現代社會的各種零食。我仍然遵循著傳統的食物金字塔，肉類和奶製品等動物源食品佔據了支撐金字塔的巨大底層。我接收的信息是，動物源食品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它們，金字塔就會倒塌。

諷刺的是，醫學院是對惡劣飲食習慣最放縱的地方，我們這些醫學生會接納所有方便快捷能飽腹的東西。在醫學院，我們需要吸收大量信息，日程滿滿當當，關於營養的內容卻少得可憐。可就是這一點點內容，我們也沒有意識到它們與現實世界的聯繫，沒有發現將它們付諸實踐的重要意義。

我曾和同學們一起坐在課堂上背誦化學和神經化學的方程式，某些特定的維生素和礦物質會出現在這些方程式的關鍵節點，幫助身體完成重要的化學反應。但隨後，教授漫不經心地說，西方世界的人們並不缺乏這些營養。上完課，我們起身，走出教室，把比薩和薯條當作晚餐、夜宵和課間零食。考試的時候，當被問到“血液中某些營養素的缺乏會如何影響大腦產生5-羥色胺、多巴胺或乙酰膽鹼等神經遞質”，我們能從容作答。但在門診室裡面對患者時，很多醫生都不會問“你平常吃什麼”。如果給汽油車添加柴油，或給柴油車添加汽油，那車遲早會出毛病，這個道理大家都能理解。可是人體與汽車真的有什麼不同嗎？

在造訪巴西、聆聽了一個又一個故事之後，我意識到，趁這些故事中提及的疾病還沒找上門來，必須做出一些重大改變了。我需要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飲食方案，就像湯姆、克萊爾、朱尼珀和許多實現了驚人治癒的患者們一樣。克萊爾特別強調飲食計劃的個體性。她開設了一個質量很高的博客叫“與胰腺癌一起生活”，在上面記述自己的康復之旅，分享自己調整飲食習慣的細節。克萊爾向我講述了她剛開始撰寫博客時的一件事。當時，她通過博客與很多正在痛苦中掙扎的病友溝通。一位女士找到她，想要詢問更多調整飲食習慣方面的細節。克萊爾是個開朗慷慨、樂於分享的人，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自己的全套方法。那位女士也說，自己很快就買了克萊爾列出的所有東西，並嚴格重走克萊爾走過的路。可是一段時間後，這位女士去世了。

從那時起，克萊爾為自己立下了規矩，不再公開飲食方案的細節。

“顯然，對我有用的方法對她沒用。”克萊爾寫道，“我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會響應不同的因素，所以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我不相信存在一種適合所有人的東西，一顆能消滅所有病魔的銀色子彈。我們需要找到能夠幫助自己的獨特方案。”

克萊爾認為可以公開的是，自己徹底戒除了精製麵粉、精糖、加工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劑（食物色素和防腐劑等）。但與一些人不同，她保留了適當的有機肉和奶製品。她的原則是：吃新鮮的應季食物。

我的確從收集來的自發緩解故事中發現了一些共性，但也不是特別具體的條框，而是一些模糊的規則。被許多人提及的準則有：吃新鮮的食物，吃素，吃天然食品，不要吃精糖或精製麵粉，不要攝入任何加工食品或人工製品。我看到的一些關於癌症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研究中提到，像細菌和真菌一樣，如果癌細胞攝入了它們最喜歡的食物——血液中的精糖，就能瘋狂生長。另外，加工食品中存在的化學添加劑會損傷身體，讓癌症和其他疾病找到可乘之機。

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曾有一項關於乳化劑的研究，顯示乳化劑與小鼠癌症之間存在相關性，這並不是什麼好兆頭。從蛋黃醬到冰激凌，羧甲基纖維素和聚山梨酯-80這樣的乳化劑在加工食品中無處不在，它們常常被用來延長食物的貨架壽命和改善口感。美國食品藥品管理侷限制了每種乳化劑在產品中的使用劑量，但許多公司會使用不同類型的乳化劑組合來規避這一限制。從技術上講這是合法的，但它會為我們從貨架上取下、放進購物籃的食品帶來更多潛在危害。那些被添加進麵包、肉類、沙拉醬和調味料中的乳化劑，一旦進入人體，就會在消化道中四散開來，導致腸道中豐富卻脆弱的微生物組生態系統失衡。

佐治亞州立大學以及其他團隊的研究表明，乳化劑可能會破壞微生物組，引發慢性炎症，繼而導致體重增加，引起各種炎症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癌症。

很難想象食品中小到肉眼不可見、少到幾乎不存在的化學成分就能導致這樣一系列的疾病，但是想想我們消費這類產品的頻率，你就不會感到驚訝了。就拿我來說，幾乎每頓飯，在吃沙拉、土豆和烤雞時，我都在攝入乳化劑，它就像滑進鞋裡的砂粒，一直摩擦著我的腳踵。更可怕的是，乳化劑還只是眾多化學添加劑之一。

基於這些寬泛的飲食指導意見，我建立了以新鮮綠色的有機食品為核心的飲食計劃，這已經和我以及大多數人從小養成的飲食習慣完全相反了。我猜想這種適合自己的個性化飲食調整可以成功把食物變成每日良藥。

想要尋找支持這種飲食調整的證據，只要學習下面這項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營養學研究就可以了。

來自低癌症發生率國家的經驗

在湯姆·伍德即將畢業踏入職場、還不知道自己的飲食習慣會影響細胞功能的時候，一位名叫T.柯林·坎貝爾的教授加入了康奈爾大學營養學系。這位教授在過去的10年間一直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從事營養學和生物化學的教學與研究，同時對飲食與疾病的聯繫很有興趣。當時還沒有多少人討論這個問題，相關研究罕見，但累積的證據讓坎貝爾認定這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領域，不該被忽視。那時，坎貝爾剛剛在菲律賓進行了一項有關兒童營養不良的課題，並極其偶然地發現了一種存在於動物蛋白和癌症之間的聯繫，這個發現改變了坎貝爾的職業生涯。

當時，菲律賓發生了大規模災難性營養不良。坎貝爾聯合全國各地的不同家庭共同對抗這一問題時，恰巧發現菲律賓兒童死於肝癌的概率驚人。通常，肝癌只發生於高齡人群，但許多菲律賓兒童在10歲時就會發病離世。最初，坎貝爾和同事們把這種現象與全國流行的花生醬汙染聯繫到了一起：特定情況下，花生上會生長一種真菌，這種真菌會產生一種強致癌毒素——黃麴黴素。坎貝爾指出，黃麴黴素是“已知最強的肝臟致癌物”。

這個發現似乎解釋了問題所在。但還有一個令人困惑的細節：患肝癌的兒童大多來自最富裕的社區，而貧困地區的兒童似乎完全逃過了此劫，但這兩個群體都會經常性地食用被汙染的花生製品。

最終，坎貝爾把目光投向了存在於兩個群體間的生活方式差異：較富裕家庭的孩子們，日常飲食更類似於西方風格，食物中富含肉類和奶製品；而貧窮家庭的孩子們，由於經濟條件有限，飲食中則沒有太多的肉和奶。這暗示了動物蛋白質的攝入可能與罹患癌症有關。但當時的坎貝爾對此將信將疑，他一直堅信科學界長期存在的一種說法——缺乏蛋白質才會為癌症和其他疾病打開大門。後來，坎貝爾在一本名不見經傳的醫學雜誌上發現了一項印度的新研究。在這項研究中，為了誘導肝癌的發生，實驗人員讓兩組實驗大鼠都暴露在黃麴黴素下，但其中一組大鼠的飲食包含很高比例的酪蛋白（哺乳動物乳汁中的天然蛋白質），另一組飲食中的酪蛋白含量則很低。結果第一組中的大鼠要麼長出了腫瘤，要麼產生了繼續發展下去有癌變可能的某些病變，而第二組一點問題都沒有。

這項不知名的實驗改變了坎爾貝的職業生涯。他寫道：“這不是什麼可以忽略的差異，是100比0。”

但坎貝爾還是沒有完全被說服。也許研究人員不知怎麼把兩組小鼠弄混了？之後坎貝爾花心思親自做了一遍實驗，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此後，坎貝爾將目光投向了飲食與疾病的關係。1980年，中國疾控中心資深研究員陳君石博士造訪了坎貝爾在康奈爾的辦公室，兩人討論了礦物質硒與癌症關聯性的可能合作項目。但聊著聊著，這個小規模項目就迅速演變成了一個龐大數十倍的計劃。

當時，中國獨特的情況非常適合進行營養學研究。首先，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佔全球人口的比重也很大。其次，中國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動性很小，97%的人口仍然居住在他們出生的地域。從研究的角度來看，人口的龐大數量、高同質性和低流動性極大地方便了變量控制，降低了無關因素的潛在影響。第三，中國糧食生產和消費高度本地化。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商品流通性很高，國家一邊和另一邊的飲食看起來十分相似，而中國各個地區的膳食在很大程度上由地理位置決定，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這些因素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讓新項目的首席協調員巴努·帕皮亞稱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為“一個龐大的人類實驗室”。

還有一個因素讓中國成為疾病起源研究的潛在信息寶庫。從那次康奈爾辦公室會面的時間點向前再推大約5年，中國發起了一項針對8.8億人口（佔當時總人口的98%）的全國性大規模調研。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調研收集了12種癌症的死亡率數據，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大手筆的生物醫學研究項目。最終，人們得到了一個用顏色編碼的地圖集，揭示了不同類型癌症的高發地域與低窪地域。當人們被美國不同區域間微小的癌症發生率差異吸引了注意力，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大量研究項目與激烈討論時，這項研究發現，中國某些地區的癌症發生率能比其他地區低上100倍。

遺傳無法解釋這一巨大差異。當時，中國有87%的人口屬於同一民族，高度同質。這意味著癌症的誘因不是基因，而是環境。疾病不是上天註定的，它在我們可以掌控的範圍之內。

1983年，T.柯林·坎貝爾、陳君石和他們的研究小組開工時面對的就是這樣的背景。20年後，他們收集了包括癌症、心臟病、傳染病在內一共大約50種疾病的重要信息，整理出了與疾病死亡率相關的367個變量，並將每個變量進行了兩兩對比。他們還對6500名成年人進行了血液檢查和問卷調查，採集了尿液，統計估算了樣本家庭在過去三天內吃過的所有食物，並分析了來自全國商品市場的食品樣本。

這一項目完成時，研究小組發現了存在於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和疾病變量間具有統計意義的超過8000種聯繫。這項研究有著史無前例的規模、質量、全面性和獨特性，被《紐約時報》稱讚為“世界流行病學研究的巔峰之作”。

這項研究證實，現在已經輸出到全球大多數角落的西方飲食是一種致病飲食，它讓我們身體的土壤為培育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做好了準備。要知道，這項研究是在人們遺傳背景相似、世代間日常生活方式和每日飲食習慣相同的地域單位上進行的。通過比較地域間不同飲食偏好對疾病致死率的影響，研究人員得出了一個結論：動物製品消費更多的地域，居民死於心臟病、糖尿病、部分癌症等典型西方疾病的概率遠高於那些植物性食品消費更多的地域。

但這項研究也表明，個別營養成分不會影響整體飲食的效果。偶爾攝入的奶製品或肉類似乎並沒有增加中國人的患病風險，這是因為總體來說那個時期的中國人攝入的奶製品和肉類確實不多。反之，僅僅在飲食中額外添加“好”營養也不會給疾病預防帶來任何益處。換句話說，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一個人飲食的主要成分是精製碳水、動物蛋白和加工食品，那麼服用魚油或維生素並不會幫助他保持健康、預防疾病。我們許多人的飲食習慣就是如此，或被迫如此——忙碌的現代生活常常使我們只能選擇打開快餐盒子，而沒有辦法擁抱時令蔬菜。

歸根結底，我們不是在吃營養成分，而是在吃食物。現在流行的還原主義觀點認為，某些營養成分可以預防或治癒某些疾病，但坎貝爾和他的同事們反對這一說法。他們更看重食品中營養成分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認為對健康和康復更有效的是整體的營養模式調整，而不是保持相同的飲食然後去吃維生素片。整體大於各部分的總和。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意味著飲食方式的重大改變。

坎貝爾本人在研究結束時成了素食主義者，並一直堅持到了今天，不過他並不用“素食主義者”這個詞來定義自己。坎貝爾不喜歡這個詞附帶的其他含義，只是希望純粹地把關注點放在植物類飲食對健康的持續性益處上。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對自己不利的食物？為什麼食慾把我們引向了有害食品？我們圍繞著那些會導致疾病的食物（而不是有治療效力的食物）建立了飲食文化，導致輕則生活質量和幸福程度受到影響，重則生命過早終止。隨著我對自發緩解的瞭解繼續深入，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身體具有內在智能與天生的痊癒能力。但是，如果身體和免疫系統真的如此聰明，為什麼不讓我們偏好更健康的食物，而讓我們選擇更致病的食物呢？

為什麼身體沒有再聰明點？

簡短的答案是：它已經夠聰明瞭。

要理解人體對營養和慾望的處理方式，我們必須回到過去，很久很久之前的過去。

產生並追逐慾望的本能被寫在了人類的基因裡。我們大腦中的愉悅中心渴望高脂、高糖和高鹽飲食，因為在人類剛剛作為一個新物種出現時，這些食物都罕見。當人遵從內心的渴望、攝入覬覦已久的食物時（比如讓牙齒陷入巧克力棒或咬上一片脆培根），大腦的獎勵中心就會瘋狂起來，像老虎機吐鎳幣一樣把多巴胺傾倒進血液。多巴胺通路通常被稱為“快樂通路”，飛快進入血液的多巴胺能夠讓人感受到即時的歡愉。

從希望實現自發緩解的科學角度出發，糖是最應該被戒除的食物，但攝入糖類也是最難戒除的飲食習慣之一。像性和毒品一樣，糖能有效喚起快樂通路。人們喜歡能將多巴胺釋放到大腦和身體中的東西，無論是好是壞。我們被本能驅使，一次又一次地追尋著它們。

如果開啟快樂通路會導致許多惡果，那為什麼這個通路的開關沒有隨著進化而消失？為什麼我們被設計成了這樣？

對於人類祖先來說，哪裡能找到下一頓飯，以及下一頓飯的成分常常決定了他們的生死。從進化的視角來看，熱量密度高的食物（基本上是脂肪和含糖食物）並不容易獲取，它們數量稀少，距離遙遠，可能還要通過艱難的戰鬥才能獲得。肉類等高蛋白食品能幫助肌肉的增長，而糖類有助於實現快速的能量爆發（當然，它消耗得也很快）和體內脂肪的貯存，後者對於散居的人類祖先至關重要。在食物稀缺的世界中，人類需要通過燃燒體內的脂肪來獲得能量。糖，無論是葡萄糖還是果糖，都能激活人體內貯存脂肪的通路，讓身體囤積脂肪以備後用。因此，攝入糖分可以增加生存的機會。在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調查了一批小孩子對甜食與鹹食的偏好，並對這批孩子進行了後續追蹤，結果顯示偏愛甜食的孩子成年後個子會更高。那些會努力尋找並爭奪糖分的祖先有更大的機會把基因傳承下來，而這些祖先最終造就了我們。

因為高糖高脂食物與生存息息相關，所以在得到這類食物後，身體會給予我們獎勵，用噴湧的多巴胺強化糖類與脂肪攝入後的美妙感覺。這些食物從身體、精神和情感上影響著我們，安撫著我們。即使只是最微量的糖也能讓我們能量倍增——研究發現，剛剛品嚐過含糖食物的人在記憶力和敏銳度測試中表現更加優異。孩子們更是死心塌地地愛著甜食，甚至有研究發現糖可以作為兒童的天然止痛藥，曾經有醫院會在包皮環切術之前讓孩童吃糖來緩解疼痛。

產生慾望是自然行為。慾望的存在極大地幫助了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生存。但是當曾經稀缺的物質變得豐裕時（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純糖資源只在過去某段很短的時間內才像今天一樣充沛），快樂通路被頻繁開啟，喚起多巴胺成為習慣，刺激-­­­­­­獎勵循環不斷被激活，人們就會迅速對慾望上癮。技術的洪流把我們的祖先們需要以死相爭的食物資源變得唾手可得。然而，儘管世界在升級換代，我們的生物代碼卻沒有更新。正如奇點大學的聯合創始人彼得·迪亞曼迪斯博士所說：“人類已經有20萬年沒有進行軟件升級了。”

人類的大腦和身體並不適合生活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所謂的飢餓通常是成癮，與慾望和戒斷等概念息息相關。有研究發現，糖類比尼古丁，甚至可卡因更容易令人上癮。糖類確實讓人精神亢奮，在這一點上，它和消遣性毒品沒有什麼不同。我從別人的講述和自己的親身經歷中發現：習慣了天然飲食、攝入充沛營養之後，軀體所感受到的飢餓感的確與以往不同，好像少了點慾望在裡面。

然而，我們不能想著回到過去，用舊石器時代的飲食來治癒疾病。人類的需求已經不同了。我們要在毫無價值的食物的重重包圍之中，找到一種方法來滿足此時此刻的需求。

編寫自己的飲食處方

還記得本章開頭講過的那個叫巴勃羅·凱利的年輕人吧，他寫信給我說成功擊敗了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我來完整講講他的故事。

故事發生時巴勃羅25歲，身材瘦削，一頭黑髮，身體一直都很健康。在平常的一天，巴勃羅完成了花園裡的工作，收起園藝工具，擦去膝蓋上的汙垢，準備像之前約好的那樣去見女友。走路時，巴勃羅感到前所未有的彆扭，左腿突然變得非常沉重，彷彿拖在身後一般。他想伸手摸摸左腿，左臂卻沒有絲毫反應。巴勃羅的整個左側身體完全麻木了。

起初麻木只是暫時性症狀，一位醫生檢查後認為這是嚴重偏頭疼的結果。但後來症狀又出現在巴勃羅工作的時候，以及他參加姐姐的婚禮前穿上盛裝繫緊領帶的時候——他的下巴合不上了，手也開始發麻。

MRI顯示，巴勃羅的大腦顳葉中有一個高爾夫球大小的腫瘤。顳葉是大腦處理聽覺和視覺的區域，同時還在語言、交流和個性塑造上發揮著重要功能。顳葉也是記憶皮層的一部分——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錄音機，可以將所有感覺轉化為具體的記憶並記錄下來。活檢診斷腫瘤為Ⅳ級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無法手術，醫生建議化療或放療——不是為了治癒，只是為了延長巴勃羅的壽命。醫生說，治療大概能給巴勃羅一年的時間。巴勃羅患上的大概率是一種被稱為“間變性星形細胞瘤”的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這意味著巴勃羅可能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了。

放療室裡，巴勃羅躺在臺子上，有人用剪刀修整了他的鬍子，然後，一張輕巧的網狀面罩覆上了他的臉。在等待面罩冷卻成形時，治療團隊開始為巴勃羅的第一輪放療做準備。接下來，放療師會標出腫瘤的位置，然後用一束定向射線殺死它。像所有療法一樣，放療有一系列不良反應，患者必須在做出選擇時權衡得失。

巴勃羅躺在堅硬的移動病床上等待放療機完成準備工作，同時飛快地重溫了幾周來對於這一治療流程的所有思索和疑問。他對於放療和化療是有顧慮的。如果真有什麼方法能挽救性命，巴勃羅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去做，但化療和放療並不是在拯救生命，只不過是延緩死亡。當然，巴勃羅肯定想多活一些時間，他有太多的事情想做，比如在未來的某天成為一位父親。巴勃羅和女友討論過這個問題，這就是他們要在人生道路上實現的事情。但現在，路面坍塌了，未來遠在巨大裂隙的另一側，遙不可及。路沒了。

紛亂的想法和自言自語像乒乓球一樣在巴勃羅的腦海中跳來跳去。他已經讀完了化療和放療的不良反應，現在更害怕了。我會受到什麼影響？我會感覺好些還是更糟？巴勃羅追問過醫療團隊中的每一個人，但誰都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巴勃羅也研究了不同飲食對不同癌症發展軌跡的可能影響，有研究表明，生酮飲食或許可以餓死癌細胞，緩解腫瘤周圍的炎症和腫脹。但是當巴勃羅向醫生提及這個想法時，醫生沒有同意，甚至反對這個主意：“毫無價值，完全不會提升治療效果。”不過巴勃羅根本不在乎治療效果，反正放療或化療都只能讓巴勃羅短暫而痛苦的生命再被延長幾個月。

面罩逐漸成形，硬邦邦地貼著臉上的皮膚，巴勃羅突然意識到，自己想要的不是生命的長度，而是生命的質量。他想在剩下的時間裡擁有生活，而不是每週6天躺在這張臺子上接受放療，星期天再來化療。

巴勃羅突然坐起，從治療臺上下來了。醫生們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吃驚地看著他。

“我不幹了，”巴勃羅說著，把面罩從臉上剝了下來，“面罩你們留著吧。”

巴勃羅開始嘗試生酮飲食。生酮飲食的要求非常具體，限制很多，大多數人都難以堅持。但巴勃羅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他認為這就像戒菸一樣。他有10年煙齡，但幾年前就成功戒菸了。戒菸很難，很痛苦，曾經幾乎讓他發瘋，可是他做到了。巴勃羅知道自己也可以把生酮飲食堅持下去。

斷食是快速實現酮態這種代謝狀態的方法。酮態下，缺乏葡萄糖（我們之前討論過，癌細胞以葡萄糖為食）的身體會分解自身的脂肪。巴勃羅從斷食開始嘗試，在最初5天裡只吃堅果或綠葉蔬菜這樣的小零食，等身體一進入酮態，便開始了標準的生酮飲食。食譜中包括肉類、綠葉類和其他綠色蔬菜，以及黃油、堅果和種子這樣的高脂食物。在接下來的3年裡，巴勃羅一直讓身體保持著酮態。

巴勃羅的醫療團隊認為，不借助放療或化療，6個月或9個月會是巴勃羅的門檻。但巴勃羅熬過了這兩個時間節點，沒有死去，病情沒有惡化。相反，他覺得身體更好了。巴勃羅每隔3個月都會去一趟門診，好幾次檢查都顯示腫瘤已經完全停止生長了。對於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來說，這是非常意外的走向。後來，巴勃羅會提前打電話問護士是否可以幫他看一下掃描結果，然後再決定他還需不需要親自過去。護士會說：“腫瘤很穩定，沒有變化。”每次都一樣，高爾夫球大小，還是高爾夫球大小，所有人都疑惑不解。

就這樣過了兩年，巴勃羅的主刀外科醫生突然找過來，說想要試試手術。對於膠質母細胞瘤而言，手術通常只能幫助緩解症狀，沒有其他作用。因為膠質母細胞瘤會向大腦中插入長長的卷鬚，所以想要完全移除這種腫瘤必須將大部分或全部大腦一起移除，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但巴勃羅的腫瘤已經兩年沒有變化了，這個結果讓外科醫生改變了主意。

2017年春天，巴勃羅進行了清醒開顱術。他側躺在手術檯上，麻醉師給他進行了短時麻醉。對於涉及大腦的手術而言，患者最好能保持清醒，這樣醫生對腦子下刀時就能得到更多反饋。恰好，大腦中不存在痛覺神經感受器，這意味著患者並不需要全程保持麻醉狀態。巴勃羅在手術中途被喚醒，這時，一塊一英寸長的頭骨已經被切下來放在一邊了，他迷茫又害怕，不由得喊出了聲。一位神經心理學醫生正戴著口罩、穿著手術服坐在巴勃羅對面，他抓起了巴勃羅的手。

“握拳，”這位醫生說，“捏我的手。”

他開始來回問巴勃羅問題，給巴勃羅看圖片並讓他辨認，每隔一會兒就讓巴勃羅握緊拳頭，以此來檢查抓握能力。與此同時，主刀醫生切開了巴勃羅的硬腦膜（包裹大腦的保護膜），用小剪刀在切口的一半處剪出了一個T形，又用剪刀的尖端將橡膠狀半透明的腦膜薄片向後彎折，露出了巴勃羅的大腦：它呈現健康的淡粉色，遍佈著亮紅色的靜脈和毛細血管，帶著光滑的色澤，生機勃勃。接下來，主刀醫生輕輕分開了巴勃羅大腦中脆弱的凝膠狀腦葉，讓腫瘤暴露在外。腫瘤很堅硬，顏色發白，形狀不規則，卷鬚像章魚一樣伸向大腦深處。腫瘤周圍的腦組織已變成淺紫色，像瘀青一樣。

醫生在腫瘤邊緣劃出了許多小切口，讓腫瘤從腦組織上鬆動脫開，而護士在一旁不停地向切口滴加著鹽溶液。經過數小時的艱苦手術，90%的腫瘤被取了出來。醫生們建議，剩下的10%可以用化療或放療來解決。或者，他們告訴巴勃羅，可以“繼續做之前你自己在做的那些事”。巴勃羅說，似乎沒有人願意承認嚴格遵守生酮飲食是讓腫瘤不再惡化、讓他等到手術機會的原因之一；但與此同時，醫生們承認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但他們只是模糊地將其稱為“之前你自己在做的那些事”。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巴勃羅一直堅持著“那些事”。再後來的一次掃描檢查發現，剩下的腫瘤消失了，並且此後的每次季度檢查都顯示腦內沒有腫瘤。巴勃羅繼續著生酮飲食，並計劃無限期這樣做下去。當我問他是否打算迴歸以前的飲食習慣時，巴勃羅很堅決：不。

他說：“它就是我的命，我的身體需要它。癌症隨時可能回來復仇，我不會因為檢查結果看似不錯而停止這種飲食習慣。”

巴勃羅的康復讓許多人震驚讚嘆。他的針灸師說：“我以為你瘋了。我一直在等你病情惡化。然後在某個時間點，我開始想，‘好吧，也許他真的發現了什麼’。”

巴勃羅的女友懷孕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將在幾個月後出生。可巴勃羅沒有覺得高枕無憂。他知道，即使經歷了像他這樣的自發緩解，癌症也可能會復發。然而巴勃羅現在很幸福，他已經過上了曾經存在於想象中的生活。

巴勃羅說：“我不再把死亡當成一個問題。我想要的一切都實現了。”

湯姆、克萊爾和巴勃羅的飲食習慣大轉變有什麼共同點？儘管方式各不相同，但其間的相似性才是關鍵：主要著眼於營養密度高的非澱粉類植物性食品，拒絕加工食品、化學添加劑、糖和精製碳水。除了這個原則之外，每個人的飲食方式確實大相徑庭，每個人都必須根據自己的情況和感受來編寫自己的處方。正如確診後克萊爾找到自己的飲食方式時所說的那樣，世界上沒有銀色子彈，也沒有靈丹妙藥，我無法從所有案例中挑出任何營養物質或有害成分，可以讓所有人都通過選擇它或拒絕它來恢復健康。我們常常發現，聚焦於同一營養物質的兩項不同研究似乎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果，而這些信息會在沒有正確關聯說明、沒有上下文、沒有權威解讀的情況下被公之於眾。任何試圖傳遞這些信息的書籍或研究都是在誤導讀者。

1917年，乳糜瀉正在紐約兒童中肆虐。有一位名叫悉尼·哈斯的兒科醫生，多年來一直在努力嘗試減輕他的小患者們在腸胃不適、營養不良、發育遲緩甚至死亡過程中的痛苦。這一年，哈斯發現了一種乳糜瀉的神奇食物：香蕉。

哈斯發現，當患者食用包含大量香蕉的飲食時，症狀會迅速消失，體重開始增加，精力也逐漸恢復。哈斯分析，香蕉是具有治療功能的超級食品。他寫了一篇醫學論文來闡述香蕉療法在小患者身上的效果，論文中還附有患者治療前後的對比照片，展示著他們的成長與蛻變。

患者的變化確實驚人。因為吃了太多香蕉所以完全吃不下面包了，這就是患者健康狀況突然改善的原因。麩質是乳糜瀉患者的毒藥。這種存在於小麥粉中的簡單蛋白能夠破壞胃的纖毛，阻止胃部吸收營養。哈斯醫生的確治癒了病人，但是他錯誤地解讀了原因。他們並不是因為吃香蕉而康復，而是因為沒有吃麩質。

如果從全局視野考慮飲食、健康、疾病和自發緩解，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人要想走上健康之路，必須徹底改變自己對食物的觀念。這無關乎現在已有的食物金字塔，無關乎卡路里計算，無關乎吃或不吃某種的食物，而是與接納並理解營養密度有關。

還記得ANDI指數嗎？它是一個很好的入手點。ANDI指數想讓我們理解與牢記的是：提高攝入食物中維生素、礦物質和植物生化素的比例，不吃高卡路里低營養的食物。這裡，營養指的是身體良好運轉真正所需的營養物質。話說回來，到底什麼是植物生化素？這是一類在水果、蔬菜和全穀物中存在的天然化合物，它賦予食物色澤、味道和香氣。

在這本書的英文版付印之前，由37名專家領銜、花費超過3年時間進行的全球營養與環境調查發表在了《柳葉刀》期刊上。文章裡記錄了這項頂尖研究的結論與專家建議，以及被稱為“星球健康飲食”的飲食方案。最終得出的結論與絕症倖存者的結論一致：要吃更多的水果、蔬菜、全穀物、豆類和堅果；更少的肉類、奶製品、精製麵粉和糖。研究人員呼籲發達國家的肉類消費削減80%，對於美國人來說，這意味著每週只吃一個芝士漢堡。

這項規模空前的研究很好地描繪出了當前社會面臨的有關營養、飢餓和肥胖的問題，也預言了我們想要建設一個健康的世界可能面臨的挑戰。這一切不僅僅與有錢人有關，而是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

營養是一個龐大而重要的議題，卻不是本書的唯一關注點或主要焦點，也不是大部分絕症倖存者的關注重點。在這裡，我想提煉出四點簡潔的總結。首先，大多數加工食品中暗藏的糖和鹽含量都達到了不健康的級別，糖類經常會用玉米糖漿或其他名稱偽裝起來。其次，某些東西被廣告宣傳為健康食品或包含健康成分，這並不意味著它健康。例如，“全麥麵包”幾乎全是用高筋麵粉製作的，這意味著它並不是純小麥製品。第三，飲食是一種表達愛與情誼的方式，飲食習慣與社會傳統息息相關，飲食調整的最終目標是改善生活質量，而不是降低生活質量。生活、感情和飲食都很複雜，飲食計劃的可實現性是重中之重。第四，在調整飲食時，要專注於能夠獲得什麼營養，並對此知足感恩，而不是糾結於不能得到什麼。這種關注點的轉移與思考方式的建立對於贏得這場心理戰十分重要。想要真正瞭解自己攝入身體的物質，踏上通向健康的嶄新道路，很需要花一番功夫，但除此之外沒有捷徑。

回顧15年前第一次訪問巴西時的視頻，我發現自己已經全方位脫胎換骨了。我認不出自己曾經的樣子，無法理解自己為什麼曾對這項研究的價值心存困惑。我的身體也完全不同了：不管暴露在多麼危險的情況下，都很難再生病。

我已經無法忽視從那些案例中吸取的經驗教訓，並開始逐步改造自己。最大的變化是，我戒掉了糖類。開始很艱難，在戒糖之前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對糖類有多麼依賴。我還戒掉了加工食品，同樣很難。沒有其他任何生活方式的改變，我僅憑這兩項就蒸發了40磅體重。換句話說，這兩個簡單的改變足以產生立竿見影的巨大效果。現在，我在餐前會自然而然地想到營養密度：我要放進身體的東西有足夠多的營養嗎？

前面提到，談及飲食時要儘量保持現實。每個人都要吃飯，大多數人還每日忙忙碌碌，深陷於特定的社會關係網中，責任、經濟資源、不同食物的可及性和飲食傳統疊加在一起，讓人眼花繚亂。但不論做出什麼選擇，都應該是對健康有益的，不能因為無法實現最佳健康就自暴自棄。

以下是我的做法，當然並不是一個普適的方法。我工作很忙，通常都在趕時間，所以就準確地記住了那些健康又方便打包的沙拉和熟食都放在超市的哪些位置。基本上，我會選擇蔬菜、豆類、魚和堅果這類有點偏向地中海特色的飲食。有經驗的人完全能用這些食材做出美味佳餚。我的家庭晚餐也通常是味道上佳的素菜，大多數時候配著紅薯，偶爾會配上一片魚。在餐廳吃飯時，我也儘量找到這些健康餐的等價選擇。

現在網上有成百上千種讓人驚豔的食譜，試圖教人如何將自己喜歡的食物變成健康版本。舉例來說，我喜歡比薩和冰激凌，現在就有食譜教我用花椰菜麵餅來替代比薩麵粉，還有方便製作的鱷梨冰激凌，這些都讓我的內心雀躍不已。

我發現的規律是，那些絕症倖存者往往會選擇營養密度高且有治療效用的食品作為主食，類似於2002年我在阿巴迪亞尼亞的飲食，或湯姆·伍德後來的飲食——他和妻子扔掉了廚房儲藏間裡的所有東西，兩個人一起重新開始做飯。湯姆現在70歲出頭，他感覺自己比15年前還要年輕。體檢數據證明，他確實更年輕了。

湯姆說：“我只有一個遺憾，那就是我還是開始得太晚了。如果有任何醫生曾經建議我通過飲食調節來治病，那麼我絕對會在15年前就開始。”

一個謎題

飲食和營養的大改變可以逆轉疾病的軌跡，這一研究結果令我醍醐灌頂。顯然，對於許多人來說，走上健康飲食的道路就已經叩開了疾病治癒的大門。但難題是：我也見過很多患者沒有做出飲食調整，卻還是出現了自發緩解；或者恰恰相反，有些人做出了正確的飲食調整，卻還是沒能改變自己的疾病進程。我清楚地知道飲食的重要性，也希望能夠給出一份完美的高營養密度飲食方案，讓每個人都掌握通向健康的奧秘。但顯然，我還面臨著更大的難題。

我曾讀過的一篇有趣的案例，研究涉及的對象是賓夕法尼亞州的羅塞託人。20世紀60年代，衛生部門的調查人員湧入了小鎮羅塞託，想要弄清當地居民的心臟病發病率為什麼遠低於周圍城鎮。首要猜想是，這個團結緊密的意大利社區飲食習慣非常健康，因此他們可以推廣借鑑這種習慣。然而研究人員的發現恰恰相反：羅塞託人抽雪茄、喝紅酒、用豬油和黃油炸肉，膽固醇攝入量超標。他們沒有健康飲食，而是通過聚餐保持著非常緊密的家庭聯繫，在分享和享受食物的過程中體會到了情感聯結與快樂。

我不是說患者一邊吃油炸食物、抽雪茄，一邊坐下來和家人團聚，就能從重病中痊癒。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遠離缺乏營養的有害食物依然是健康的關鍵。但我不能忽略，飲食不是答案的全部。

胰腺癌倖存者克萊爾·哈瑟說：“很多絕望的人都曾聯繫過我，每個人都問我吃了什麼，他們自己應該怎麼吃。我們太強調飲食了，或者太想走捷徑了，就好像食療是可以快速修復身體的法寶，是每個人都想吃的神藥。確實，相對於徹底改變自己，吃點不同的東西、買點不同的營養劑倒是容易很多。我只能不停地告訴別人，沒有神藥。”

想要通過長期的飲食調整來恢復體內環境、為康復奠定基礎，需要的是從頭到腳的改變。這不僅僅關乎你吃了什麼，還關乎你怎麼看待自己、怎麼去體驗世界。我們需要學會愛並尊重自己的身體，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係。飲食方式是一種習慣、一種儀式，是構成我們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會與同住或相愛的人共同分享的經歷。所以，當飲食計劃與周圍環境產生衝突的時候，我們很需要花費一定的工夫來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同時，嘗試改變飲食習慣是為了讓自己更好地體驗生活，獲得更多的愛，而不是出於恐懼才顛覆自己的飲食結構。

從我的研究來看，絕症倖存者們首先找到了內心的力量，才實現了飲食習慣的巨大轉變，繼而又讓改變在生活中擴散開來。在後續的“燒掉你的船”一章中，我會對如何尋找內心的力量進行更多介紹。接下來我們還會陸續見到其他絕症倖存者，飲食變化是他們進行更深遠改變的“敲門磚”。他們相信，正是這些改變讓他們最終走向了健康。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飲食是脫胎換骨的第一步，那麼下一步是什麼？

我知道高營養飲食的主要效果之一是全身性炎症的大幅減少。例如，糖會引起全身性的有害炎症反應，戒糖則可以緩解這種反應。炎症與免疫系統之間的聯繫已經十分清晰了：炎症就是一種免疫反應。但除了幫助免疫系統抵抗疾病之外，炎症造成的免疫系統超負荷運轉也會帶來負面影響。那些絕症倖存者的飲食變化一定為免疫系統提供了抗炎症的有效助力，那他們還做了什麼事情可能會增強這種效果呢？

第四章　切斷疾病的“高速公路”

在醫治別人之前，先問問他是否願意放棄致他染病的東西。

——希波克拉底，古希臘醫師，西方醫學奠基人

一個工作日的晚上，我鑽進車裡，駛離了麥克萊恩醫院東南院區整齊的草坪。這個院區有麥克萊恩醫院的精神科門診與住院部，許多家庭把他們深愛的人送來這裡，只為了得到最好的精神科護理。白天，我是這家醫院的醫務主任；晚上，我驅車向北，前往布羅克頓的醫院上夜班。那是一座繁忙的市區醫院，急診室裡經常發生爭吵。它還是那片地區唯一的Ⅲ級創傷中心，我要在這裡隨時待命。等我在古德撒瑪利亞醫學中心外停好車的時候，太陽通常恰好落到建築後方，紫色的天空被巨大的人工方形物體遮擋著。

走進樓裡，我會立刻被大型急診機構的繁忙和喧囂吞噬。候診室裡擠滿了患者，機器的嗶嗶聲此起彼伏地在走廊上回蕩。我穿過貼著“僅限內部員工”告示的門，走向計算機站查看夜班工作分配時，身邊總會有人拿著病歷板、推著輪床匆匆經過。只要登錄進我的賬號，排著隊等待看診的患者名單就會跳出來。

這天晚上，登錄系統後，我看了一下排在名單最前面的女性患者：艾琳，64歲。簡短的記錄上寫著：“胸痛入院。心臟檢查陰性。懷疑驚恐發作。”

因胸痛懷疑心臟病發作而趕來急診是件很常見的事情。如果的確是嚴重的心臟問題，比如動脈阻塞導致部分心臟缺氧，拖延就診時間會造成嚴重後果，患者的生存概率會隨時間的流逝飛速下降。因此，醫院有一套成熟完整的流程，能讓醫生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檢查，尋找心臟出現問題的蛛絲馬跡。

如果沒找到明顯的問題，血液和氧氣在心臟中的流動正常，心律也健康，醫生就會懷疑這與焦慮有關，例如恐慌症。患有恐慌症的人很不好過：常常感到厄運降臨、生命即將消逝，胸口會產生可怕的壓迫感。被收治入院的第二天，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艾琳患有實質性心臟問題時，她被放到了我的患者名單中。

走進艾琳的病房時，她正坐在床上，身體筆直，捲曲的紅髮中夾雜著灰色髮絲。她好像的確很緊張，眼睛緊盯著門口，在我走進病房時對我上下打量，焦慮和戒備肉眼可見。

我先用一個舒服的姿勢坐在床邊，接著就開口了。在古德撒瑪利亞第一次見病人時我通常都會這樣說：“所以……聽起來你最近有些壓力。”

艾琳的目光立刻柔和了下來，肩膀由於放鬆微微下沉，她開始吐露心聲。

在現在的醫療體系中，大多數時候醫生都不想聽到患者的故事。醫學院的培訓讓我們以為自己很忙。候診名單上的名字像罐頭中的沙丁魚一樣擁擠，我們不得不趕緊打發這個病人，好繼續看下一個。但其實聽病人講述自己的故事並不需要花費很長時間，當病人意識到你準備傾聽時，他們講故事的速度可以像描述身體症狀一樣快。

艾琳立刻開始傾吐自己的故事。她試圖保持平靜，但恐慌還是像電流一樣穿過了她說出的每一個字，眼淚也流了下來。艾琳坦承，她最近的確有一些壓力。她說丈夫突然決定拋下她，去佛羅里達州和另一個女人一起生活。他打包了幾個行李箱，裝上了艾琳清洗熨燙的衣物，離開了他們共同居住了近半個世紀的家。在一起的日子的確摩擦不斷，但艾琳從未想到丈夫會離開。

艾琳15歲時就跟丈夫在一起了。她愛自己的丈夫，想象不出沒有他的生活，甚至不知道脫離婚姻關係後自己是誰。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問題：艾琳不知道獨自居住會是什麼狀況，因為她從未經歷過。這個念頭讓她的內心充滿了恐懼。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問她。

“他是兩天前離開的。”艾琳說。

我同情地看著她。兩天前的心理創傷！昨天早晨，丈夫離開後的第二天，在度過了生命中第一個獨自一人的夜晚之後，艾琳因為胸痛獨自駕車來到了急診室。路上，她的身體像風中的樹葉一樣瑟瑟發抖。

我告訴艾琳，這個災難性事件可能是胸痛的誘因，但她立刻否定了這個猜測。她不能理解，或者不會承認，情緒狀態與身體症狀有關。她出生於一個保守的家庭，成長時從來沒有被教導過如何思考或處理自己的心理感受。艾琳確信是自己的身體出了問題——心臟生病了。

檢查結果沒有任何異常，醫生讓艾琳出院了。我告訴艾琳應該去看心理治療師。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如果不處理好這種嚴重的情感創傷，同樣的問題還會再次出現。艾琳點點頭，但是我看得出來，她不會聽我的勸告。

一個月後，艾琳又回到了急診室。她出現了和之前一樣的症狀，胸痛，呼吸急促。但是這次，她被診斷為新發心房顫動。

心房顫動，或稱房顫，是一種心臟上部腔室肌纖維不規則跳動抽搐導致的心律不齊，非常危險。心臟正常跳動時，血液能夠有效地泵至身體各個部位，但房顫發生時，血液可能會在心腔中停留過久，造成血栓，而血栓可能堵塞動脈，引起中風。房顫通常由甲狀腺激素分泌過多或心臟電信號異常傳導引起。經過一系列檢測後，醫生給艾琳開出了血液稀釋劑（華法林）和穩定心率的藥物（氟卡尼），這兩種藥都可以降低艾琳中風、心臟病發作和心力衰竭的風險。

與不治療相比，服藥的確能夠增加艾琳的安全係數，但是這些藥物本身也具有危險性，存在各種不良反應，還會與其他藥物相互作用。華法林會導致出血性併發症，可能危及艾琳的生命，她需要定期抽血檢查。而氟卡尼這種藥本身就有導致頭暈、心臟電信號傳導異常的風險。

在未來的日子裡，艾琳需要終身服用這些藥物或者其他類似藥物，必須忍耐併合理控制藥物引起的不良反應。但是，從標準醫療的角度來看，醫生的工作到這裡已經圓滿完成了。我們的醫療系統並不負責探查症狀之下隱藏的更深層誘因，甚至都不會有人真正思考深層誘因是否存在。

上一章已經提到，大多數時候，我們的醫療策略是“抓緊治療，及早出院”。舉例來說，如果患者胸痛，那麼醫生會評估胸痛是否由心臟問題引起；如果是心臟病發作，我們會評估嚴重程度，然後嘗試著開出一兩種藥物。我們不會詢問患者的生活中發生過什麼，也不會幫助患者（也是幫助我們自己）去了解當前身體狀態與生活習慣、飲食或壓力水平之間的關係。

短期來看治療症狀並沒有錯，這是見效最快、效果最好、最能減輕患者痛苦的方法，通常都能控制病情，幫患者爭取到更多時間。我也常常會開處方幫助患者減輕能直接造成痛苦的症狀。好像不管原因到底是什麼，只要治療了表面問題，醫生們就放心了。但是，我們不能永遠裹足不前。在某個時刻，必須越過表面症狀，直探疾病的根源。其實在當今世界，大部分頂級的健康殺手——心肺問題、糖尿病、癌症、抑鬱症、關節炎和免疫系統的嚴重疾病，都有著相同的根源：慢性炎症。

丈夫的離開和婚姻的破裂是不是艾琳心臟問題的誘因？她是不是患上了“心碎綜合徵”？很有可能。我懷疑炎症已經悄無聲息地在艾琳身體裡潛伏了許多年，讓艾琳處在疾病的邊緣，當遇到巨大壓力或其他誘因時，改變艾琳命運的疾病就爆發了。

繪製殺手路線圖

醫生通常只專精於細節而非全局。在醫學院時，我們會選擇專攻某些身體部位，然後成為心臟病專家、消化系統專家、神經科專家、精神病學專家等。大部分研究基金會和宣傳機構也是如此——美國心臟協會、美國癌症協會、美國精神醫學學會……這些機構圍繞著特定的疾病過程或特定的身體部位而設立，卻沒有考慮活生生的人每時每刻都是作為整體在運轉的。這就是為什麼慢性炎症，這種絕大多數常見病和致死疾病的罪魁禍首，在醫生診斷的雷達下潛行了這麼久，卻很難被發現。拉高視角俯瞰整張地圖，你就會發現，慢性炎症就像一條筆直通向最致命疾病的高速公路。但是，你遇到過幾位幫助你減輕慢性炎症、哪怕僅僅是提及此事的醫生呢？

在美國，所謂的生活方式病（癌症、心臟病、中風、肺病和糖尿病）是致人失能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其醫療花費佔到了全部醫保支出的75%。這五種疾病導致的死亡佔到了美國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二，其他發達國家的數字也大致如此。從全世界範圍來看，2015年27%的死亡是由心臟病和中風引起的，因糖尿病死亡的人數與2000年相比增加了近60%，痴呆症導致的死亡數也在2000年到2015年間翻倍了。世界衛生組織在2017年宣佈抑鬱症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致病與致殘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全球有超過3億人患有抑鬱症，這意味著2005至2015年間抑鬱症的患病率增加了18%以上。抑鬱症患者的免疫系統功能較弱，總體來看，他們更易患病、更難康復。

生活方式病和抑鬱症正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健康破壞者。它們帶來痛苦、帶走金錢，發生比例還在上升。顯然，人類需要做出改變了。大多數人在患上這些疾病時都無法康復。有些人能學會帶病生存，通過服藥控制疾病；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患者會喪失生活質量或生活能力，還常常會因病過早離世。

上面的統計數字著實驚人。如果某種疾病有如此驚人的死亡率，那麼我們應該像對付天花、脊髓灰質炎和肺結核一樣，對其宣戰，並把它打敗。但是生活方式病一直存在，還變得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嚴重，致死率也越來越高。這是為什麼？其背後棘手的問題是，大多數情況下，生活方式病源於文化和社會日常運轉的根本方式：我們吃什麼、怎麼吃、住哪裡、怎麼生活、有什麼樣的想法和感受。也就是說，它紮根於我們的價值體系，取決於我們怎樣定義成功與幸福。這些都是藥物無法觸及的東西。

對於這種發源於炎症的生活方式病，醫學已經在手術、藥物治療和技術方面取得了驚人的突破，可以在疾病嚴重威脅生命時減輕患者的痛苦，拯救患者的生命。當血管無法讓足夠的血液通過時，可以放入心臟支架；當一個人因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陷入昏迷狀態時，可以降低血糖。醫生們還可以出色地應對其他各種危機。但是，正如第二章中所說的那樣，想真正預防和治癒疾病，就要在懸崖頂上放好護欄，而不是讓救護車在崖下排好隊。我們要改變的還有很多。慢性炎症來自我們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生活。

炎症本身並不是惡魔，相反，急性炎症是必不可少的救命功能。傷口或感染處的紅腫是不同種類的高度專業化細胞被送往“案發現場”的標誌。這是一種高強度的精準反應，細胞會在那裡進行有效的清理、凝血和修復作業。如果沒有急性炎症，有害細菌和其他入侵者會在人體內蔓延，讓人體無法痊癒，最終導致死亡。

急性炎症通常會在數小時、最多三天內消退。當炎症反應的持續時間超出正常情況並導致組織損傷時，事情就麻煩了。這就是炎症產生卻不再消退的轉折點。當炎症從急性轉為慢性，它就有可能成為常態，持續侵蝕並破壞免疫系統，導致細胞和身體的衰弱。不斷的牽扯損耗會為疾病的紮根生長準備好土壤。

舉例來說，在上一章我們討論了糖的成癮性及其與癌症和感染的潛在關聯。糖也會為慢性炎症創造條件。想象一下糖進入血液時的樣子：從微觀層面看，糖是透明的晶體，四周有著鋒利的邊緣，當它被不斷攝入、濾進血液時，這些幾何形狀的小顆粒會在靜脈中奔騰彈跳、撞來撞去，在動脈和毛細血管壁的內皮組織上割出微小的切口。內皮組織是血管內表面的單細胞層襯裡，存在於所有血管中。內皮組織損傷是動脈粥樣硬化和心血管疾病最早期的可識別徵兆。

我們已經知道，免疫系統會派遣修復細胞儘快修復傷口，所以你會覺得這點小損傷沒什麼大不了。但如果損傷和修復的過程不斷循環往復，隨著時間的流逝，血管就會變硬、變粗，柔韌性也會降低，就像體表的疤痕組織一樣。這些損傷又修復的部位更容易聚積斑塊，導致動靜脈變得狹窄，血液和其中的營養物質更難被送達全身。如果你的飲食中隱藏了太多糖分或精製碳水，那麼體內的葡萄糖水平可能會趨於平穩，但損傷依然會積累。對於大多數人而言，葡萄糖就像緩慢滴水的水龍頭，幾十年源源不斷的滴淌會引起血管的持續損傷。不僅僅是糖和精製碳水，有些食物中的化學添加劑也會導致同樣的炎症反應和損傷修復循環。

並不只有飲食會導致炎症的發生，壓力也可能誘發慢性炎症。面對壓力時，大腦會向血液中釋放皮質醇和去甲腎上腺素，它們的長期積累也會導致上述問題。不管是來源於飲食中的糖或其他毒素，還是來源於身體的應激反應，炎症總是像無人發覺的野火，從來不會熊熊燃起，而是緊貼著地面，讓低矮的火舌席捲過樹木和草叢，破壞著一切。這就是慢性炎症下的身體。只需要一點火花，野火將變成疾病的烈焰。

有一百種方法能按下慢性炎症的啟動按鈕，但是當慢性炎症已經發生，讓它停下卻沒那麼容易。我所研究過的案例表明，不管是通過意外、直覺還是試錯，有些人已經找到了慢性炎症的關閉鍵，並且按下了它，從源頭上消滅了疾病。這就像在院子裡除草，用割草機一遍又一遍地清理並不是解決之道，斬草終需除根。

擺脫終身監禁

我面前擺著一張照片，是健康的朱尼珀·斯坦。那時她30多歲，但看上去只有20歲出頭。她坐在自家後院的鞦韆上，身邊是丈夫和女兒，蹣跚學步的兒子微笑著坐在她腿上，被她的雙臂環抱。在夕陽的映襯下，朱尼珀渾身散發著安詳的氣息和生命的活力。攝影師捕捉到了她的笑容，燦爛而真誠。

這張照片攝於1989年。它本不可能存在，至少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展現著一位堅強、健康、充滿活力、有了兩個孩子的女人。但是它被放在裝著朱尼珀病例檔案的文件夾裡，出現在了我眼前。我取下照片端詳著，又一次感嘆這個場景有多不可思議——它幾乎是不可能出現的。

拍下這張照片的7年之前，朱尼珀被確診患上一種會不斷惡化且無法治癒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這場病本可能摧毀她生活中的一切：健康，自由行走的能力，憧憬中的家庭……朱尼珀的生活就像一本書，書頁按部就班地翻動著：長大，做好學生，上大學，結婚，工作……可是某天書頁一翻，下一章的名字竟然叫作疾病。然而，朱尼珀把這章撕掉，重寫了故事。

朱尼珀在紐約州的布魯克林和長島長大。她的童年正值戰後繁榮時期，全國各地的房子齊刷刷地冒了出來。朱尼珀與父母和兩位兄弟一起生活，家庭穩定，大家彼此相愛。晚上，他們會一起吃飯，是那個時代典型的美國飲食：肉、澱粉、罐裝蔬菜。朱尼珀讀書用功，成績優異。

“沒有心理創傷，沒有狗血故事。我的童年很普通，很平常。”朱尼珀這樣描述。

很少有人會想到特意關注自己的健康，這不是大家經常討論或追求的東西。一個人如果生病了，就會去找醫生，拿一份抗生素或者咳嗽糖漿，僅此而已。朱尼珀平時不太運動，對自己的身體也不甚瞭解。除非有什麼症狀，否則她一般不會注意到自己的身體，當然通常也沒什麼症狀。朱尼珀覺得身體就是交通工具，載著自己四處活動，身體也是精神的住所，而精神才定義了真正的她。總而言之，朱尼珀從沒有仔細思考過身體這件事。

讀大學的時候，朱尼珀去了紐約上州。那裡緊挨著霧氣繚繞的奧內達加湖，草木蔥蘢，雪城大學的校園就坐落在城市中央。每到週末，許多人都會去參加體育活動，但是朱尼珀把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朱尼珀主修會計學，成績很好。她遇到了一個開朗愛笑的黑髮男生，也是會計學專業的學生，和她一樣胸有抱負。不久之後，兩個人畢業，結婚，搬去了費城。丈夫去攻讀法學院，朱尼珀則開始了註冊會計師的工作，整天坐在辦公桌前，研究財務報表，準備稅務文件，將數字整理成電子表格。住處附近的街區綠樹成蔭，朱尼珀有時會在外面散散步。

不久之後，朱尼珀開始被背痛困擾。一坐在辦公桌前，她就感覺下背部到臀部的位置緊繃著，不時作痛。為了擺脫這種感覺，朱尼珀會往前坐一坐，或者站起來泡杯茶。有時候，骨盆後部靠下的位置會有一陣尖銳的刺痛，就像有東西敲打著神經一樣，讓朱尼珀的呼吸都急促起來，但過一會兒疼痛就消失了。

起初，情況還不是特別糟。疼痛時隱時現，並沒有造成太大影響，就是挺煩人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朱尼珀都沒在意這件事。她只有24歲，而背痛這種事情聽起來像老年人才會遇到的問題。朱尼珀去看了醫生，但並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毛病，還覺得自己有點犯傻。醫生們也找不準背痛的原因，並且似乎也不太感興趣。有一位醫生堅持認為這是心理問題導致的，另一位則認為朱尼珀的兩條腿不一樣長。後來，朱尼珀決定就繼續這樣生活，不再看醫生了。她還年輕，疼痛會消失的。也許過了這一段時間就好了，一定是這樣的。

況且，朱尼珀也沒有時間想這件事。她和丈夫的職業生涯剛過起步階段，進入了快速發展期。丈夫從法學院畢業了，朱尼珀也在一家國際控股公司找到了新工作。這家公司在全球都有投資，當時其加利福尼亞州的子公司有一個級別更高、責任更大的崗位虛席以待，朱尼珀抓住了這個機會。24歲，朱尼珀就成為稅務總監，這是對她專業性的認可。儘管這份責任對於朱尼珀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過於重大，但她覺得自己準備好了。

朱尼珀和丈夫橫穿整個美國，搬到了舊金山。這座美麗的城市被海灣飄來的濃霧籠罩著，堅韌而充滿活力。大部分時間兩個人都在工作。為了創業，朱尼珀的丈夫加入了洛杉磯一家為娛樂行業客戶提供服務的企業管理公司，開始在洛杉磯和舊金山之間往返。朱尼珀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把絕大多數時間都投入到工作中。那段時間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讓人應接不暇，卻又無比興奮。

然而，朱尼珀的病情也像她的事業一樣在加速發展。還在費城時的那種背部疼痛和骨盆深處時有時無的尖銳掐痛再次爆發了。這次疼痛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嚴重。

早上起床時，朱尼珀感到身體僵硬，很難動彈。她不得不起得更早，好在上班前有充足的時間泡個熱水澡，讓關節放鬆軟化下來，減輕一點穿衣服、吃早餐和開車時的痛苦。沒錯，開車也變得越來越痛苦，路上的一個顛簸就可能引起電擊般的疼痛。那疼痛來自骨盆內部、尾骨下方，會在一瞬間穿過身體，好像一股溫熱的液流一般，令人有些反胃。再後來，連睡夢裡的一個翻身都能讓朱尼珀尖叫著醒來，一個沒有準備的噴嚏也會讓她疼到渾身發抖。

為了工作，朱尼珀通常要朝九晚六地坐在辦公桌前，有時候會持續到更晚。她向大部分同事隱瞞住了自己快速惡化的身體狀況，但這越來越難了。

她說：“每次從桌邊站起來，我都得重新理順身體，回憶如何動作才能讓它重新運轉。前幾步總是很僵硬很彆扭，但是一旦開始走動就會好一些。”

朱尼珀開始靠著牆走路，小心地把身體擺在椅子的恰當位置來避免劇痛，從桌邊站起來變成了一件苦事。曾經的小困擾已經全面侵入了日常生活，如何熬過、避免和控制身上難以想象的疼痛成了朱尼珀清醒時關心的主要問題。她一次又一次地看醫生，從一位專家到另一位專家。每次看診後她會對自己說一句：“好吧，還有哪位醫生沒看？”然後從醫生名單上剔除已經看過的醫生，轉向下一位專家。

終於，朱尼珀到了劇痛難忍的地步。醫生擔心她得了骨癌，讓她去做骨掃描。掃描檢查那天，朱尼珀穿上了醫院的長袍，等著護士把一種微量放射性物質注入靜脈，而後躺上了檢查床。降溫紙在她身下嘩啦作響，朱尼珀靜靜地躺著，期待身體上方的高科技掃描攝像頭找到答案。

在骨掃描過程中，進入靜脈的放射性藥物會先擴散至全身，再聚集到正在進行損傷修復的部位。健康人的影像上會出現零星斑點，這是正常現象，並不表示存在任何問題；但是對於骨癌患者來說，癌細胞的生長和複製會造成更大損傷和更大規模的身體修復嘗試，因此，放射性藥物就會湧向修復發生的位置，像一串聖誕燈一樣點亮腫瘤。

朱尼珀沒有任何腫瘤——她的骨頭是暗色的，十分健康，沒有任何修復的跡象。但有一個地方出現了異常，掃描顯示朱尼珀的骶骨部位（包括骨盆、尾骨和下脊柱）被點亮了。朱尼珀沒有得癌症，但是出於某種原因，她的身體瘋狂地想要修復那裡的什麼東西。可這是為什麼？這件事十分不對勁。朱尼珀的醫生推薦她去看一位風溼病專家，也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專家，他可能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羅德尼·布魯斯通醫生是美國頂級的風溼病學家之一，常駐洛杉磯。為了這次會面，朱尼珀和丈夫一起從舊金山飛來了。朱尼珀需要進行MRI檢測，通過放射成像顯示已有的損傷。但是在進行MRI之前，在讓朱尼珀躺上檢查臺、活動她的關節之前，布魯斯通醫生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確定的答案。這個診斷絕不會錯，因為他已經見過太多次了：強直性脊柱炎。這是一種破壞性的關節炎，隨著疾病的惡化，朱尼珀骨盆部位的骨頭和關節會融合在一起，然後是她的脊椎。

布魯斯通醫生告訴朱尼珀，她的身體會變得越來越僵硬，活動能力會越來越差。她的脊椎會鈣化並向內捲曲，骶髂關節會變成一整塊鈣化的骨頭。強直性關節炎也被稱為“竹節狀脊柱”，因為疾病發展到後來，患者的脊柱就會變成竹節的樣子。它將不再是實現身體彎曲活動的一系列精巧相接的骨頭，而會變成一整塊長骨；椎骨之間的空隙會被亂七八糟地塞滿，在X光圖像上，看起來就像一根厚而光滑的竹莖。

朱尼珀和丈夫坐在醫生寬大的桌子對面，努力理解著這些話的意思，備受衝擊。布魯斯通醫生推薦了一些可以減緩疾病發展速度的藥物，但同時也告誡他們：這種病是無法治癒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布魯斯通醫生說：“如果你們打算要孩子，那最好現在就要。”

當免疫系統成為最大的敵人

就像之前關於糖的案例一樣，某種東西觸發了朱尼珀身體的損傷修復機制。不同的是，在朱尼珀的案例中，我們不知道身體為什麼會傷害自己。令人沮喪的是，在已知的大概100種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大部分疾病的誘因尚未明朗。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存在於基因編碼中，被攜帶一生，或者由環境毒素、蚊蟲叮咬、懷孕、食物過敏等因素誘發，還可能被其他什麼共患疾病引發。但是，醫生幾乎找不到疾病的具體原因。

不管出於什麼理由，朱尼珀的免疫系統堅信體內有敵人存在，並向骶骨部位派出了大量修復細胞。在那裡，蜂擁而至的細胞開始努力修理不需要被修復的東西。這一過程中，新骨骼的基質逐漸成形，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防禦和修復”細胞，整個部位就發炎了。

確診時，朱尼珀已經歷了數年的惡性炎症循環。她的身體一直在拼命修復沒有被損壞的東西，這讓骨盆受到了不可逆轉的傷害。由於免疫細胞在無意間生產著新的骨骼，兩側骨盆已經被像疤痕組織一樣的厚條紋包裹住了。一旦骨盆完全骨化，混亂的免疫反應就會向上遷移到骶髂關節，進入脊柱。大部分強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脊柱曲度最終會被凍結。而且由於肋骨也會變得僵硬，病人常常呼吸困難。有的藥可以給朱尼珀骨盆區域的炎症降降火，但不能完全消除炎症，甚至沒有辦法真正明顯降低病情的發展速度。強直性脊柱炎沒有治癒的方法，所有的治療手段都只是爭取一點時間而已。

最令人沮喪的是，在面對強直性脊柱炎這樣的疾病時，醫生可以告訴朱尼珀免疫細胞在做什麼——用傷害的方式試圖幫助她——卻不能告訴朱尼珀這些細胞為什麼這樣做。是什麼促使免疫系統的軍隊擺好陣型開始攻擊它們曾起誓要保護的東西？高度智能的人體系統是如何偏離軌道的呢？

自身免疫性疾病與炎症密不可分。根據美國自身免疫相關疾病協會的統計，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了100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們被統一歸類為“炎症性”疾病（導致人軀體或大腦反覆發炎的一類疾病）。慢性炎症通常會為自身免疫性疾病鋪平道路，疾病又會加重炎症：它為炎症送去燃料，讓炎症的闇火蔓延全身，讓健康的種子無法生根發芽。

這並不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獨有特徵。你能想到的幾乎所有疾病都是如此，朱尼珀的境遇每天都會在醫生辦公室上演。在最致命的疾病到來前，身體裡通常會爆發大範圍的炎症。許多研究表明，血液中的炎症標誌物會在疾病發作前增加。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簡稱CRP）是一種敏感的炎症生物學標誌物，當身體產生炎症時，肝臟就會合成CRP。研究發現，在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1型和2型）、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多種癌症爆發前CRP都會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在所有這些觀測中，CRP的升高都早於其他疾病標誌物（比如血糖水平或血壓）的升高。還有研究表明，在疾病前期CRP水平尚未上升時，已經能觀測到其他炎症標誌物水平的上升了。

不幸的是，即使檢查表明CRP水平偏高，也只能說明炎症的存在，而並不能找出是什麼導致了炎症。但CRP仍然是一個有著無窮潛力的有效工具，它是一個預警者，不停叫嚷著：“這裡的條件適合疾病的發生。”

艾琳的故事已經告訴我們，慢性壓力與炎症之間的聯繫不可忽視。家庭醫生接收的病例中80%都與壓力有關，但絕大多數醫生受到的訓練都讓他們專注於疾病症狀和藥物治療。多項研究顯示，半數的門診病例都沒有明顯的生理異常。慢性壓力會顯著增加冠心病以及其他多種疾病的風險，並且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一次情緒失控就可能導致冠心病發作。目前，醫學界仍不完全瞭解從壓力到炎症再到疾病的生物學機制，但已經知道這一過程並不罕見，這條高速路上交通繁忙。與此同時，從絕症中康復的人們似乎找到了一條離開高速路的匝道，然後他們選擇掉頭，駛向了相反的方向。

不加控制的慢性壓力會逐漸削弱免疫系統，就像持續不斷的波浪打磨掉岩石的稜角一樣。焦慮讓應激激素經年累月地滲入血管，這種身體內部的因素也能像食物過敏或環境毒素一樣誘發免疫反應，甚至有可能誘發相當嚴重的免疫反應。許多研究顯示，絕大多數（比率高達80%）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在第一次症狀發作前都經歷了與朱尼珀類似的“不常見情感壓力”。

就像炎症一樣，應激激素本身並不是壞東西，而是健康和生存的必需品。面對壓力時，身體會產生大量激素、神經遞質以及神經肽，這些物質會通過複雜的化學反應協同行動。其中，激素的主要成分是皮質醇，它是戰鬥或逃跑反應的重要一環，能夠調節許多人體功能，包括血流和消化等，幫助人類戰勝危險或逃離威脅。就像急性炎症一樣，大量皮質醇被釋放進血液應該是短暫、偶發的事件——我們的身體並不是為持續的戰鬥或逃跑狀態而設計的。因此，當長期處於戰鬥或逃跑狀態（生活在現代社會的真實寫照）時，我們的身體就被置於它難以應對的化學環境中。

健康水平的皮質醇對人體有益，它能調節血糖，甚至減輕身體的炎症反應。但是當皮質醇不再被按需釋放，而是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流淌在靜脈中時，問題就出現了。身體組織會適應這種持續高水平皮質醇的新模式，導致皮質醇對身體的調節能力下降，也就是說，免疫系統的細胞對皮質醇不再敏感。這就好像按下了一個靜音按鈕，身體從此再也聽不見皮質醇的指令。繼而，免疫系統陷入了迷茫與混亂，也會反應過度，開始攻擊人體自身的健康組織。

還有一項驚人的研究發現，慢性壓力會改變免疫細胞的功能和行為。在這項研究中，實驗人員先後評估了小鼠和人身上的慢性壓力對免疫系統的影響，發現二者的結果是一致的：經過長時間的壓力暴露後，壓力實驗組的個體中，血液循環裡免疫細胞的數量達到了無壓力對照組的4倍。而在這個龐大的免疫細胞群中，很大一部分細胞都處在“促炎”狀態——這意味著長期壓力已經改變了免疫細胞的基因表達，這些細胞更容易引發炎症。基本上，這些細胞已被重新編程為炎症誘發細胞，它們將帶著這項任務繼續在體內狂奔。

免疫系統是我們對抗疾病的最強大工具。但與所有工具一樣，它必須被正確運用才能發揮修復作用，而不是造成更大傷害。無論面對哪種疾病，消除炎症才是讓免疫系統正常工作、找到更多治癒途徑的關鍵。但想要撲滅炎症之火可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似乎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這場大火的燃料——吃的食物、接觸的毒素和汙染物、想法、感受……而每個人扔進火裡的東西又各不相同。那麼，我們要如何停止給這場大火助燃，又該從哪裡找到可以永久撲滅大火的冷水呢？

首先，我們需要與身體溝通。那些從絕症中康復的人都進行過許多嘗試，才最終找到了能讓自己逐漸恢復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上一章關於飲食的內容中，我們看到有些人確實能夠立刻找到新的飲食方案並堅持下去，但大多數人需要一段時間的反覆試驗才能找到讓自己更健康、更愉悅、更有活力的飲食方式。世界上沒有唯一的抗炎症處方，但是，有一些通用的方法能夠幫助大部分人消除炎症反應、恢復免疫功能。

一個好辦法是從更基礎的改變開始：向營養密度更高的飲食傾斜（一般來說這類食物更抗炎症），逐漸放棄加工食品和糖，並開始尋找自己的壓力誘發因素。要注意，引發壓力的因素可能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樣。你可以回憶一下，什麼時候會感到焦慮或有壓力？經常因為什麼感到負擔過重、疲憊不堪或手足無措？一旦找到那個爆發點，你就能有針對性地採取行動：可以改變一種習慣，讓同事在某個特定領域提供更多支持，或者乾脆放棄一些現在難以承擔的責任。

但有些時候，為了消除不必要的壓力、優先保障健康，我們必須做出極大改變。朱尼珀最終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理念與生活方式，這些改變幫助她重啟了免疫系統，開啟了抗炎症模式。

再論免疫系統

朱尼珀和丈夫採納了布魯斯通醫生的建議，開始嘗試要一個孩子，因為他們害怕不能再擁有完整的家庭。

從第一次因背痛入院到最終確診已經過去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朱尼珀的病情惡化迅速，她不得不扶著牆壁在公司大廳裡蹣跚，在痛苦的迷宮裡小心而緩慢地挪動。但只有在機場必須快速長距離移動時，朱尼珀才允許自己坐上輪椅。她隱約知道，一旦開始頻繁使用輪椅，她就會覺得自己“病了”，然後將永遠無法擺脫。

朱尼珀並不是在逃避現實。她知道自己病了，但拒絕接受終生與疾病、疼痛和能力限制為伴。

她說：“我接受這個診斷，但我不接受預後。”

得知診斷後，朱尼珀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布魯斯通醫生的處方購買了萘普生。萘普生是一種非甾體抗炎藥，能夠控制強直性脊柱炎的症狀。但朱尼珀不想長期服用這種藥物，她知道萘普生的不良反應，擔心藥物治療帶來的心理麻痺會讓疾病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破壞骨頭。朱尼珀認為萘普生這樣的藥物只能用於臨時、短暫地緩解痛苦，好讓她有時間想清楚下一步要怎麼做。服藥幾天後，疼痛就開始消退了。朱尼珀這才意識到疼痛曾經如同巨浪一般吞噬了她。

“藥物給了我喘息之機。知道還可以選擇這種療法，我也鎮靜了許多。”朱尼珀說。

布魯斯通醫生還給朱尼珀提供了一份有助於緩解疼痛的鍛鍊建議。朱尼珀看了一遍，想：這是給80歲老太太用的。她決定嘗試另一種方法。

朱尼珀不是一個很關注身材的人，也不愛運動。但是現在，她意識到自己忽視了身體的重要信號。與此同時，服藥後的麻木與壓抑感讓朱尼珀感覺自己與身體脫節了，因此她選擇去參加人生中第一堂瑜伽課。朱尼珀知道瑜伽的重點就是拉伸和增強柔韌性，她想：如果不斷移動和拉伸骨節，強直性脊柱炎是不是就沒有那麼容易把脊椎上的一節節骨頭融合到一起？

上完第一堂瑜伽課，朱尼珀更難受了。站著疼，坐著疼，動起來也疼，疼痛好像火焰一樣舔舐著她的後背，灼熱感讓她頭暈噁心。但是朱尼珀決定第二天繼續。瑜伽並不在醫生給的鍛鍊清單上，可直覺告訴朱尼珀，她應該去做這件事。她已經想象著瑜伽體式破壞了鈣化層，讓骨頭擺脫了鉗制束縛。第二天的課堂上，當朱尼珀忍著疼痛慢慢把自己挪進新體式的時候，她的腦海中就浮現出了自己希望看到的畫面：厚厚的鈣化物像石膏一樣破碎掉落，關節重新變得順滑，骨頭靈活地轉動，就像健康時一樣。

朱尼珀明白萘普生沒辦法治好她，但她非常疑惑：這不是抗炎症藥嗎？強直性脊柱炎不是炎症性疾病嗎？為什麼藥物治不好她體內不斷生出的炎症？

答案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種抗炎藥能夠顯著抑制全身性慢性炎症。萘普生在嘗試堵住一條炎症通路，但身體中還有其他炎症通路。這就好比在一條路上放置路障的同時，還有其他五條道路通向同一終點。

大概一個月後，朱尼珀覺得藥物干擾了她與身體之間的交流，就停止繼續服藥了。但是藥物的確拉了她一把，為她提供了一把梯子，讓朱尼珀逃出了無盡的痛苦迷霧，回想起了生活還沒這麼糟糕時的感覺。

朱尼珀開始每天練習瑜伽。上課很辛苦，每節課都要經歷一遍同樣的折磨。朱尼珀感覺自己就像希臘神話裡的西西弗斯，第一天爬上一座山，第二天又要回到山腳重來一遍。但是慢慢地，朱尼珀感覺不太一樣了。有一天好像輕鬆了點，似乎可以從半山腰開始爬了。又有一天，攀登的起點又上升了幾步。儘管進展緩慢，但畢竟還有進展。

朱尼珀注意到，自己的軀體活動範圍增加了，瑜伽體式可以做得更加到位。課程之外，她的行動也輕鬆了些，走路時不再需要緊靠著牆壁。並且，穿過骨盆的電擊般疼痛開始消退，她再也不會從睡夢中疼醒。

接下來是一個好消息：朱尼珀懷孕了。

幾個月過去，朱尼珀感覺好多了。在懷孕的大部分時間裡，疼痛暫時消失了。事實上，孕期激素確實可能對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產生積極影響，比如緩解疾病症狀，甚至能夠減緩疾病的發展。

在第28周時，朱尼珀出現早產徵兆，被勒令臥床休息，要在床上躺一個多月。從緊張繁忙的工作中請假時，朱尼珀沒動自己的桌子，電腦前依舊擺著相框，羊毛衫也披在椅子的靠背上。然而她後來再沒回去。足月的時候，醫生終於解除了臥床限制。為了儘快分娩，朱尼珀開始在舊金山起伏的丘陵間散步，堅持了兩個星期。1982年2月，朱尼珀的女兒塞雷娜出生了，是一個非常健康的寶寶。

分娩後的幾周內，隨著孕期荷爾蒙的消退，疼痛又回來了。坐在女兒房間裡的搖籃椅上餵奶時，朱尼珀感覺骨盆深處又開始跳躍起折磨人的電火花。她意識到自己沒辦法同時完成所有的事情——全職工作，照顧寶寶，練習瑜伽。因此，朱尼珀辭掉工作，和丈夫搬到了洛杉磯，大膽地創立了他們自己的公司。新公司有很多工作，也有很大壓力，但至少朱尼珀可以掌控自己的日程安排，優先保證瑜伽練習的時間——她確信這是強直性脊柱炎治療的關鍵。

受到眼前成績的鼓舞，為了加快康復的速度，朱尼珀開始尋找提升瑜伽練習效果的方法。就像其他從絕症中倖存的患者一樣，朱尼珀首先改變了飲食。她沒有遵循任何一種特別的飲食計劃，而是觀察到，有些食物能讓她在瑜伽課堂上更舒適、更有力、更輕盈、更精力充沛，而另一些食物會讓她的身體更沉重、更拖沓。她發現自己迅速轉向以素食為主的飲食了。

後來，朱尼珀開始接觸羅爾芬按摩健身法。它類似按摩，但更加深入。這種方法的目標是重塑身體的結締組織——將關節聯結在一起的筋膜和韌帶。朱尼珀嘗試了幾位不同羅爾芬治療師的療程，但是感覺互相之間有所衝突，治療下來沒有得到很大的幫助。這幾位治療師的手法很好，可似乎缺乏對人體的洞察力，不明白不同的客戶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後來，朱尼珀找到了馬克。馬克經驗豐富，曾直接師從羅爾芬按摩健身法的創始人艾達·羅爾芬。馬克和其他治療師不同，他有朱尼珀在尋找的那種洞察力和理解力，因而取得了朱尼珀的信任。馬克說，他會在腦海中描繪出自己想在筋膜上完成的工作，然後用手、指關節和手肘揉開粘連，疏通阻塞。朱尼珀覺得馬克的頭腦和手法能夠清除“黏合點”，讓她從多重層面上進一步恢復。

自從接受了馬克的羅爾芬治療，朱尼珀保持瑜伽體式的時間變長了，包括伸展動作在內的很多動作都更加到位。考慮到熱量能夠暖化關節和韌帶，實現更大的活動幅度，朱尼珀又開始嘗試熱瑜伽：既然熱水澡可以緩解陣陣疼痛，熱瑜伽似乎也該有類似的效果。起初，朱尼珀只是不斷重複練習26種熱瑜伽體式，當掌握了這些體式後，她又想學習更多。朱尼珀覺得，要遏制不斷惡化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就不能原地踏步，而是需要在練習中不斷進步。

在隨後的數年中，為了適應身體需求的變化，保持恢復的節奏，朱尼珀又嘗試了許多種不同的瑜伽。隨著羅爾芬療程的深入，朱尼珀做起瑜伽來愈發得心應手，疼痛也減輕了。變化不僅僅出現在療程中，抱起小朋友、坐在桌前、外出散步……任何時候朱尼珀都能感受到這種變化。朱尼珀學會了在微量用藥的同時，用羅爾芬健身法和瑜伽來改造自己的身體與免疫系統，讓自身免疫性疾病失去存活的土壤。但要完全擺脫這種疾病，要做得還有很多。

與之前擔任全球最大貨運公司稅務主管時相比，跟丈夫一起經營公司讓朱尼珀有了更加彈性的工作時間。開公司固然辛苦，但朱尼珀是自己的老闆，管理自己的時間，她喜歡這種掌控感。然而一切都有代價。朱尼珀的丈夫為許多好萊塢的人管理財務，這些人期望公司可以提供每天24小時、每週7天的服務。朱尼珀說：“和別人的公司比起來，我們還像個小孩子。”為了和區域內的成熟企業競爭，朱尼珀和丈夫必須帶著雙倍的熱忱，付出雙倍的努力。

朱尼珀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我們可能在凌晨兩點爬起來接電話，電話可能來自一個搖滾明星客戶，他可能說：‘我剛對我妻子發火了，然後我把一個蒂芙尼檯燈扔到了房間那頭。檯燈投保了嗎？’”

最終，朱尼珀意識到，如果她真的想痊癒，就要重新考慮自己的生活安排。夫婦兩人賣掉公司，搬到了聖地亞哥。在那裡，他們把重心放在了自己的幸福和孩子們身上。丈夫成為聖地亞哥海濱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董事長，朱尼珀那時候已經需要撫養三個孩子了，但她還是決心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孩子的需求之前。當然，朱尼珀也產生了大多數母親都會有的負罪感，但她依然堅持每天花好幾個小時練習瑜伽。她對孩子們說：“為了成為一個好媽媽，我必須去上課。”

朱尼珀說不清疼痛從什麼時候起完全消失了，只是覺得不難受的日子開始增多，難受的日子越來越少。有一天，朱尼珀驚訝地發現自己渾身舒暢，好像疼痛很久之前就悄無聲息地不見了。

朱尼珀並不需要讓布魯斯通醫生再診斷一次就能知道自己在恢復，這是可以明顯感覺到的。但保險起見，朱尼珀又回到了布魯斯通醫生的辦公室，她曾在那裡收到宣判“無期徒刑”的診斷。醫生讓朱尼珀躺在檢查臺上，抬起她的一條腿開始做柔韌性檢查。他輕柔地將朱尼珀的腿向軀幹推過去，每推進一點就會看一眼朱尼珀臉上的表情，等著她因為疼痛而皺眉。“還好嗎？”他一邊問一邊不斷把朱尼珀的腿向下壓。朱尼珀點點頭。“現在呢？怎麼樣？”大腿順利貼上了腹部，布魯斯通醫生的臉上浮現出震驚的表情。

在朱尼珀的描述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康復方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要經歷無數次從失敗到再次嘗試。“現在看起來，一切都順理成章，但是我走過很多彎路，很多嘗試過的方法最後都沒什麼用。”朱尼珀說。然而，每當找到什麼能讓自己感覺好一點的東西，她就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前進。朱尼珀就這樣不斷從身體中獲取信息、校正方向，逐步改變了自己飲食、健身習慣、工作和安排時間的方式。為了改善身體健康，朱尼珀顛覆了自己的生活。

瑜伽，羅爾芬，改變飲食習慣，為了減輕壓力而重新規劃生活，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沒有人告訴過朱尼珀要去做這些事情，是她自己通過直覺與反覆試驗獨自完成了這一切。朱尼珀深入瞭解了自己的身體，與它建立了深度聯繫。她整合的這一系列治療方法，在30多年後得到了最新科研成果的很大認可。舉例來說，有些研究顯示，腸道微生物組失衡可能是類風溼關節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根源，重建均衡的微生物組能夠消除這種炎症類疾病。微生物組的健康狀況甚至可能與癌症有關，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進行更詳細的探討。瑜伽，還有它的“近親”冥想和正念，也已經成為對抗慢性疾病公認的有效工具。

瑜伽就像朱尼珀的北極星，指引著她前進的方向。但這並不意味著瑜伽適合所有人。對於朱尼珀來說，瑜伽能幫助她保持韌帶的彈性和柔軟度，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讓她找到了內心的平靜，幫她關掉了不停滴答的皮質醇龍頭，讓應激激素不再影響身體的炎症調節能力。

最終我們需要通過改善自己與身體的關係來實現抗炎症的生活方式，這意味著要留心放進身體的東西，重視鍛鍊身體的方式。最好儘自己所能，每天花一點時間活動。活動強度可以根據自己面臨的健康問題而定，所以日常散步或簡單的拉伸也許就足夠了。有研究顯示，20分鐘的適度運動就足以降低體內的炎症水平。另外，如果你像朱尼珀一樣發現了能顯著改善身體健康的東西，那就抓住它，每天為它留出一定的時間。你可以選擇重新安排一下日程，確保把身體健康排在第一位。

改善自己與身體的關係時，重新評估壓力是一個重要步驟。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更仔細地討論人類在面對壓力時的反應，壓力對疾病的潛在影響，還有擺脫了慢性壓力與炎症後的“治療模式”的強大力量。

朱尼珀的病歷中保存著布魯斯通醫生的書面記錄，這是她實現康復的認證。布魯斯通醫生在文字裡確鑿地寫下了他對朱尼珀的最初診斷，以及“強直性脊柱炎永久性緩解”的評定。布魯斯通醫生還觀察到，一些已經存在的損傷也得到了修復。與最初診斷時相比，朱尼珀關節的活動範圍更大了，白細胞計數（自身免疫性疾病指標）也恢復了正常。布魯斯通醫生嘗試描述朱尼珀身上發生的事，他寫道：“朱尼珀達到了一種獨特的病情緩解狀態。”

在30年後想起這件事時，朱尼珀笑了起來：“我想我還在這種‘獨特的病情緩解狀態’裡。”

朱尼珀今年64歲，已經有30年沒有生病了，身體上看不出任何強直性脊柱炎的痕跡。但是她的骨盆上還留有印記。掃描檢查會照出這些舊傷疤，提醒她這些骨頭上的刻痕是絕症曾經存在的證據。

但絕症已經消失了。

第五章　激活治療模式

我們要麼想辦法降低生命的複雜程度（這不大可能，因為生命大概率會變得越來越複雜），要麼去尋找更加有效的應對方法。

——赫伯特·本森，哈佛醫學院教授

1897年，哈佛大學新聘任的年輕生理學家沃爾特·坎農注意到了實驗室中研究用小鼠的異樣。整體來看，各項研究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實驗結果也被妥善記錄。可小鼠們的表現有時符合研究人員的預期，有時卻出人意料：研究往往會導致小鼠嚴重的應激反應。坎農發現，當小鼠受到驚嚇、感到緊張不安時，它們的胃蠕動（幫助消化的肌肉規律收縮）可能會突然完全停止。出於好奇，坎農仔細研究了這種現象，發現大腦釋放的一種叫作腎上腺素的激素會直接影響消化行為，同時還可能影響其他生理過程。

受到這些應激小鼠的啟發，坎農開始深入研究情緒對生理的影響。在坎農之前，還沒有人涉足過這一領域，作為開拓者，想要得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並不容易。隨著研究的深入，坎農注意到，恐懼或壓力會改變實驗動物的血液流動和凝結表現，導致心率、呼吸等各種生理指標發生變化，但他當時並不知道這些變化的原因。後來，坎農重溫了艱難的求索歷程，這樣寫道：“這些變化——脈搏加速、呼吸變深、血糖上升、腎上腺開始產生分泌激素——看起來各不相同，毫無關聯。但在一個睡不著的晚上，當大量類似的發現在我腦海中游蕩時，我突然靈光一閃，有了一個能夠把這些發現很好地整合起來的想法：這些是不是身體努力為戰鬥或逃跑所做的準備呢？”

那一刻，坎農偶然創造出了一個改變醫學進程的名詞：戰鬥或逃跑反應。

自從動物出現在地球上，這個反應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坎農發現並命名了這一反應，同時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讓關於精神、身體和慢性壓力的知識展現在了人們眼前。

半個世紀後，在哈佛大學的同一間實驗室裡，年輕的心臟病專家赫伯特·本森接過坎農的接力棒，繼續跑了下去。多虧了坎農，本森那時已經清楚地瞭解了身體在壓力下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以及為什麼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我希望花費一點時間，討論一下這兩位60年間先後在同一房間內工作的偉大學者。他們都是身心醫學領域的巨人，甚至在職業生涯開始時的面貌特徵都很相似：戴著眼鏡，穿著厚厚的白大褂，深色的頭髮分向一邊。

作為心臟病專家，本森的工作是尋找常見心臟問題的創新療法。高血壓算是一種常見問題，也是嚴重心臟病的前兆。隨著研究的開展和對病人觀察的深入，本森逐漸對壓力和情緒對高血壓的影響產生了興趣，這在他的同事之中引起了爭議。那時，人們普遍認為高血壓是腎臟問題的直接後果，本森對於情緒的研究讓大家感到不安和疑慮：這種研究離真正的科學“太遠了”。

但是本森堅持認為壓力可能是大多數心臟病背後隱匿無聲的罪魁禍首。他設計了一項實驗來尋找高血壓與壓力間的可能聯繫。在這項實驗中，本森訓練了三隻松鼠猴，讓它們不停地按一個按鈕，點亮一盞燈。如果速度不夠快，它們就會受到電擊。顯然，這是一個充滿壓力的環境。猴子們的身體對環境做出了反應：忙著躲避電擊時，血壓也升高了。接著，本森稍微改變了實驗設置，拿走了按鈕。結果，沒有按鈕，猴子們依然做出了反應，血壓飆升。這一研究表明，高血壓並非僅由腎臟疾病或生理變化引起，壓力是高血壓的重要誘因。行為的改變可以改變血壓，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的發現。

這項研究的發表引起了心臟病學領域的震動。精神或情感活動可能導致身體問題，壓力可能造成體內生理異常，西方醫學界在此之前還從未接受過這樣的觀念，醫生和學者也被迫重新思考他們對心臟疾病和心理壓力的看法。如果靈長類動物可以自發產生高血壓症狀，那也能夠通過訓練學會主動降低自己的血壓，及時擺脫那些致命的嚴重疾病。

本森又設計了一種血壓實驗，教會了人類志願者在實驗室環境中利用一套閃光與刺激的聯動系統來降低自己的血壓。本森想知道包括人類在內的靈長類能否藉助大腦本身的力量來改變自己的血壓。猜想竟然真的實現了！訓練後，沒有藉助任何藥物或醫療干預，7名志願者中的6名成功在特定刺激下改變了自己的血壓。這是一項巨大的進步，但是，這種血壓改變仍然需要通過外部刺激結合長時間的訓練才能實現。

這時，一群超驗冥想者叩開了本森辦公室的房門，要將自己獻身於科學。這群冥想者聲稱猴子能做的他們都可以做，還能比猴子做得更好。他們認為自己可以通過冥想來改變自己的生理狀態，甚至升高或降低血壓，但是還沒有證實這一點，所以想通過這位哈佛醫生的研究來驗證自己這種練習方法的正確性。

得來全不費工夫，一群志願者已經自己送上門來了。但是本森拒絕了他們。在那個時代，醫學領域認為冥想往好了說是一種故弄玄虛的小眾愛好，往壞了說就是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騙人行徑。本森擔心通過實驗為冥想行為正名可能會威脅到自己的工作，導致自己長久以來的艱辛努力付諸東流。數十年後，我發現自己也陷入了同樣的困境：在十字路口，我清楚地知道想要取得更多的成果需要朝著哪個方向前進，但這一選擇也最有可能會毀掉我的職業信譽甚至整個職業生涯。真是進退兩難。

然而當年的冥想練習者並沒有被本森的拒絕勸退，而是執著地要求參與實驗。本森最終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但也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把會面安排在實驗室空無一人的深夜時分，並讓冥想者們從後門進入，這樣就沒人會發現他們了。­­­­

這次沒有刺激-獎勵系統。本森給這些志願者們連上了血壓計，在他們陷入冥想狀態時追蹤著他們的血壓。本森發現，正像冥想者們聲稱的那樣，他們的血壓降低了。不僅如此，他們的心率也降低了，呼吸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慢，代謝放緩，並穩定了下來。他們通過調節神經系統讓身體進入了休息放鬆的狀態。這種狀態是人類祖先們在稀樹草原上行使某些必需的生物學功能（例如消化和繁殖）時的理想身體狀態，也是我們在現代社會生存繁衍的理想條件：制止應激激素的流動，達到體內的平衡狀態，讓身體休養生息。

有批評者認為，這項研究中冥想前後血壓的下降幅度不是很明顯，大概只有幾個百分點的變化。但本森認為，就像通過鍛鍊來“調整”肌肉一樣，通過日復一日的冥想練習、積累、調整與進步，這些冥想者自身的靜息血壓已經遠低於常人了，這是他們每日勤奮練習的直接結果。研究還表明，冥想者們受到的積極生理影響遠不止於血壓一項，這讓本森知道自己還有許多工作可做。這些人僅僅通過冥想就能在短時間內讓身體的生理狀態發生積極改變，那長期來看呢？這會對他們的健康有什麼樣的影響？類似的方法能否為其他人指明一條通往健康的新道路？

我突然想起了一位患者，她是我在巴西採訪的第一批對象之一。她鮮活地刻在我的記憶中，就像投影儀投下的幻燈片一樣色彩明亮。她的故事讓我對自發緩解的態度從懷疑轉向開放。

這位患者叫簡·肖。我在貯藏室的盒子裡找到了那次訪談的錄影帶，吹走上面的灰塵，把它放進了放映機。我看見自己坐在椅子上，手裡拿著筆記本和筆，然後簡走了進來。她身形苗條，皮膚是健康的小麥色，臉上帶著微笑，散發出健康有活力的光芒。簡與我握手，然後坐了下來，用手撥了撥自己金黃色的頭髮。錄像中我的表情不是很清晰，但我記得見到她時內心的震驚。在這次會面之前，我對簡的所有了解都來源於尼基（最早建議我去巴西看看的那位護士）的講述。在前往巴西前，我問尼基，有沒有我一定不能錯過的調查對象。我想要和那些有確鑿診斷記錄的人交流，必須有清晰的證據證明他們曾罹患重病，卻違背了醫療統計結果，意外康復了。尼基是一位有數十年工作經驗的腫瘤科護士，我相信她明白我的要求。

尼基毫不猶豫地推薦了簡。她說，簡來到巴西時腎臟正在衰竭，心臟嚴重受損，末期狼瘡已擴散進了大腦，病情嚴重。

以我對狼瘡的瞭解，這種疾病一旦擴散到內臟就回天無力了。我相信，如果一名狼瘡晚期患者得到了最妥善的照護，也許能活得更久一些。但是要從疾病中恢復過來並完全康復呢？不可能。

因此，當看起來快樂又健康的簡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與我握手並進行自我介紹時，我一時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我記得當時自己在想，哇，這種事真的發生了。

“你必須學會放棄”

簡出現時坦率開朗，充滿活力。她剛結束打坐，渾身散發出一種平和與滿足的氣息。我幾乎很難相信她曾經患過重病。當我這樣說時，簡從皮包裡掏出錢夾，取出了一張照片遞給我。

她說：“這就是我兩年前的照片，我第一次來這裡之前照的。”

照片中的女人明顯生病了，還超重，跟眼前充滿活力的簡判若兩人。我甚至覺得，如果這兩個女人站在一起，我都不會相信她們是同一個人。

尼基抵達巴西的第一天就見到了簡。她們住在同一家民宿裡，房間恰好相鄰。

“尼基來的時候我正好開始好轉，剛恢復走路的能力。”簡說。

這番話中暗藏著一個漫長而曲折的康復故事。

簡從十幾歲開始生病。起初她只是覺得很累，會在寫作業時直接睡著，因為不能太晚睡覺而沒辦法出去約會，甚至白天也感到精力匱乏。簡覺得身邊的人都像打了雞血一般，她自己卻因電量過低幾乎沒法運轉。

後來，一切變得更加詭異嚇人了，疾病一場接著一場。25歲時，簡因為背部椎間盤破裂做了手術；27歲時，背部肌肉分離手術；28歲時，簡被診斷出神經根問題，這會導致劇烈疼痛，不得不再來一次背部手術。之後，她在輪椅上坐了五年。

起初，一切看起來都是脫節的——嚴重疲勞、反覆的脊椎問題、不尋常的感染。後來這些症狀逐漸形成了一張疾病網，網的核心就是正在崩潰的脆弱免疫系統。但簡並沒有得到明確診斷。她的身體出了很嚴重的問題，然而還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

簡繼續著自己的生活。她結婚了，有了一個孩子，還收養了兩個。她努力扮演著好妻子與好母親的角色，也斷斷續續地工作著。簡覺得這就是現實了。當其他人乘著筏子從生命之河上順流而下時，她在水裡掙扎著，只能勉強把頭露出水面。她努力跟上別人的速度，讓自己生存下去，再多呼吸一次。對簡來說，這些困難都是“正常的”。時間並沒有化解難題，她越來越難當好一位母親，與丈夫的關係也出現了裂痕。

轉折終於出現了。簡進行了一次常規的頜骨植入手術，術後她的大腦產生了危險的感染——身體拒絕了植入物。這意味著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這位醫生是第一個提出診斷的人：系統性紅斑狼瘡。

現在談起這種幾乎拖垮了她的疾病時，簡是這樣說的：“它很容易被忽略。病人會有這樣那樣的不同問題，所以就會去看治脊柱的醫生，然後看治關節的、治下頜的……一個接一個。但沒人看得見問題的全貌。”

簡被誤診了幾十年，疾病早已在內臟中擴散開來。有些病人的狼瘡是輕度的，主要表現為鼻子和顴骨上的蝴蝶狀皮疹，這種患者能通過調整飲食、改變生活方式和藥物控制過上相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但簡的情況並非如此。當醫生最終確診時，她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心、肺、膀胱和腎臟都出現了疾病的痕跡。比如，她的心肌已經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損害。

接下來是漫長的治療。然而，其實並沒有什麼好的治療手段。簡每天以100毫克的超高劑量服用潑尼松，也只能減輕疾病的影響。用潑尼鬆緩解炎症、抑制免疫系統是權衡利弊後的決定。潑尼松會腐蝕關節，尤其是髖關節，讓髖部脆弱並容易骨折，人也變得虛弱無力。這種不良反應可能延續一生。

這個故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那時缺乏有效的狼瘡治療藥物。但是即使到了今天，狼瘡依舊無法被治癒。病情較輕的患者可以對藥物和治療產生反應，但大量患者仍然要經歷與簡類似的疾病惡化進程。狼瘡依然是絕症。

簡本來需要連續服藥多年。即使潑尼松偶爾能夠抑制這種瘋狂的疾病，時間也會證明，狼瘡終將在與藥物的鬥爭中佔據上風。

簡的骨頭和關節由於服藥受到了永久損傷。1992年的某一天，她的心臟膨脹到了正常大小的兩倍。醫生檢查了簡的心肌，發現心臟腫脹正是由狼瘡引起的，然後給她開出了細胞毒性藥物來保護她的心臟組織。簡被安排在了心臟移植的等待名單上，但狼瘡的診斷影響了她的移植資格，她從未獲得移植許可。

簡的病情稍微好轉過。但1998年，在艱難的離婚流程剛剛開始時，狼瘡又回來了。由於心臟再次受到影響，健康狀況也岌岌可危，簡接受了另一次心臟活檢。這次活檢在簡的心臟上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創口。

那些年，簡一直在醫院進進出出，而且在醫院裡停留的時間越來越長。疾病和其他問題毀掉了她的婚姻，這也成為她壓力的主要來源。她青春期的孩子開始叛逆，吸毒、戒斷、復吸，令人心碎的循環讓母子間的關係幾乎破裂。孩子們認為簡應該對婚姻的終結負責，甚至一度不再和她說話。簡對我說，當時的感覺就像心被丟棄到身體之外，迷失在了世界上的什麼地方——讓人疼痛難忍，卻又沒辦法把它找回來。回想起病情逐漸嚴重，不得不常常住院的那段日子，簡最大的感受是孤獨。

“沒人來看我。沒人給我送花。沒人打電話。”她說。

接著，狼瘡發展到了簡的大腦。

一旦進入中樞神經，系統性紅斑狼瘡會引起一系列折磨人的可怕症狀：記憶力衰退、癲癇發作、脊柱炎症，等等。許多病人會患上一種被稱為“狼瘡性頭痛”的偏頭痛，這使得他們要麼被劇烈疼痛困擾，要麼陷入嚴重的混沌狀態，無法清醒地處理事情。簡覺得，系統性紅斑狼瘡先是破壞了她的身體，而後又殘忍地摧毀了她的思考能力和表達能力，讓她無法做自己。

2002年夏初，簡右背的中上位置疼了起來。醫生們很快發現了原因：她的膽囊因多次感染而受到了損傷。切除膽囊時，簡患上了敗血症，這是一種全身性感染，隨時有致命的可能。然後狼瘡擴散到了簡的腎臟，讓她暴露在腎衰竭的危險之下。

腎衰竭是系統性狼瘡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免疫系統會攻擊腎臟，導致炎症，繼而引發狼瘡性腎炎。腎臟負責過濾體內的毒素，炎症會導致腎臟無法清除毒素和調節體液含量。隨著腎臟的衰竭，體內毒素會逐漸累積。那天簡在醫生辦公室裡瞭解到，不僅僅是腎臟，她所有的主要臟器都出了問題——多器官衰竭。

沒兩天，有個朋友突然打電話問簡是否聽說過一種叫“精神力康復”的東西。這位朋友還提到了她自己造訪過的一所巴西康復中心。

“我覺得很好笑。這太瘋狂了！”簡說。

但很快就有第二、第三、第四個人談起這件事。於是簡搜索了一下相關信息，閱讀了正反兩方的觀點，權衡利弊後決定親自去看看。但那時她的身體空前虛弱。她患上了腦水腫，需要別人的幫助才能洗澡和進食，也無法在椅子上坐穩。簡的醫生非常擔心她不能活著完成巴西之行。一旦腎臟出問題，體液會在身體中淤積，隨時引發敗血性休克。所有的醫生都說了相同的話：“別上飛機，你會死的。”

簡的回答是：“不去的話，我確實會死。”

公共汽車行駛在通向康復中心的漫長道路上，黑牛點綴著的綠色田野與桉樹組成的防風林往身後飛退。15種以上的藥物正維持著簡的生命。她處在感染性休克的邊緣，多器官衰竭和大量體液淤積隨時都能要了她的命。但她還活著。

剛到巴西時，簡覺得自己徘徊在死亡邊緣。她的生命彷彿一條細絲，很小的壓力就能將它折斷。但康復中心的生活節奏似乎有讓人恢復的魔力，簡很快就沉浸在了一系列活動中——在流通室內長時間冥想，吃健康餐，在果汁吧聊天，病友們之間交流溝通……數十年來，簡第一次覺得自己在疾病的旅程中不再孤單。

每天進入流通室冥想時，簡都要帶上一隻大口袋，裡面是控制狼瘡需要的所有東西，包括潑尼松、心臟藥物和化療藥物，都是治療狼瘡的常見藥。有一天，一名常駐療愈師走到簡的身邊，看著她說：“這些不屬於你。”

簡以為他說的是那一袋子藥品。她說：“它們是我的，上面有我的名字！”

“不，”療愈師說，“我說的是你的孩子們。他們不屬於你，而是屬於他們自己。”

簡走出流通室，抽泣起來。她哭了好幾天，完全沒辦法停下。

內心深處，簡其實早已有了答案。她知道自己需要放開孩子們，但一直拒絕接受現實。聽了療愈師的話，簡好像獲得了許可，終於能夠放下親子關係帶來的傷害，放下看護者的角色，放下一直以來的自責——她總覺得是自己給孩子們帶來了所有創傷。簡意識到，此前所有的緊張、恐慌、焦慮和擔憂都是過度的、沒有必要的。孩子們有自己的人生，必須自己找到正確的方向。一瞬間，在簡的腦海中，三隻小船的錨繩被割斷了，它們漂進了水流中。簡感到了巨大的悲傷、無限的自由與深深的解脫。

簡把化療藥品衝進了馬桶，然後飛快地斷掉了潑尼松。當她說自己每天減少10毫克的潑尼松用量時，我的下巴都要驚掉了，因為這是十分危險的速度。大多數人都需要根據身體承受能力緩慢地停用高劑量潑尼松。腎上腺需要響應時間以重新適應工作，並消化潑尼松帶來的後遺症。

我告訴簡：“這可能會導致腎上腺衰竭。你很幸運，沒出問題。”

簡聳聳肩：“好吧。但我感覺好多了。”

簡恢復得越來越快。她用了一週時間就能獨自行走，在十天內完全擺脫了數十年來一直服用的藥品，自我感覺也還不錯。幾個月後，當尼基抵達巴西時，簡不僅能走路，還能徒步旅行。她快樂，健康，不再需要服用任何藥物。

這是怎麼做到的？

放鬆反應

赫伯特·本森的冥想研究說明放鬆能夠對生理狀態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讓身體退出戰鬥或逃跑狀態，暫時放下壓力，進入治療恢復模式。但沒有人能永遠逃避，長期積攢的壓力和創傷仍然潛伏在表面之下，不會消失。

所以關鍵在於，我們真的能在治療模式中停留足夠長的時間嗎？

在冥想研究成功之後，本森出版了《放鬆反應》一書，將超驗冥想變成每個人都可以嘗試的簡單練習，一時間十分暢銷。本森認為，每天進行不長時間的冥想練習，就能給普通人帶來巨大的健康益處，而且這種練習看似複雜，實則容易得很。

下面就是本森放鬆練習的基本內容。找一個舒適的位置，安靜地坐下，閉上眼睛，放鬆所有的肌肉。緩慢而勻速地用鼻子呼吸，呼——吸——同時把注意力集中在腦海中的一個詞語或聲音上——可以是具有個人意義的安撫性詞語，或者與個人習俗信仰有關的句子。這樣能讓我們遠離不必要的想法，擺脫強迫性的焦慮思緒，使大腦冷靜下來。本森曾多次進行過有關放鬆反應的公開宣講，他常常告訴人們，不必要的想法會重新浮現在腦海，但這並不意味著練習失敗，關鍵是要重新調整注意力並堅持下去。每次堅持10分鐘到20分鐘就可以停止了，就是這麼簡單。

這種簡單練習能夠對健康產生肉眼可見的影響。每天花上幾分鐘坐在椅子上嘗試本森的方法，不僅能夠調節血壓，甚至連慢性頭痛、心律不齊、經前綜合徵、焦慮和抑鬱都會得到顯著的緩解。連如此基本的放鬆練習都能帶來這麼多好處，那更深入、更全面的放鬆又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

我在巴西發現，人們每天都會花大量時間，在專業人士的引導下進行深入的冥想。由於人群間的聯結很強，許多人在短短几天內就體驗到了更深層、更本源的身心互通，這是個人在原來的環境中無法體會到的、更深入廣闊的感覺。冥想室裡好像有一股能量在人與人之間流淌著，即使是我，一個沒有練習過冥想的局外人，也能感受到這種能量的流動。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冥想的確可以塑造大腦。哈佛大學的學者薩拉·拉扎爾和其他同事曾開展一項為期8周的正念壓力減輕計劃，結果發現正念訓練可測地增加了海馬區（負責記憶、感覺和情緒調節的大腦部分）的皮層厚度，還縮小了杏仁核（大腦中釋放恐懼激素並觸發戰鬥或逃跑反應的部分）。看起來，巴西康復中心的全部日程安排都在幫助人們應對、反抗慢性壓力與焦慮，而壓力與焦慮恰恰是大多數造訪者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要面臨的問題。

簡在巴西待了13個月，這對她來說很不容易：她並不富裕，最初還因為重病而無法工作，另外她家裡的情況也很複雜。後來，父母幫她還清了貸款，她還遇到一位新的人生伴侶，在愛侶的支持下繼續留在巴西。一年後，簡與新愛人回到家鄉，開始了新生活。簡完全變了一個人，這種改變體現在了她的身體、情感與精神之中，她變得更加樂於溝通奉獻，更加熱情友善。

我還記得，結束與簡的談話時我瞟了一眼記事本，簡的照片仍擺在上面，我又一次因照片上的簡與眼前的簡之間的巨大差異而震撼。這個一生都在生病的女人，扔掉了15種藥物，從死亡的懸崖下爬了回來，徹底改變了自己。現在，她快樂而精彩地生活著，充滿活力。我傾身把照片還給她，如實表達了我的震驚。

簡笑著點了點頭：“連家鄉那些我從小到大的熟人們都認不出我了。”

對於康復中心裡發生的故事，不同的人會有多種解讀。作為醫生，我仍對其持保留意見。但我知道那裡也許發生著一些醫學界還無法清晰解釋的事情，所以會保持謙卑的心態。從開始這項研究到現在，我逐漸明白了傾聽的重要性。不管是在醫學院還是在住院醫師培訓中，我們都沒有接受過有關傾聽的訓練。即使是精神病學這種本該聚焦於傾聽的學科，醫生也常常只關注疾病和診斷，而不是全面瞭解患者，挖掘可能影響健康的相關因素。對自發緩解的研究讓我意識到，我要同時拓寬與深入對“聆聽患者講述”這一理念的理解。想要解開謎團，就必須先找到所有的線頭，進而理出每一根絲線，觀察它們是怎麼交織在一起的。一句話，我需要看清故事的全貌。

簡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改善了健康狀況。我知道壓力調節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人類能有意識地控制的應激反應畢竟有限。想要更清晰地瞭解簡和其他倖存者身上發生了什麼，我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自主神經系統及其工作方式。

神經系統：人體變速齒輪

神經系統是連接身體與大腦的電路。軀體神經系統負責向中樞神經系統傳遞感覺信息，並從中樞神經系統獲取運動指示。信息從手指尖或腳趾傳遞到大腦指令中心需要多達約860億個神經元的共同作用，傳遞速度卻像閃電一般飛快。當皮膚接觸到什麼東西的時候，大腦瞬間就會意識到觸摸的是什麼，從而決定是將手從高溫物體上移開還是繼續撫摸那隻軟乎乎的貓。部分軀體神經能夠被意識控制：當你決定站起來的時候，一系列複雜的電化學反應會像被推倒的超高速多米諾骨牌一樣從大腦抵達脊椎，從中樞神經系統擴散進周圍神經系統的43對神經，然後，伴隨著大約80億個神經末梢的信號發射，你就從椅子上站起來了。

但談及自發緩解時，我們的重點要放在自主神經系統上，也就是從大腦抵達所有主要臟器的數十億神經元和神經纖維。這部分神經系統會自己默默運行，不受意識控制。與站起來的過程不同，內臟、血管、腺體和其他受自主神經系統控制的身體部分是由潛意識操縱的。

你可以把自主神經系統想象成自動擋汽車的發動機，能按需轉換到不同“擋位”。駕駛過手動擋汽車的人都知道，不同的行駛速度對應著不同的擋位：在城市擁堵路段行駛時有一個適用的擋位，在高速路上有另一個，這之間還有許多變化。如果你在高速路上掛抵擋，或者在車庫入口掛高擋，那麻煩就大了，可能會讓引擎轟鳴冒煙、汽車失速、離合器燒燬……

如今，市面上手動擋汽車比較少見了，大部分汽車都有自動變速箱，引擎中的計算機會幫助完成換擋操作，讓駕駛變得更加容易。但我偶爾也會懷念一下老式的手動變速，它讓我知道發動機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讓我對汽車的原理稍微多一點點了解。這樣，我會感覺自己與汽車的距離更近了，這是件還挺讓人開心的事。現在，駕駛著自動擋汽車，我不再思考發動機的工作方式。齒輪的自動調節好像一般也不會出錯，但是當真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我就該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怎麼修理這東西。

我認為許多人的身體也面臨著類似的狀況：身體本該自己升擋或降擋，但控制身體的計算機好像出了點問題，壞掉了。然而，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自主神經系統有兩種基本模式：交感神經興奮狀態和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交感神經負責戰鬥或逃跑反應，是人處於危險或壓力下所用的“擋位”。副交感神經有時也被稱為休息和消化系統，是人在沒有威脅、不需要保持緊張和警覺時用來休息的“擋位”。

遇到威脅時，交感神經會像被髮動的汽車一樣，立刻轟鳴起來。這種迅速響應是絕對必需的，它是人類的天然警戒系統。人的大腦中存在一對杏仁狀的結構——杏仁核，它們是大腦的情緒控制中心，可以通過多米諾骨牌式的反應把應激激素和神經化學物質傾倒進血液之中。之後，血管會迅速收縮，血液被留在肢體末端，讓你可以揮舞手腳、出拳、逃跑或做出其他恰當的反應。消化會放緩，心跳會加速，呼吸變得又淺又快，耳邊的聲音變小了，視野也變得狹窄——這是身體想要消除外界干擾、專注於威脅時做出的努力。

戰鬥或逃跑反應（人受到威脅時還可能待在原地，所以也可以稱之為戰鬥-逃跑-急凍反應）會關閉大腦中那些負責更精細思考與決策的部分。身體不想讓你在千鈞一髮的緊急狀態中還琢磨著該如何決策。與一隻老虎迎面相遇時，你用不著全盤斟酌、考慮老虎的感受，也沒時間權衡利弊，決定戰鬥、逃跑還是愣在原地。你應該在大腦消化完“老虎”這個詞之前就拔腿往相反的方向奔去。

很久以前，人類祖先能夠在威脅消失後關閉戰鬥或逃跑反應：副交感神經啟動並逐漸接管身體，交感神經慢慢平靜下去。這時，大腦會釋放乙酰膽鹼。這種有機化學物質像是血液的麻醉劑，能讓體內遍佈的血管立即鬆弛擴張，血液重回軀幹。同時，心跳會變慢，消化系統重新運轉，開始高效生產免疫系統必需的能量和營養。血液、氧氣和免疫資源被重新分配給人體最核心的功能：恢復。

根據大自然對人體的設計，大多數情況下人都應該處於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但對於大部分現代人而言，情況恰恰相反——我們陷入了交感神經亢奮的狀態，難以擺脫。

那麼，如果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的平衡對人類的健康與生存如此重要，那為什麼保持二者的平衡會這麼困難呢？這種平衡不應該是靠本能實現的嗎？既然在設計中，我們的身體能從戰鬥或逃跑模式退出，那為什麼我們還會被困其中呢？

變速箱失靈

我很確定，你幾乎不可能在路上遇到老虎。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幾乎完全不需要戰鬥或逃跑反應。然而，我們的身體程序非常古老，代碼許久未曾改進過。

戰鬥或逃跑反應是一種複雜、有效且速度驚人的反應，眨眼間就能讓身體從完全靜止進入高速運轉狀態。我們每天感受到的壓力——潛伏在腦海或真實世界中的百萬只伺機而動的“幽靈老虎”——都可以打開戰鬥或逃跑反應的開關。壓力源源不斷，開關再也關不上了。每天新聞中壞消息是好消息的十倍，高峰時段的龜速行駛，孩子們的流感，工作任務的最後期限……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集體，人類都更容易把精力放在災難、危機和需要滅火的事情上。這就是人體被編碼的方式。社會科學家把這種更關注環境中潛在負面信息而非正面信息的現象稱為“消極偏見”。在非洲稀樹草原上，這有助於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威脅，但我們正坐在現代化的辦公室裡。

許多人會長時間處於低水平的戰鬥或逃跑激活狀態，進入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機會少得可憐。交感神經系統的開關永遠開啟，發動機沒日沒夜、經年累月地運轉，消耗著燃油，磨損著齒輪，讓人不得不經常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把自己送進維修廠。然而，真正出問題的其實是駕駛汽車的方式。

理想情況下，按照大自然的意圖，人體應該能在生存模式和恢復模式之間來回切換，維持體內健康的激素平衡。但是現在，進化生物學與現代世界產生了矛盾，文明技術的發展速度挑戰著我們的生理適應能力。我們坐在薄薄的筆記本電腦前，一旁的手機屏幕上不斷跳出提示未讀郵件的鮮紅色標記。我們是技術的一代，但每一個人的杏仁核中都禁錮著一個藏在黑暗裡的原始自我，認為自己正在平原或叢林中為生存掙扎。可以認為，我們從生理上註定要不停尋找壓力、恐懼和焦慮。長時間被壓力源包圍，被相同文化中有著相同想法的人包圍，我們會越發容易相信負面信息。很久以前這種反應模式讓我們存活了下來，但現在它正在殺死我們。

慢性壓力有害健康的觀點並不新奇，20世紀70年代，赫伯特·本森就在向大眾推廣這一理念了。雖然這一觀點對醫學實踐的影響還遠遠不夠，但越來越多的書籍和媒體已經在幫助人們重視這一問題。現在，這一領域的上千個研究課題向我們揭示出了比最壞預計還要糟糕的事實：慢性壓力不僅影響著眼下的健康，還會影響餘生的健康。但這也恰恰說明，我們有時間、有能力改變一切。

坐在椅子上進行冥想呼吸練習的時候，我們不僅能從戰鬥或逃跑狀態調整到休息狀態，還能保護並修復身上被慢性壓力摧殘的細胞，而細胞是身體的基本組成部分，它詳細記錄著維持我們生命所需的每一項生物功能。這就是本森放鬆反應能夠改善健康狀況、幫助預防疾病的原因。想要恢復健康，我們需要學會識別自己什麼時候已經調到了戰鬥或逃跑狀態的擋位，並儘可能抓住一切機會奪回變速桿，恢復平衡狀態。

學習放鬆是一種有效方式。要一邊練習，一邊觀察自己身體的感受：肌肉有什麼感覺？呼吸呢？心跳呢？要留心身體中壓力堆積的狀況，注意壓力消失之後的感受。然後問問自己：生活中還有什麼事可以帶來相同的感受？可能是身處大自然，和特定的人在一起，可能是烹飪、繪畫，甚至是開車時搖下車窗大聲播放音樂。日程忙碌時，我們會首先放棄一些看似可有可無的事情，但被放棄的有可能就是真正能夠讓身體鬆弛下來的事情，也是每天最重要的安排。你不能一輩子坐在椅子上練習放鬆反應，而是應該去挖掘生命中其他能夠帶來相同感受的事物，挖掘那些能幫助你脫離戰鬥或逃跑反應的活動，然後擁抱它，像日常服藥一樣接納它。這是一種治療，它的療效可能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加強大。

池塘浮渣的永生學

革新往往來自出人意料的角度。醫學史上大量新發現都始於差錯、失誤和節外生枝，而這些枝節可能是某個長期未解之謎的意外答案。在高中生物課堂上，你或許就聽到過這樣一個經典故事。一位不是很愛乾淨的細菌學家終於開始清理他最近用過的細菌培養皿了。培養皿裡是一種最常見的致病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實驗結束後，這位細菌學家只是把長著細菌的培養皿堆在水池子裡，在最終清理消毒時才逐一打開培養皿的蓋子。在打開一個培養皿後，眼前的景象讓他猶豫了一下，沒有立即將培養皿丟進清洗液中。仔細觀察後，他發現培養皿中的細菌被某種黴菌感染了。這也不算罕見，他的實驗室經常亂糟糟的，這種事情很可能發生。但奇怪的是，黴菌似乎殺死了周圍的細菌。

亞歷山大·弗萊明沒有將那個被黴菌汙染的培養皿丟回水池。他穿過實驗室，調整好顯微鏡，然後發現了青黴菌，這是人類第一種抗生素——青黴素的有機載體。青黴素的發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意外。很久以後弗萊明回憶了這個稍不留心就會被錯過的關鍵性時刻：“當我在1928年9月28日黎明時分醒來時，我當然沒想到自己能發現世界上第一種抗生素並由此徹底改變醫學界。但那天我好像就這麼做了。”

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青黴素被開發成為藥物之後挽救了多少生命，有研究人員估計這一數字約為2億，並且還在不斷增長。有時候我忍不住想，如果弗萊明當時毫不猶豫地把那個培養皿丟進了清洗液，那醫學界還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找到致命傳染病的治療方法？而在這期間又有多少人會喪生？簡·肖從末期狼瘡中康復的例子，以及其他所有案例都像那個培養皿。我們應該吸取經驗：仔細觀察，而不是丟掉這些生物學上的“意外”。

還有曾獲得諾貝爾獎的分子生物學家伊麗莎白·布萊克本。她的靈感來源非常出人意料：池塘浮渣。

布萊克本的研究對象是端粒——染色體末端的保護帽。端粒與裹在鞋帶尾巴上起保護作用的塑料尖端類似，會保護染色體不被磨損破壞。布萊克本選擇研究四膜蟲，這是一種單細胞的原生動物，通常被稱為“池塘浮渣”。這種生物碰巧有很多端粒。與弗萊明不同，布萊克本在選擇這種“培養皿”的時候就想從中發現一些新東西，但她沒想到自己會發現一種以前完全未知的生物化合物，並且其中可能藏著健康和衰老的關鍵秘密。

染色體本質上就是DNA的貯存櫃，其中收納著細胞行使功能所需的全部關鍵信息，包括每個細胞的“操作說明”——這份“說明書”能夠指導心臟細胞成為心臟細胞，T細胞成為T細胞……所以，染色體非常重要！

同時，除了極少數例外，細胞的壽命並不像人的壽命那麼長。為了維持人體生命，細胞必須再生，也就是製造自己的副本來進行相同的工作。有沒有聽說過人體每七年就會更新一次的說法？這聽起來像模像樣，所以傳播得頗為廣泛——七年過去，細胞全部再生，“砰”的一聲，你又是一個嶄新的自己了。但這個說法並不精確。由於功能差異，不同的細胞壽命不同，有些（如皮膚細胞、結腸細胞、精子）只能存活幾天，有些則能存活數年，某些類型的細胞（如肌肉和神經細胞）很少再生，還有極少數特定細胞（如腦細胞）會伴隨你一生。但整體來看，細胞確實是不斷再生的。人體由上萬億個細胞組成（最新的估計是37.2萬億個），你活著的每一刻，細胞都在不停複製自己，來維持你的心跳與呼吸，點亮神經末梢的電脈衝。

細胞每次複製時都必須精確地依照“說明書”（染色體）來行動，端粒則幫助“說明書”保持完整。或者說，端粒在完全損耗前會幫助“說明書”保持完整。端粒就像鞋帶尾巴上的塑料小帽一樣，也會磨損。每次細胞分裂並複製DNA的時候都會造成一點點端粒損耗，讓端粒越來越短。最終，當端粒完全磨損，染色體暴露在外，細胞要麼會成為具有促炎性的身體隱患，要麼就會死亡。這次就是真正的死亡了。

端粒損耗越快，人體衰老越快。衰老越快，就越容易患上和年紀相關的疾病。細胞的死去會帶來肉眼可見的影響：皮膚細胞死去時會在臉上留下細絲和皺紋，頭髮中相關細胞的死亡會讓髮色變得灰白，免疫細胞的死亡讓人更容易受到炎症和疾病的侵害——不僅僅是感冒和流感等普通傳染病，還包括心血管疾病、阿爾茨海默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更加嚴重的疾病。

端粒損耗和細胞的徹底死亡看似無法避免，但也不完全如此。布萊克本注意到有些人的端粒損耗速度很快，但有些人對細胞循環往復的複製再生週期適應得很好。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

線索就藏在四膜蟲中。布萊克本和學生卡羅爾·格雷德選擇四膜蟲作為研究對象，既因為四膜蟲的染色體數量極其龐大，也因為四膜蟲的染色體有一種驚人現象：端粒不僅不會隨著染色體的複製而縮短，有時候反而會伸長。

布萊克本和格雷德在四膜蟲體內發現了一種含量特別高的蛋白酶，正是這種無名的神秘蛋白實現了四膜蟲染色體的“永生”。布萊克本和格雷德將這種蛋白命名為端粒酶。他們還發現，人體中也存在端粒酶，只不過含量沒那麼高罷了。

所以長生不老的秘訣就是往身體裡倒一桶端粒酶？不是的。研究發現，端粒酶在人體中的行為表現與在單細胞生物中不同。在人體內，高水平端粒酶含量與惡性腫瘤的關係十分密切，這種看似衰老與死亡的魔法解藥的東西，過量時也會致人死亡，這就是過猶不及的道理了。我們需要保持端粒酶含量的平衡，不多不少才剛剛好。人工增加端粒酶可能帶來疾病的風險，但我們可以大力保護人體自己產生的天然端粒酶。同時，布萊克本和格雷德還發現，遺傳因素之外，導致端粒酶失衡、端粒脆弱不堪、早早就被損耗掉的最重要影響因素，是壓力。

小劑量的應激激素皮質醇有益健康，但與端粒酶類似，皮質醇含量長期過高會帶來糟糕的後果。持續分泌的皮質醇會破壞端粒酶，導致端粒隨著細胞的分裂和複製迅速縮短。由於端粒酶和皮質醇含量存在差異，兩個出生時間相同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生物學年齡，衰老和疾病發展的速度也由於壓力水平的差異而不同。這項發現證實了本森和其他一些先輩試圖宣揚的理念：慢性壓力是衰老和疾病的前兆，能否恢復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亞歷山大·弗萊明說：“我沒有發明青黴素。自然發明了它，我只是偶然間發現了它的存在。”同樣，端粒酶也是自然的偉大創造，但很多人沒有保護滋養它，反而在無意中讓這種有益健康的長生不老藥從體內消失了。如果我能從布萊克本的發現中汲取經驗，改善醫學實踐方法，這一發現也許能像青黴素一樣挽救許多人的性命。

我並不是在討論長生不老或延年益壽，我想說的是關於布萊克本所謂的“健康期”的延長。布萊克本將人的一生分成了兩個階段：健康期（有精力、活力、生命力的生命時期）與帶病期（疲憊、患病和看得見死亡的時期）。布萊克本認為，降低慢性壓力與體內皮質醇水平來維持系統中端粒酶的健康平衡，可以顯著延長人體健康期，讓我們獲得更好的疾病抵抗力，在生物學上更年輕。

讀到這裡，你可能開始擔心自己的健康期已經不可逆轉地縮短了，因為你已經在交感神經興奮的戰鬥或逃跑狀態中生存了太多年，註定要帶著磨損縮短的端粒和殘破啞火的染色體繼續生活。

然而，日常習慣和生活方式的簡單調整就能中止磨損，啟動修復進程。比如，布萊克本與心理學家艾麗莎·埃佩爾博士的共同研究發現，規律性短時正念和冥想能夠打破長期的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立竿見影地減緩細胞衰老的速度，讓端粒酶開始再生。當細胞變得更健康，你也會變得更健康。

多年以前，在本森將超驗冥想的概念引入放鬆反應時，他就意識到了壓力對於健康的巨大影響。現在我們更加明確地知道了壓力與健康的關係。在研究端粒時，布萊克本和埃佩爾發現幾周的生活小調整——比如練習放鬆反應、進行日常鍛鍊或其他能緩解壓力的活動，都足以改善人的端粒狀態。這還只是最基本改變帶來的效果，再深入些就很有可能幫助我們接近那些案例中的人們所達到的成就。

我見過的很多經歷了自發緩解的人都是在做出重大生活改變時，在診斷後到恢復前的這段時間裡，大幅削減了自己的壓力。癌症晚期的克萊爾放棄了侵入式療法，原因之一就是與其他等待死亡的病人一起坐在無菌候診室裡會給她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她想要與自己深愛的人一起度過生命中剩下的短暫時光。朱尼珀發現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會加重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選擇了離開。新工作仍然充滿艱難與挑戰，但時間足夠靈活，可以讓朱尼珀以治療活動（瑜伽、羅爾芬、陪伴孩子們）為中心來安排自己的日程。簡則離開了給她造成極大壓力和焦慮的環境（不健康的婚姻和青春期子女帶來的巨大痛苦）。這些改變人生的決定與自發緩解發生的時間吻合，我認為這不是巧合。

遠離壓力源看上去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但是許多壓力根本無法避免——它們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都要通勤、付賬單、處理生活中的瑣碎雜事，並不存在一個可以讓這些紛擾通通消失的魔法世界。還有艱難但高回報的職業道路，時刻讓我們神經緊張的年幼孩子，以及我們深深地愛著關心著的年邁父母……人們當然不希望離這些“煩惱”而去。所以，如果我們所珍視愛惜的東西成為生活中最大的壓力，我們該怎麼辦呢？如何確定什麼樣的壓力才是有益的呢？

壓力難題

壓力不可避免。在討論應激激素與健康時，我們很容易想象出這樣一幅畫面：各種有毒的神經化學物質——皮質醇、腎上腺素、某些內啡肽——在壓力的驅使下奔湧進血管。

聽上去很糟糕，但應激激素對身體的健康運轉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它們，我們將無法生存。

皮質醇、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是腎臟上方的腎上腺產生的三種應激激素。如果由於某種原因，應激激素的分泌大幅下降，人體將進入一種被稱為“腎上腺疲勞”的狀態。在腎上腺疲勞的狀態下，起床會變得困難，人會感覺虛弱無力、頭暈眼花、心悸，身體也會逐漸消瘦。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就患有艾迪生氏病——一種罕見的腎上腺功能紊亂性疾病，他因此而產生了慢性疲勞、腹痛、肌無力和頭痛等症狀，不得不服用類固醇來控制病情，同時由於血液中皮質醇水平過低，他還面臨著暈厥、癲癇等嚴重併發症的風險。

這一切都在說明應激激素對人體的重要作用。應激激素並非天生有害，劑量才是關鍵。壓力是生命存活在這個星球上必須面對的東西，正常、自然、不可避免。壓力反應也可以幫助我們意識到生活環境中是否出現了不正常的壓力源（比如不適合自己的工作、讓人筋疲力盡的戀愛），並促使我們及時擺脫這些困境。

真正需要改變的是感受和應對壓力的方式，我們需要學會從戰鬥或逃跑狀態中及時抽身，及時調整“擋位”。

駕駛汽車時應儘量使用低擋，只在必要的時候調高擋位。如果健康、理想的壓力狀態就像汽車正常行駛一樣，那長期困擾我們大多數人的戰鬥或逃跑狀態就好比一邊以高擋位行駛一邊踩剎車，發動機和剎車片都會磨損得厲害。我們必須學會降擋。

人不能禁止應激激素在體內流轉，這與個人意願無關。壓力是必要的、通常還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成為改變的催化劑，既能提升學習與追求的上限，也可以成為危險的警示信號，提醒我們生活中需要做出的調整。

我的一位患者是競技自行車手，他這樣描述高強度訓練時肌肉受到的壓力：“這種訓練帶來的壓力會導致肌肉出現細小的撕裂。然後，在我們休息時，身體才開始真正的工作——由於這些撕裂，毛細血管開始向肌肉更深處蔓延，肌纖維重新生長，變得更強壯、更靈活。心臟也是如此，我們訓練時給心臟造成的壓力會讓心肌接近崩潰，睡覺的時候，心肌又會修復自己，變得更強大。”我們既需要鍛鍊時的壓力，也需要有效休息、修復、重建的能力。因此，頂尖運動員會使用心率變異性分析來監測自己的身體，瞭解自己何時需要重回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

這裡的關鍵是，這位自行車手讓自己的身體得到了足夠的休息，所以訓練時施加在身上的壓力最終變成了正面影響。這就是人們從壓力中變強的方式——及時停止應激反應並進入治療恢復模式，讓身心消化這些壓力，轉化成幫助我們成長和恢復的工具。

但我研究過的案例說明，消除壓力並不是答案的全部。有些壓力永遠不會消失。當然，有時候把自己從極端壓力環境中拯救出來是必須的，就像簡結束了令自己痛苦的婚姻和親子關係一樣。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我們需要改變的是自己與壓力的關係。

年輕的時候，我曾負責帶領大學生進行領導力訓練營活動。作為他們的帶隊老師，我需要通過製造壓力給學生們創造成長的機會。不管是翻越懸崖峭壁還是長達63小時的不間斷伏擊，我的目標都是要找出團隊中每位成員的壓力分界線，既讓學生們的收穫與成長最大化，又能儘量避免壓力過大給他們帶來負面影響，導致學習效果的下降。每個人對壓力的感知和承受能力都不一樣，讓有些人倍感壓力的環境，另一些人可能甘之如飴。找到這條分界線能夠幫助團隊成員從根本上改變自己與壓力的關係，從而使原本壓力很大的事情變得沒那麼嚇人。這就是訓練營活動的目標，這種成長能培育出更優秀的領導者。

1967年，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教授、國際衛生與社會中心的負責人邁克爾·馬莫特開啟了一項為期10年的研究。這項名為“白廳研究”的課題旨在釐清公務員收入、職級、日常習慣和患病率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其研究成果顛覆了人們對健康和壓力的認識。

研究開始前，人們的普遍猜想是，英國文官隊伍中的高級官員由於肩上責任重大、壓力也最大，患上心臟疾病的概率肯定最高。

這項研究總共追蹤了1.8萬名20歲至64歲的英國公務員，最終得到了許多驚人的結果。研究顯示底層公務員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更高。馬莫特曾以為這是由於底層員工飲食不健康、吸菸、缺乏鍛鍊和休閒時間不足等原因導致的。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些因素只佔到了不同職級公務員患病率差異原因的40%。消除了這些風險因子的差異後，較低級別公務員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仍然是較高級別公務員的兩倍以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後續研究發現，這是因為高級別官員與底層公務員所面對的壓力完全不是一個類型。即使微小的職級差別，也會由於環境與同儕等原因，導致個體對壓力的感受產生巨大差異，進而造成心臟疾病發生率的顯著差異。白廳研究最終表明，導致長期戰鬥或逃跑狀態的並不是客觀壓力程度，而是對壓力的主觀感知程度。

我傾向於將白廳研究的結果解釋為自主權差異。管理者的工作自主權更高，因而感受到的壓力更小，身體中應激激素更少、炎症更少、心臟損耗更少、心臟病也更少。

但是芬蘭一項類似的研究表明，高級別官員的低患病率可能與自我感知和自尊感更加相關。換句話說，如果你感覺自己更卑微，你的壓力水平就更高。不管原因是自主權、掌控度還是自尊感，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人體與外界壓力源的關係十分複雜，並且可以被改變或控制。生命中太多值得追求的東西都會帶來壓力，但關鍵是，想要停留在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我們要確保自己身上的壓力是積極向上的，而不是消極有害的。主觀認知決定一切。

在對壓力與端粒進行開創性探索時，伊麗莎白·布萊克本將一項研究的重點放在了患病兒童與殘疾兒童的女性長期看護者身上。布萊克本認為這一人群將為長期高水平壓力對人類DNA的影響提供一個清晰的觀察窗口。但是，她驚訝地發現這一人群端粒長度的分佈比預想中分散得多。客觀地看，這群女性在相似的時長裡承受著相似的壓力，她們的端粒長度本應更加接近。但事實並非如此。為什麼？這些人之間有哪裡不一樣呢？

布萊克本最終發現，這些女性看待壓力的方式很不一樣，這最終導致了她們生物學上的差異。一些人認為看護帶來的壓力是需要去克服的挑戰，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對她們幸福感的威脅。前者細胞中留存的端粒更長，而後者的端粒明顯更短。決定端粒長度的並不是客觀壓力水平，而是這些女性對壓力的主觀想法。

現在事情就很明確了：人體對於“挑戰壓力”和“威脅壓力”的處理方式是不同的。但下一個問題則很難回答：如果你正面臨著“威脅壓力”，如何才能將它轉變為“挑戰壓力”呢？

答案常常要回到“改變自己”這個方向上。如果你感到壓力是一種威脅，通常是因為你覺得自己“不配”。威脅感的核心是遠古時期獵物的感覺——覺得自己更加弱小，更易受傷。如果你的身體選擇進入戰鬥或逃跑狀態來應對壓力，這就說明身體認為這個問題無法解決。這樣一來，你就會被壓力吞噬。

想要對抗這種被威脅的感覺，我教給患者的第一個方法是讓他們主動回想自己已經擁有的能力。每個人都會輕視自己已有的技能、資源、深厚的知識與經驗，常常認為這些不值一提。你要時刻自我提醒，自己是不是思維敏捷、適應力強、樂觀向上？是不是做事嚴謹、同理心強？需要的話，還可以把所有能夠幫你渡過難關的品質列成清單，你會發現其中的很多品質都是自己早就具備的。

而如果你真的不擅長某些事情，又該向誰尋求幫助呢？通常，如果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麼，就很難開口請求幫助。同時，大多數人討厭讓別人幫忙，所以往往無法意識到，周圍人的舉手之勞也可能為我們帶來巨大的幫助與支持。

最後，不要逃避壓力。逃避會使壓力在我們的想象中進一步長大。要想象自己直面問題，筆直地穿過問題，然後就去這樣做。一旦行動起來，你也許會發現那並不是你以為的老虎，而只不過是牆上老虎形狀的陰影。你克服的壓力越大，就越可能在未來的生活中把這種壓力當作挑戰而非威脅——我可以，我能做到。感到壓力時，我會感謝它帶來的學習機會——這能讓我看起來比問題更強大。壓力減輕後，我就可以專心克服問題，並從這一過程中汲取經驗。

我並不是說人可以避免創傷性事件或巨大壓力造成的任何影響。如果這麼想，就有點天真了。不過，醫學界曾以為這些事件會對人的細胞功能、當前狀態和未來健康造成不可控的影響，然而很多例子表明，我們的掌控能力可能比自己知道的還要強大。我們無法改寫戰鬥或逃跑反應的古老代碼，它被刻印在生物的原始軟件中；但是，我們可以開發新版本軟件，可以升級操作系統，讓自己更適應現代社會。我們已經帶著腦袋裡的過時程序運轉了這麼久，是時候留意一下鮮紅色的升級提示了。把“威脅壓力”轉變成“挑戰壓力”就是升級的路徑之一。

還要意識到，壓力和焦慮也是幫助人們發現急迫問題的天才設計。我們應該通過正視和傾聽壓力，來學習、成長、改變，從而實現真正的生活，而不是用藥物擺脫焦慮。如果寄居蟹的身體尺寸超過了當前的殼子，它們就會感覺到疼痛不適，這是它們需要放棄舊殼、尋找新家的信號。在醫學和精神病學中，我們的藥物和療法常常只是幫助患者暫時應對外殼過小帶來的不適感。但實際上，我們應該識別什麼樣的壓力和身體症狀是需要蛻殼的信號。

談及在持續的壓力和痛苦下放棄舊殼，簡·肖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她離開了正在摧毀健康的舊生活，重新構築了讓自己茁壯生長的新生活。最近我給簡打了個電話，詢問她的近況，這距離我們上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15年。

簡住在愛達荷州科達倫城附近的山裡，現在改名叫珍妮特·羅斯，這是代表新生的新名字。她用郵件給我發送了一張照片，是她和丈夫的住所，一間蜂蜜金色的木屋。木屋的房簷上掛著冰柱，周圍是雲團狀鬆軟的雪。那裡看起來就像一個寒冷卻陽光明媚的天堂。

簡現在64歲，身體健康。狼瘡再也沒有困擾過她，但她還需要倍加留心。2012年，簡有過幾次昏厥，這是因為狼瘡對她的心臟造成過不可逆轉的損傷，讓她一直虛弱。簡還會偶爾出現炎症症狀，這可能是狼瘡死灰復燃的前兆。簡能感覺到疾病蠢蠢欲動，心律不齊和心悸時不時提醒她這一點。但是通過壓力管理和生活調整，簡還沒有讓疾病得逞。

為了確保一切正常，簡會定期找心臟病專家看診。截至目前，還沒出過什麼大問題。簡喜歡看醫生，即使健康沒什麼異樣，她也期待著預約的日子。簡會花上很長時間與醫生進行哲學和醫學討論，而醫生會把簡的預約排在當天的末尾，所以他們想聊多久都可以。

簡非常清楚自己的健康狀況發生顛覆性改變的原因。“我現在是另一個人了。”她直率地說。

她改變了一切：感情關係，職業，看待世界與自己的方式，甚至自己的名字。對於簡來說，這就是擺脫長期戰鬥或逃跑狀態、進入治療模式的代價。有些人會將簡的康復歸因於有害壓力的徹底清除，這改變了簡身體中的化學組成；也有人覺得這是深層精神康復的功勞。但是，為什麼要將二者區分開呢？在簡的例子中，它們密不可分。

現在，簡與她的一個孩子關係還算不錯，與另外兩個孩子仍然暫時互不聯繫。但是簡能夠平靜地面對現實了：“他們有他們的人生旅途，我有我自己的。”

對簡來說，心臟是持續的警鐘，提醒她不要忘記那場幾乎殺死她的疾病，也是她與身體溝通的主要橋樑。簡善於傾聽，所以她和身體的溝通很有效。最重要的是，在經歷了各種事情後，她的心臟還在跳動。

那些從絕症中倖存的人們常常會通過改變對壓力的認知（從“威脅”到“挑戰”）、擺脫壓力源或完全“蛻殼”來應對壓力帶來的不適。但想要徹底重塑生活，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會更加具體地分析“蛻殼”的含義，討論絕症倖存者們的“蛻殼”方法，以及“蛻殼”如何幫助他們實現了治療模式下的長期生活。

第六章　情緒與健康

身體是頭腦的工具，頭腦是心靈的工具。

——哈茲拉特·伊納亞特·汗，印度哲學家

天文學領域會將那些不冷不熱、恰好適合生命生存的未知行星稱為“適居帶行星”。生命只有在非常嚴苛的完美條件下才會紮根、生長、開枝散葉。副交感神經興奮的狀態就好比我們自身的“適居帶”，這時的生理和精神狀態是恢復和保持健康的完美條件。

天文學家會告訴我們適居帶的發現有多麼罕見——在宇宙的數十億個行星中，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發現了大概12個適居帶行星。同樣，我們也會覺得在日常生活中維持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非常困難。然而，已經有一些健康領域的先驅者達成了這一目標，給我們指明瞭前進的方向。

上一章討論過，諸如放鬆反應之類的方法可能會讓神經系統搖擺不定的指針在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中待上一會兒，只要這一小會兒工夫就能給健康帶來變化。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僅憑這一種不能保證時長的練習，還無法給身體帶來真正的療養和恢復。我們需要找到一種對所有人都有效的方法，一種不會造成太大負擔的方法。並非每個人都是冥想者，即使冥想者也不一定會進行規律的靜坐冥想，普通人就更不會了！放鬆反應是幫助我們入門的第一步，但我研究過的案例表明，康復並不僅僅是因為放鬆。

作為自主神經系統（無法靠意識控制的神經系統）的一部分，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是自動工作的，我們無法主動進入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那麼，要怎樣找到自主神經的變速桿，換進治療模式的擋位，並停留在那裡呢？

重回駕校

管理壓力、消除壓力和調整壓力認知都是幫助自己切進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方法。但完成換擋後，我們還需要提供足以讓身體在這個狀態下持續運轉的燃料。一旦燃料沒了，即使通過放鬆反應完成了換擋，我們也會很快掉出治療模式。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能量來源是：愛與情感聯結。

是不是聽起來很瘋狂？起初我也這樣認為，這似乎太簡單了。但從某種角度來講，它就是這麼簡單。多年研究積累的證據顯示，對他人的愛、對自己的愛、與他人的情感聯結能帶來健康，而愛與情感聯結的缺乏會給免疫系統帶來麻煩。我並不僅是在說深層聯結，你不需要真的愛上自己遇到的每一個人。即使短時的情感聯結瞬間也可以釀出濃烈的愛之雞尾酒，讓副交感神經得到能量補充，繼續運轉。

在我第一次造訪巴西的幾個月之後，一個年輕的美國小夥子也過去了。他帶著一揹包的衣服、不多的錢、一頭剃光後剛長出來的發茬、一個埋在發茬中正在癒合的醒目傷疤（記錄著一次失敗的射線手術），還有三個月的剩餘壽命。2003年，馬特·艾爾蘭20歲出頭，剛剛從大學畢業。他在科羅拉多州特柳賴德的一家探險運動公司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工作。這家公司坐落在落基山脈腳下，冬天，馬特會帶客戶在山裡進行滑雪旅行，夏天則是山地自行車。沒有客人的時候，馬特會逐段清理蜿蜒上山的步道，從早忙到晚。那是個美麗的地方，馬特也很快樂，至少一開始很快樂。然而從某個時刻起，馬特的心情突然變差了。他陷入了奇怪的抑鬱，即使待在親近的同事們身邊，也覺得孤單。

他說：“我以前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別人經常吐槽我在傻樂。”

回想起來，情緒變化是馬特大腦出現的一系列症狀中的第一個問題。後來是頭痛。每天早晨10點，馬特和同事們會踏上步道，開始用鏈鋸清理倒伏樹木的工作，頭痛也會如約而至。剛開始馬特還試圖忽略它。頭痛倒不劇烈，但很奇怪。痛感出現在馬特腦袋深處的什麼地方（他之前從來沒意識到有那個部位的存在），像子彈一樣卡在裡面，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嚴重，用一大杯水灌下布洛芬也不會讓它消失。很快，馬特就沒辦法繼續上山工作了。他感到頭暈噁心、渾身無力。頭痛每隔24小時就會造訪一次，並且每次都在加劇。馬特開始嘔吐，疼痛讓他什麼都做不了。同事們催馬特趕緊去看醫生，恐懼讓馬特採納了這一建議。

診斷結果很快出來了。MRI清晰地顯示，馬特的視神經上壓著一個巨大的腫瘤。醫生們還不知道具體是什麼腫瘤，但他們告訴馬特必須立刻將其清除，不然會有生命危險。

馬特剃光了頭髮，被飛快地推進了手術室。麻醉師聲音低沉，讓馬特從一百開始倒數，並把手中的藍色面罩扣在了他的臉上。馬特記得的最後想法是：我要死了。

他醒來時驚訝地發現自己還活著，但還沒有完全從麻醉中清醒，腦袋裡的壓力讓人有點難受。醫生在馬特的頭骨上裝了一個分流器，將顱液從中引出，並告訴馬特一切順利——他們從他腦子裡把大部分腫瘤移走了，正在進行活檢，很快頭痛就會消失了。醫生很樂觀，初步診斷是腦瘤，但不是最糟糕的那種，可能是Ⅰ期或Ⅱ期，可以治療。

然而沒過幾天，馬特的病情就惡化了。還在手術恢復期，腫瘤就開始繼續生長。醫生再次把顱液樣本送去活檢。相隔不到兩週，診斷就改變了，這次醫生不再樂觀，也不再有“可以治療”的積極態度。新的診斷宣判了馬特的死刑：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Ⅳ期。

沒有任何一種治療方法能夠真正治癒這種癌症。長長的腫瘤觸鬚深入大腦組織，無法被完全切除。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的平均生存時間為12至18個月，五年生存率為2%到5%。教科書上說，沒有人能從這種疾病中倖存。馬特的醫生推薦了一個療程的化療，但這也只是為了減緩疾病進程。醫生還建議了激光療法，這是一種姑息治療手段，或許能為馬特多爭取一點時間。

時間。站在落基山上林間稀薄的空氣中，望向數英里之外的地平線時，馬特好像看見了無限的時間。可是現在，他擁有的只有那麼一點點。

馬特是一個季節工，沒有保險。他耗盡了微薄的存款，依然不夠支付手術費用。朋友們籌集了一部分錢，付完了不斷增加的醫療費後也沒剩下多少。馬特搬回了佛蒙特州的家，和母親一起生活。他知道，任何治療手段都只能延長几周或幾個月的時間，還會帶來折磨人的不良反應，可他還是想把能買的時間都買回來。他同時開始了放療和化療，當達特茅斯一家世界頂尖的診所啟動了一項全新的實驗性伽馬射線放療手術項目時，馬特也選擇了參與。

馬特漸漸覺得化療藥品好像毒藥一樣，讓他感官麻木、渾身不適。他體重掉得很快，不管吃什麼都覺得味道糟糕。“一勺糖和一勺鹽的味道完全一樣，都像菸灰。”

像巴勃羅·凱利一樣，馬特也首先嚐試了飲食調整。他在一本叫《用營養戰勝癌症》的書裡讀到，有20%的癌症患者並非死於癌症，而是死於營養不良：惡病質。惡病質是患病時肌肉大幅流失導致的，它嚴重限制了人體抵抗癌症和治癒自身的能力。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估計，惡病質殺死了20%的癌症患者。也許這些患者最終會死於癌症，但由於營養不良，他們還沒走到最後就結束了生命，真實數字如何尚不得而知。像許多其他康復者一樣，馬特決定將高營養密度的食物作為自己的主要飲食，這是他認為最有可能幫助他康復或延長他短暫生命的方法。

兩週後，馬特認定化療沒有效果。“它會毀了我剩下的一切。”馬特說。他把藥片衝進了馬桶。

馬特對射線手術抱有更高的期待。這種手術能通過特殊激光更加準確地切割快速生長的腫瘤，達特茅斯的醫生認為它也許會成為膠質母細胞瘤治療的新希望。但是，這項實驗性新手術並沒有比其他標準放療措施更有效。

有一天，母親的鄰居突然給馬特打電話。那位鄰居從鎮上的朋友那裡聽到了馬特的遭遇，想要伸出援手。鄰居說，她自己也得了癌症，但是去過巴西一個康復中心後，病情就好轉了。鄰居還描述了康復中心的情形，在那裡得到的被愛和被接納的感覺，和她自己的種種變化。

馬特對巴西的故事很感興趣。但他告訴鄰居，他去不了巴西，因為沒有錢。

“不要著急。你好好考慮考慮。如果你發自內心地想去，我會給你買機票。”鄰居說。

在馬特消化這番話時，洗手池上方的掛鐘指針靜靜轉動著。馬特看到了不斷膨脹的可能性。許多人曾告訴他要做什麼，要嘗試什麼特殊治療方法，但沒有保險和足夠的錢，一切似乎都遙不可及。

“好。”馬特說，“是的，我想去。我需要去。”

馬特結束了自己在達特茅斯的實驗性手術。MRI檢查發現腫瘤的生長速度有所減緩。他們說，這個手術能多給他幾個月壽命。在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治療中，這已經是一場勝利了。他們還說，傷疤痊癒之前不要出門旅行。

“去巴西追逐一個縹緲的目標，心中就沒有疑慮嗎？當然有。但我必須做點什麼，我不能在家等死。”馬特這樣對我說。

抵達巴西之後，馬特在鎮子邊上租了一間便宜的民宿，木質的百葉窗外是刺耳的鳥叫聲。在那裡的第一個晚上，馬特做了一個奇特而生動的夢。他至今仍記得夢裡的每一個細節，因為他當時以為自己醒著——夢裡的一切都十分真實清晰。也許那確實不是夢，而是幻想，馬特不確定。那晚，他在半夜醒來（或者在夢裡以為自己醒來了），坐在床上，看見洗手間的燈亮了。見鬼，我得去關燈。他這樣想。但在他起身之前，燈光閃了閃，好像有人在那邊走動。接著，一個人影出現了。一個女人籠罩在燈光裡，馬特幾乎看不清她的臉。女人接近了馬特，把雙手放在了他的頭上。那一刻，一種實在的觸感融化在了馬特的頭頂。這是他感受過的最強大的力量。這種觸感沿著馬特的肩膀、身體，一路擴散到了腳趾。

馬特說：“那是一種平靜的感覺，比尋常的平靜還要強五萬倍。”

那個人抬起手，走開，然後消失了。馬特醒來，他正坐在黑暗中的床邊。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從來沒見過那樣的幻象，那是唯一一次。可能那就是一個夢。”馬特說道。

在巴西的那段時間，馬特總有類似的感覺。光明、愛與接納充滿了康復中心的每一個角落。

回到佛蒙特州後，馬特沒有重啟任何治療。他去了達特茅斯的診所做檢查，但又不想做腦部掃描。他不想面對腫瘤還在生長（這是幾乎可以肯定的）的現實，不想在努力保持平和鎮靜的時候被疾病和死亡帶來的持續恐懼打擾。醫生們要求進行MRI，但馬特拒絕了。所以，醫生們只檢查了馬特的手術疤痕和其他生命體徵。馬特似乎很健康，當然，每個人都知道他快要死了。

幾個月過去了，馬特覺得狀態不錯，病情並沒有惡化。考慮到他的預後，這本是不可能的。馬特自己也惴惴不安，他好像站在狹窄的山脊邊緣，隨時會向一側掉落，卻不知道是生的一側還是死的一側。

馬特儘量把時間留給了朋友和家人——這就是情感聯結。他本能地覺得這樣有所幫助。朋友們儘可能地伸出了援手，幫他支付了針灸和顱骶療法的費用。當然，負面聲音不可避免，周圍人的負能量也圍繞著他，家裡並沒有巴西那種積極環境。馬特母親的一位朋友不停勸他回醫院化療。馬特解釋了無數次：他已經試過了所有治療方法，都沒有效果。醫生在射線手術結束時也說過：“我們能做的就這麼多了。”

終於有一天，馬特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答案了，就讓母親帶他去進行MRI檢查。

醫生們十分震驚，因為腫瘤竟然縮小了，這是膠質母細胞瘤不太可能出現的結局。醫生們告訴馬特不要期待太高，幻想自己能夠痊癒。這也許只是偶然的暫時緩解，畢竟醫學界的通識是膠質母細胞瘤無法治癒。

後來的某一天，馬特母親的另一位朋友聽完這段漫長的康復故事後，竟然沒有給出負面的反饋。並且，這位朋友的話改變了馬特的人生軌跡：“好像是有效果了，他應該回巴西去。”

馬特重新振作起來，又湊錢買了一張機票。

回到那個親密有愛的環境就像泡進熱水浴缸一樣，馬特立刻放鬆下來，重新融入了小鎮的生活節奏。一天晚上，走進網吧給母親寫郵件時，馬特遇到了一位年輕的女孩，她的神態、氣質和直勾勾的目光讓馬特一瞬間晃了神。他們互相做了自我介紹。女孩說，她來網吧是因為心情壓抑，因為她的兄弟剛剛因漸凍症離世，父親也因與馬特相同的癌症過世，她覺得生活失去了意義。兩個年輕人像磁鐵一樣互相吸引，都覺得自己是為彼此而存在的。這是一場可遇而不可求的邂逅。

見面的第一個晚上他們就在一起了。馬特沒有回佛蒙特州，而是留在巴西打零工。他們結了婚，在鎮上租了房子，女孩開始在當地藥店工作。馬特一直不想進行MRI檢查，但在最初診斷的兩年之後，他終於鬆口了。當年在丹佛的醫院裡，醫生掛在燈箱前的MRI影片上，本該是乾淨的灰色大腦影像上曾有一塊巨大的白色團塊。但是現在的圖像完全不一樣，白色團塊幾乎沒有了，只留下像小指指紋一樣的白色痕跡。醫生不確定那是什麼，可能是腫瘤縮小後的殘留，或者只是疤痕組織。不論如何，不可能的事情都發生了——馬特的病情好轉，腫瘤消失了。

馬特仍然與摯愛的妻子生活在巴西。當初患病時醫生曾經說，放療後他可能無法擁有後代了。馬特一直想要孩子，可他更想要活下去，所以依然接受了治療。他當時冷凍了一些精子，但是每年的貯存費用累計起來過於昂貴，這讓馬特一度放棄了想要孩子的夢想。

然而，馬特現在有了兩個兒子，一個五歲，另一個三歲。事實證明，他能夠生孩子。他兩次看著妻子懷孕，並把一部分屬於他、一部分屬於妻子的新生命帶到了這個世界。我跟馬特打信號不太好的國際長途電話時，能聽到遠處傳來小孩子們快樂的高聲尖叫。“我這邊有點熱鬧。”馬特笑著說。

自從被診斷為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15年已經過去了。最初的診斷認為，不經治療的話馬特還有4個月的時間。但在現實中，一種在當今醫學界看來不可復現的東西，用自己的獨特方式逆轉了馬特的疾病進程。這東西是什麼？當然，其中存在著許多交織的複雜因素，本書的前幾章已經討論過其中的一些：馬特對飲食做出了重大調整，減輕了自己的壓力，改變了對未來生活的看法。除此之外，馬特對於病情驚天逆轉的原因有著自己的想法。

“是愛治癒了我。”他堅定地說道，“對我來說，愛就是生命，就是我的康復之路。”

讓愛入藥

當我們感受到愛與情感聯結時，大腦就會釋放出激素和其他化學物質的混合物。混合的方式（把哪種激素投進你的血液裡）取決於當時的情感體驗類型。吸引力、浪漫愛情、柏拉圖式愛情和社交接觸都有特定的混合配方，大多數配方中都包含多巴胺、睪酮、雌激素、抗利尿激素和最重要的催產素。催產素最初是從哺育新生兒的媽媽體內分離出來的，又被稱為“愛情藥”，因為它能被試探、溝通、吸引、愛與結合喚醒，也能反過來促進這些過程。除了建立和加深關係外，催產素還有其他健康益處：它是一種抗炎類滋補品，能抵消戰鬥或逃跑反應和應激激素的作用。抗炎症的同時，催產素還具有與副交感神經類似的舒緩功能。

那麼，什麼控制著這種“愛情藥”的釋放呢？是迷走神經。在拉丁文中，迷走是流浪的意思。與這個詩意的名字一樣，迷走神經行走在身體各處：它從顱骨底部的腦幹發出，深入脖頸，與頸總動脈並行，距離十分接近。把手放在脖子的脈搏點上，那就是你最靠近迷走神經的位置。從手指下的那個位置起，迷走神經直通心臟，也走向身體更遠的部位，調節心跳和其他一系列重要生命功能。如果你對身心連接的速度和深度還有疑問，那我要告訴你，迷走神經就是身體與精神的具象連接——它是一根從大腦通向腸道的嗡嗡作響的粗大電源線。

迷走神經向上和向下傳遞信息的方式非常像樹木的營養系統。如果把身體想象成一棵樹，迷走神經就是木質部和韌皮部——這兩部分是樹幹結構的深層運輸組織，負責把水向上輸送到樹葉，把營養向下傳回根系。迷走神經也是這樣運作的，只不過神經中傳遞的是信息。你知道以前銀行使用的氣動管系統嗎？把裝著存款信息的信封放進小罐子裡投入氣動管道，管道就會把小罐子送走。迷走神經裡就是這樣的景象：一天之內，信息會在大腦與身體之間來來回回傳遞數百萬次。

迷走神經80%的活動是將信息傳進大腦，另外20%是將信息從大腦傳回身體。這意味著大腦會收集大量感官信息，做出判斷，然後再將決定發向全身。迷走神經持續、迅捷的運轉保證了心跳、呼吸、消化、內分泌系統（向全身釋放激素的腺體網絡）和免疫系統能夠對各種信息做出及時的響應與調整。

在英文中，“腸道感覺”表示直覺，“心碎”表示情緒糟糕，“肚子裡有蝴蝶”表示緊張。用身體部位表示情緒不無道理，因為這些部位都遍佈著神經受體。最近的研究表明，人體實際上有三個“腦子”：頭腦、心臟和腸道，人的健康生長、發育和生活依賴於這三者步調一致，保持平衡。藉助迷走神經這根連接線，情緒就能以神經信號和激素的形式在身體中流轉。有些信號始於腸道或心臟，可以一路向上傳遞進大腦，也有些信號會自上而下傳遞。通過這些方式，情緒就可以對神經、內分泌和免疫系統產生即時又持久的影響。

我在上一章討論了放鬆反應的原理，但沒有提及迷走神經在這一生理反應中的角色。本森建議的深度腹式呼吸就可以刺激迷走神經，長嘆一口氣也能短暫地激活它——可以想象成手指在吉他的琴絃上掃出震顫的和絃，聲音會持續那麼幾秒。愛與情感聯結彈奏出的音樂能夠喚醒迷走神經，降低身體皮質醇含量，讓端粒酶重回健康平衡的水平。如果你繼續撥弄琴絃，保持副交感神經興奮的狀態，一系列神奇的健康益處就會隨之出現。

我們知道炎症是引發多種疾病的共同因素。著名神經外科醫生、免疫學家和發明家凱文·特雷西在自己的年輕女患者因敗血症死亡後得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迷走神經似乎是一種“炎症反射”，它與慢性炎症的作用相反，能夠抵消炎症反應帶來的有害影響。迷走神經一旦被激活，就能覺察到體內炎症的存在，並將信息傳遞給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然後反射性地增強免疫調控、抑制炎症並防止器官損傷。現在，研究人員正在探索迷走神經激活對炎症性疾病的預防及治療效果。這些炎症性疾病包括關節炎、結腸炎、癲癇、充血性心力衰竭、敗血症、克羅恩病、頭痛、耳鳴、抑鬱症、糖尿病和其他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這樣，問題就變成了：如何刺激或激活迷走神經？

迷走神經雖然是神經，但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肌肉，使用越多就越強壯。就像彎曲肱二頭肌舉重一樣，不管是深呼吸還是與朋友、伴侶溝通交流，只要刺激到迷走神經，就能增強其力量、柔韌性和彈性。這與體育鍛煉的原理相同，練習越多，你就越得心應手，獲得的健康益處也就更多。

還記得我說過，你不必僅僅為了獲取情感聯結瞬間中的健康益處而愛上遇到的每個人嗎？好吧，現在有一位研究積極心理學及其生物學影響的新興領域專家，她對這一觀點有些不認同。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首席研究員芭芭拉·弗雷德裡克森已經投身這一領域20多年了。通過一項又一項研究，弗雷德裡克森證實迷走神經可以被各種短暫的聯繫時刻強化。這種短暫的聯繫時刻也可以理解成相愛時刻，它發生在我們每天與人群接觸時——從丈夫、妻子、孩子們，到街角咖啡店寒暄的咖啡師，甚至街上偶遇的陌生人。

讀完弗雷德裡克森的研究之後不久，有一天早晨，我穿過劍橋的街道去開會。走在紅磚鋪成的人行道上，身邊經過了一個又一個人，他們都沒有與我對上視線。擦身而過時，我發現他們要麼沉浸在自己的思維世界裡，要麼大聲放著音樂，耳機中傳來微弱而刺耳的聲音。但走過查爾斯河那座繁忙的橋時，我碰巧與一位推著嬰兒車的老婦人並肩了。我對嬰兒車裡的孩子笑了笑，孩子轉臉看向她的祖母，祖母又對我笑了。後來，老婦人問起校園中某座建築的位置（孩子的母親是一位學生，她正在那裡等著給孩子哺乳），這時我們之間的距離感完全消失了。後來，我們繪聲繪色地討論了孩子、家庭和帶小孩的生活。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早些年，當我自己的孩子還在襁褓中時，生活中曾出現過的喜怒哀樂。最後，我們對著小孩子不自覺的面部表情一起開懷大笑。

弗雷德裡克森認為，人類文化有時會傾向於低估這種短暫的情感聯結，其實它比人們想象的更加重要。我沒記住那位祖母的名字，當時我完全沉浸在對話、笑聲與對視中，儘管天氣寒冷，漫長的路途很快就結束了。到達那座建築後，我扶著門，看著這位老婦人有些艱難地把嬰兒車推進了樓裡，揮手向我告別，然後消失在了走廊盡頭。我意識到，在這場短暫的對話中，我經歷了一次真正的情感聯結，像跑步鍛鍊下肢肌肉和心臟功能一樣鍛鍊了迷走神經。

迷走神經得到強化的方式與肌肉得到加強的方式相同。迷走神經張力指的是快速激活副交感神經的能力。張力越高，個體從壓力中恢復、進入治療模式的速度就越快。重複小啞鈴練習能夠鍛鍊肱二頭肌，體驗積極情緒（比如愛）則可以鍛鍊迷走神經。

什麼是愛？浮現在你腦海中的那個概念很可能並不是它的真正定義。它不是我們與戀愛對象相愛時陷入的那種連綿無盡的狀態，至少不僅是那樣。根據弗雷德裡克森的理論，愛是一系列我們在生活中不斷經歷體驗的“具有積極共鳴的微小瞬間”。我們可能會與公交車站的某個陌生人經歷一次這樣的微小瞬間，或與人生伴侶經歷無數個這樣的微小瞬間。人們通常認為與伴侶間的愛是最重要的愛，從社交和文化角度講這個想法確實沒錯；但論及生物系統和健康狀態，每一次產生情感聯結的瞬間——不管聯結的對象是配偶、朋友還是陌生人——都同等重要，且能產生同等效果。

你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聯結瞬間當作太陽落山後的滿天星光，每一顆星星都是一個獨立閃耀的聯結，它們的出現讓天空映滿光點。可能有一百顆星星都代表你與人生伴侶或子女間的聯結，它們形成了象徵重要關係的星座，也可能有一顆孤星代表你和一位同事曾在一次32秒的電梯行程中開懷大笑。每一顆星星都扮演了自己的重要角色，它們在你體內，默默點亮著你的迷走神經。

人應該盡力避免過於狹隘地理解“愛”的概念。弗雷德裡克森在她撰寫的《愛的方法2.0：通過情感聯結找到幸福與健康》中大膽宣稱，僅僅把愛當作一種長期、親密的浪漫關係是“世界想象力的崩潰”。她寫道：“將愛純粹視為戀愛或與一個特殊的人共同分享的承諾（就像地球上大多數人所做的那樣）會限制我們從積極共鳴的微小瞬間獲得健康與幸福。換句話說，對愛的認識就是對自我實現的預言。”

弗雷德裡克森告訴我們，想要改善健康狀態，我們需要拓寬對愛的理解。只有認可每個情感聯結瞬間的意義，才能更容易與他人產生聯結，感受愛、同情與共情等積極情緒。這樣，迷走神經就會一遍遍受到刺激，積極影響將逐漸積累，神經也變得越來越強大。弗雷德裡克森提出了“心靈的上升螺旋”這一說法。研究表明，迷走神經張力與個體感受愛、同情和聯結的能力會相互影響，影響級別可以達到指數級。這意味著，迷走神經張力越強就越容易與他人建立聯結，而與人建立的聯結越多迷走神經張力就會越強。

這聽上去像個死循環：如果你從一開始就不擅長建立社交關係，好像就沒救了。事情當然不會這麼糟！這是個正向循環，你的每一點進步都會帶來一點健康益處，再前進的難度也會下降一點。弗雷德裡克森稱迷走神經張力是“用進廢退”的。如果你社交技巧生疏，剛開始確實會比較笨拙艱難，這就好比太久沒有騎車，回到車上時必須重新熟悉動作，但你很快就會駕輕就熟，再次上路了。

為了檢驗自己的理論，弗雷德裡克森進行了一項有關慈愛冥想的研究。研究中，一批被隨機選中的志願者參加了為期6周的慈愛冥想課程，課程的重點是培養對自己和他人的愛、同情與善意。這項研究並不限制參與者對冥想的沉浸度，他們只要在家進行剛學會的冥想練習就可以了，練習時間和時長全憑自願。但每天，他們都需要向研究者報告他們的冥想練習與社交接觸情況。

弗雷德裡克森與她的合作者，馬克斯·普朗克人類認知與腦科學研究所的貝薩妮·科克，分別在研究開始前和結束後測量了實驗參與者們的迷走神經張力（具體的測量方法稍後討論）。他們發現，慈愛冥想能夠提振實驗參與者的積極情緒，增加社交接觸次數；而社交接觸次數增加後，迷走神經張力也隨之上升。他們還發現，實驗開始前迷走神經張力更高的參與者，實驗結束後張力的提升程度也越高。這就是上升螺旋。

好消息是，上升螺旋沒有門檻，任何人都能在實踐中體會到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延長。並非只有精確地踏上某個格子，才能獲得沿著健康與康復之梯繼續向上的機會。弗雷德裡克森強調，上升螺旋中存在“多個切入點”。你爬得越高，上升速度越快，就越能感受愛，愛也就越能送你扶搖直上。

學習吉他時，你練習得越多，進步就越快，彈奏出的音樂也越優美。學習撥動迷走神經之弦也是類似的道理。你甚至都不需要多麼複雜的嘗試，堅持簡單的本森放鬆反應就可能獲得長足的進步。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全身心投入這種練習實踐，我們會獲得怎樣的健康益處？

上一章提到，在進化的作用下，最輕微的威脅也能讓人的身體迅速進入戰鬥或逃跑狀態。誠然，正是這種高度發達而敏銳的反應保障人類祖先活到了繁衍的年紀，才有了現代人的存在。上一章還討論了生活在現代世界中，當戰鬥或逃跑反應被過度激活時，我們應該如何強制覆蓋這些身體代碼。但有一件事讓局面變得更加複雜——人類的身體還同時運行著另一套古老代碼，其作用是促使身體進入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也就是說，我們的祖先不僅善於進入交感神經興奮狀態，也善於從中全身而退。

適者生存還是善者生存？

從老虎嘴下逃命時，社交並不是第一要務；可一旦威脅消失，最好還是儘快重新把社交提上日程，這可是能救命的東西。

在戰鬥或逃跑狀態下，你會做好揮拳痛擊或逃跑躲藏的準備，卻無法做好與人溝通的準備。這是因為身體將自保作為首要目標，主動關閉了特定生理和激素反應。但當戰鬥或逃跑反應結束，身體重新回到休息和消化狀態時，人又能重獲愛與情感聯結的能力，感受到同情心，與他人建立情感紐帶。討論迷走神經時我們已經知道，這些能力可以帶來長久的健康益處。人類之所以進化出這些程序與機制，是因為它就像戰鬥或逃跑本能一樣，是生存的必需品。

讓我們從生物學的角度來思考一下。對於生存在熱帶稀樹草原上的人類祖先而言，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是一種高度進化的防禦機制。如果一個人能與潛在威脅者產生情感共鳴，那局勢可能會在升級前得到緩和。從這個角度來看，愛與情感聯結也可以被理解為高度發展的主動防禦機制。

處於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時，迷走神經可以激活面部-心臟連接，幫助我們敞開心扉：通過放鬆和收緊不同面部肌肉，協助人體表現微笑、專注、關切與興趣，實現與交流對象的情感聯結。長期處在戰鬥或逃跑狀態會讓人在不知不覺中變得被動麻木，肢體僵硬，視線缺乏溫度，笑容也沒那麼真誠，這會限制情感聯結的生成，致使愛的微小瞬間從身邊擦肩而過。人們能感受到彼此的迷走神經是否激活，感受到對方是否積極、真誠地想要溝通，這或許是潛意識的作用。總之，處於戰鬥或逃跑狀態的人更難與他人產生情感聯結。

舉例來說，創傷受害者的神經系統可能專注於發覺獵食者，從而完全放棄了社交嘗試。創傷、焦慮和慢性壓力全都可以讓一個人進入戰鬥-逃跑-急凍反應中的“急凍”狀態，關閉與他人產生積極情感聯結的能力——不管這個“他人”是平日遇上的陌生人，還是長期深愛著的朋友與家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這種行為會對人的康復能力產生長期影響，導致身體更快地進入伊麗莎白·布萊克本所說的“帶病期”。

最近一篇綜述文章總結了涉及18萬餘名成年人的28項研究，清晰地展現了社交聯繫中斷的致命影響。數據顯示，孤獨或社交孤立的個體患心臟病與中風的風險分別增加了29%與32%——這些可不是小數字。社交較少的人還表現出睡眠中斷、免疫系統異常、炎症增加和應激激素水平升高。

現實是，美國有約33%的65歲以上老人處於獨居狀態，曼哈頓160萬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也是獨居。在英國，社會學家發現10年來獨居人口數量出現了顯著上升：2011年獨居人口比2001年增加了60萬人，增長了10%。很多發達國家的人群都出現了從獨居到孤獨寂寞再到社交孤立的變化趨勢，儘管這三者之間有著巨大差異。這一現象被社會學家和學者們描述為“孤獨流行病”。從數據上看，孤獨和營養不良、缺乏鍛鍊、肥胖，甚至吸菸對健康的影響程度相當，你也許曾見證過這樣的故事：當一對愛侶中的一位突然離世，另一位的健康狀況可能會急劇惡化。但社會上的健康宣傳從不會指出這一點。

弗雷德裡克森發現，情感聯結的瞬間要在面對面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雖然諸如幸福感和滿足感之類的積極情緒能夠減緩應激激素的流動、啟動副交感神經模式，但研究表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才是迷走神經的最有效充能方式。這意味著，儘管你的母親與你非常親近、喜歡與你在電話裡聊天，但與快遞員寒暄、和鄰居共品咖啡可能對她的健康更有益處。

當一個人長時間感到孤獨或沒有社交聯繫時，迷走神經會陷入沉寂，炎症出現，免疫系統被抑制，早先被關閉的疾病通路會重新開啟。缺乏積極的社交接觸會讓人們脫離賴以生存的上升螺旋。事實上，長期孤獨或社交孤立會讓人陷入與弗雷德裡克森上升螺旋相反的下降螺旋：孤獨的人會越發孤獨，孤獨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呈指數增長。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約翰·卡西奧波曾研究過孤獨對健康的影響，他發現孤獨的人不僅面臨更高的心臟病和中風風險，患癌症的風險也增加了。其中的原因與免疫系統關係密切。

卡西奧波和他的合作者，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史蒂夫·科爾發現，在感到孤獨的個體中，免疫系統細胞的基因表達發生了變化。換句話說，與擁有更多真實社交關係的人相比，孤獨的人體內免疫細胞的行為發生了顯著改變。孤獨的人會更傾向於將世界看作威脅（還記得“威脅壓力”與“挑戰壓力”之間的差異嗎），免疫系統也更具炎症性。這意味著在他們體內，有更多的細胞像巡邏部隊一樣在全身不停搜尋著戰鬥目標。因此，他們的免疫系統更有可能把人體自身組織當作攻擊目標，就像本書中提到的許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案例一樣。

免疫系統的戰力是有上限的。當太多的兵力被持續性炎症困住時，免疫系統就沒有足夠的精力來處理病毒、感染，甚至細胞變異等問題。“免疫細胞：天生殺手”這一章曾談到了保持免疫系統健康敏銳的重要性：只有這樣，免疫系統才能在突變細胞發展成成熟腫瘤之前及時有效地發現、標記並將它們移除。事實證明，保持免疫系統健康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用心去愛——一遍又一遍，每天，愛上你的配偶、孩子、朋友、鄰居和同事。如果你生命中不存在這樣的人，那就去尋找一樣能讓自己感到愉悅、獲得生命力量的社交方式。不管是讀書俱樂部還是健身房的訓練課，都有可能像藥店的救命藥一樣挽救生命。

卡西奧波在《衛報》的採訪中闡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孤獨具有傳染性（一個孤獨的人停止和你進行交流後你也會被傳染）與遺傳性（孤獨導致的基因表達變化可能傳遞給後代），它已經影響了25%的人口，會使早逝的風險增加20%。正如卡西奧波所說，如果要為人類這種動物建造一個動物園，需要有一條飼養提示：請勿單獨飼養。

社會聯繫是一種必需的營養。就像身體缺乏足夠營養就無法康復一樣，若迷走神經缺乏情感聯結的營養，也會限制人體的康復。愛和情感聯結顯然是最有效的藥物。就像寫下常規藥品處方一樣，我們應該通過處方讓人們與故友、家人、新夥伴一起度過治療時光，也就是能帶來積極共鳴的微小時刻。我們在互相問候時應該這樣說：“你生活中的情感營養狀況如何？”

可以這樣認為：社交聯結是一種比戰鬥或逃跑反應更加進化的應對策略。畢竟，戰鬥或逃跑反應出現得很早（埋在大腦深處的杏仁核是人類最先發育出的大腦區域之一），已經存在了數千年，但是副交感神經反應起源於大腦更進化的部分。在進化之後，只有當這些更高級、更復雜的生存策略（建立聯結、友誼和同盟）失敗時，我們的祖先們才退回更原始的生存模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失去情感聯結的能力後，杏仁核開始介入，我們開始嘗試更原始的應對方法。

戰鬥或逃跑反應強烈而敏銳，猶如不可破解的本能詛咒——因為它已經被寫進了基因編碼，我們無法克服它。但是愛與情感聯結也刻在我們的基因中。從生物學上看，積極的愛與情感聯結是人類進化的前沿方向。作為一個物種，人類現在正在嘗試提升愛與情感聯結的力量，並努力擺脫將戰鬥或逃跑反應作為首選策略的行為方式。

人類嬰孩就是一個例子。當我的第一個孩子包裹著一條藍粉條紋毯被我抱進懷中的時候，看著他的甜美睡顏，我一時間被他的脆弱與依賴融化了。我在農場長大，曾見過新生的牛犢在出生後的幾分鐘裡就自己站起來在母親的腳邊蹣跚。很久以前，當人類從原始靈長類進化、開始直立行走的時候，我們的臀部變窄了，大腦也變得更加複雜。如果要生出像其他哺乳動物幼崽那樣自主的嬰孩，人類母親需要長達兩年的妊娠時間，這對於女性的身體來說負擔過重了。為了成為像現在這樣直立行走、高度智慧的生物，人類需要在嬰兒做好準備之前就讓它們降生。

所以天才的進化讓嬰孩的利益與父母自身的利益捆綁在了一起，對懷抱裡稚嫩脆弱的小生物的愛迅速成為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對年幼嬰孩的同情憐憫、聯結與關懷會通過刺激迷走神經改善父母的健康，同時也讓嬰兒的健康得以維繫，這是一種共生與雙贏。當然，精疲力竭的新生兒父母可能對這個觀點頗有微詞，但即使是最難以入眠的晚上，哺乳期母親的身體也會被催產素填滿，迷走神經嗡嗡地運轉著。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教授達徹·凱特納一直在研究人類的同情心、生存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他說，同情的能力曾幫助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生存、進化，現在，同情也可能是健康與康復領域產生根本性突破所需的“藥物”。凱特納教授寫道：“人類是一種十分善於照料同伴的物種，對他人的關切可以改善自身的健康並延長壽命。人天生要對彼此心存善意。”

查爾斯·達爾文因“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理論而聞名，我一直以為這是絕對真理。後來有人向我指出，“適者生存”只不過是達爾文複雜觀點的簡化表述。在劃時代著作《物種起源》中，達爾文討論了誰能生存、誰能進化以及這背後的原因。現在，一些學者正試圖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達爾文的理論。他們說，“善者生存”才是達爾文最想傳遞的信息。

《物種起源》是達爾文最出名的著作，這本書為動物種群的進化生物學奠定了基礎。但是，達爾文後來還出版過一本不那麼有名的書，叫作《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這本長達800多頁的書全部聚焦於人類進化，著眼於相互照料、建立友誼而非彼此爭鬥給人類種群帶來的收益。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中，“適者生存”這個詞達爾文只提及了兩次，而“愛”這個詞他提及了95次。

最近的研究顯示，愛、同情和情感聯結並不僅僅是達爾文所理解的一種生存策略。對他人的關心、幫助和共情不僅成就了我們的種族與社會，也引起了我們身體內部的變化，支持我們在通往健康與生命力的上升螺旋中攀爬。

現在我們知道，刺激迷走神經可以減少炎症、增強免疫調控。迷走神經張力更高的人能夠更快從外傷或疾病中恢復。弗雷德裡克森的研究告訴我們迷走神經張力是身體整體健康狀態的更準確衡量指標。如果這些理論都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如何判斷自己的迷走神經張力水平？它可沒辦法像檢查肱二頭肌一樣，你在鏡子前面捲起袖子就能得到答案。

心臟的智慧

有一種叫作心率變異性的生理指標可以成為迷走神經功能的觀測窗口。普通心率檢查僅觀測每分鐘心跳次數，心率變異性檢查觀測的是兩次心跳間不斷變化的時間間隔，因而能夠捕獲心臟對不同場景或刺激的反應能力。心臟的跳動速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根據身體活動強度、情緒和環境而變化。在高心率變異性下，身體可以通過調節心率來適應不同場景。這表明身體具有較高的壓力應對和恢復能力，是一件好事。心率變異性低則意味著系統僵化、響應速度變慢，令人擔憂。低心率變異性可能由長期過量的應激激素、炎症引起的心血管動脈硬化或其他原因所致，它不僅與焦慮和抑鬱有關，還與心血管疾病和早逝風險增加相關。最重要的是，心率變異性是迷走神經張力的極佳指標。心率變異性越高，迷走神經與副交感神經就越活躍。

心率變異性是迷走神經乃至人體健康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標，然而它從未被重視過。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使用心率變異性來更好地瞭解自己的身體嗎？不久之前，測量心率變異性還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情，你得去找醫生，讓他們幫你接上心電監護儀，然後通過專門的心電圖分析軟件獲得心率變異性讀數。但最近出現了更便宜的監護設備，還可以通過綁定手機應用軟件的方式免費獲取心率變異性讀數。這一技術仍在發展，產品良莠不齊，但按照技術發展速度，測量心率變異性並用它來指導康復保健會越來越容易。與此同時，如果你無法使用心電監護儀或手機應用軟件，要記得，這本書裡提到的與身體溝通、降低炎症、調節副交感狀態的方法都可以改善心率變異性。進行放鬆反應或冥想練習，尋找自己的壓力因子，瞭解身體對壓力和情感聯結的反應，這些都會幫助人體更主動地進入治療模式，提升心率變異性和迷走神經張力。

心臟是重要的通訊員。很多情緒和壓力引起的生理改變看上去都像是起源於心臟，難怪不同語言文化常有關於心臟的象徵比喻，詩人也一直把它作為愛與失去的符號。然而，在醫學上，心臟就是一個泵，它的職責就是循環血液與氧氣來維持生命。那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心臟既是不斷跳動的心肌，又是情感的象徵符號呢？

心碎是一個比喻，心臟不會真的像掉落的花瓶一樣破碎。但確實有一種罕見的應激性心肌病——章魚壺心肌病，被稱為“心碎綜合徵”。這是因為應激性心肌病本質上就是劇烈情感創傷引起的心臟併發症，並且它很可能致人死亡。曾有一段時間，醫生和護士們還在爭論心碎綜合徵的真實性，雙方各執一詞。直到2016年，一位女士被空運進了醫院，她確鑿的心碎綜合徵症狀證實了這一疾病的存在。

這位病人名叫瓊妮·辛普森，她乘坐直升機抵達赫爾曼紀念醫院時，胸口劇烈疼痛，表現出了典型的心臟病症狀。醫生立刻給她進行了心臟插管，想要找到需要放入支架的阻塞動脈。然而，他們驚訝地發現辛普森的動脈“晶瑩剔透”。

醫學界頂尖學術雜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曾發表過一項研究，證實在某些情況下大量的應激激素可以讓心搏驟停，引發心臟病。醫生們詢問了辛普森最近的生活中是否存在什麼特別的壓力。她回答有。辛普森講述了最近的一些家庭生活和經濟上的壓力，而最讓她崩潰的是，一天前她眼看著自己像孩子一樣養大的、深愛的寵物狗痛苦地死去了。辛普森十分難過，難過到她的心肌功能都受到了影響。這可能給心臟帶來器質性的損傷，也可能要她的命。

辛普森的病例也登上了《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終結了心碎綜合徵是否真實存在的爭論。後來，《華盛頓郵報》對這一奇異案例的追蹤報道引述了瓊妮·辛普森的話，她說自己與其他人相比“更容易讓事情往心裡去”。我們一般認為這句話只是簡單的比喻，一種文字遊戲，但在這個案例中，瓊妮·辛普森使用的耳熟能詳的比喻是對她情緒和身體狀態的最好註解：她是真的讓事情往心裡去了。

前面章節裡提到過艾琳的案例，在丈夫離開家庭後，她出現了嚴重房顫。而瓊妮·辛普森不同。在辛普森的病例中，醫生們看到了情緒波動與身體生理變化間的可能關聯，並很快對其進行了探索與驗證。迷走神經直達心臟，與心臟中的其他神經末梢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互相交換著信息。心臟中有超過4萬個神經元，僅次於大腦和腸道，可以被看作另一個微縮大腦——心之大腦，它自身就是感情、知覺和知識的來源。這些理論為探索身心聯繫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也揭示著身心聯繫如何幫助人們治癒自身，又如何妨礙人們得到治癒。

如果說負責過上千名患者讓我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心臟不僅僅是一個泵。它不只是讓血液流遍全身的器官，還代表了人們最深切的渴望、最盛大的歡樂和最沉痛的悲傷。有時候，心臟會像比喻中說的那樣反映出我們內心深處的經歷，或那些很難被意識發覺或用語言描述的東西。如果注意傾聽心臟的聲音，我們也許能夠找到一條道路，通向真正值得嚮往與擁有的生活，一種純粹而充實的生活，這條道路也或許能引領我們走向治癒。

在治療模式下生活

許多人都已經太久沒有啟動過治療模式了。或許是迷走神經的電路時亮時滅，需要來一次線路維護。或許，就像簡在前往巴西之前一樣，壓力、焦慮和創傷讓人體的健康狀況屢遭衝擊。或許，持續攀升的皮質醇已經讓端粒酶大大減少，在對生命至關重要的細胞中，看不見的端粒已經磨損縮短了。或者有的人就是命不好，註定要生病，他們的DNA中可能編碼了類似計算機病毒的東西，惡意軟件隨時等待啟動。

患上重病時，人可能會陷入絕望，好像未來的健康狀況已經被命運寫好了。但是換擋永遠不晚，那顆適宜恢復與保持健康的適居帶行星會永遠等候著你。研究人員發現童年逆境或持續壓力會導致端粒磨損，縮短健康期，但他們還發現，這些影響能夠被削減甚至逆轉。重看簡的案例，我發現許多條件疊加在一起最終促成了她的完美康復：她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放棄了不健康的婚姻，找到了愛她、支持她的另一半，從對子女的喘不過氣的責任中獲得瞭解脫。當簡理解了自己的價值後，她過上了更加純粹的生活。

現在我們知道，大體來看，迷走神經是被對他人的同情、對自我的同情和積極的情緒激活的。我們知道，這一通路不僅能被放鬆反應點亮，還能被愛點亮，那些與熟人或陌生人產生積極情感聯結的微小瞬間都會有所幫助。強大的戰鬥或逃跑反應很容易將壓力化學物質傾瀉入身體，但是，如果你可以讓自己在生活中更加頻繁地感受到愛與其他積極的情緒，那就可以像接種肺結核或流感疫苗一樣，為自己接種抵抗慢性戰鬥或逃跑反應的疫苗。

當今世界，完美達成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所需的條件似乎像日食一般罕見。但日食是遙遠的星球在太空中漂移的結果，而根本性治癒的條件是否能夠實現卻由我們自己掌控。通過調整飲食、轉換對待壓力的態度、改變與他人接觸的方式，你可以改變自己的身體，甚至改變細胞中的端粒。

當本森在30多年前進行第一項相關研究的時候，情緒和精神狀態可能影響血壓或心臟節律這一觀點還被人們嗤之以鼻，導致這一重要研究領域長期無人問津。現在，相同的偏見正在阻止我們探尋通向治癒的途徑。一點微小的進步是，我們現在勉強承認精神可以影響軀體，反之亦然。但在這種觀點正被大眾廣泛接受的同時，它還等待著主流醫學的真正接納：似乎流行文化比醫學界更認可這一說法。

從根本上講，在醫學領域，醫生們仍在使用哲學家笛卡爾在17世紀提出的對思想和身體的理解：思想和身體是分離的實體，存在於完全不同的界域。笛卡爾設想了兩個獨立的世界，一個世界包含了身體和物質，另一個世界包含了思想與意識。人們認為，物質世界中的事件不會對精神世界產生影響，反之也是如此。

這個想法從何而來？從許多角度講，笛卡爾發展出身心二元論的概念是為了對抗他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想。那時，主流思想嚴重阻礙了必要的醫學發展。在17世紀，宗教和醫學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人類被視為精神生物，身體和靈魂是一個整體，人們無法區分思想、肉體、靈魂和意識。因此，當一個人死亡時，為了保存其靈魂，身體也必須被完整無缺地保存。醫學解剖是被禁止的行為，因為如果身體被拆散，靈魂也將解體，再也無法升入天堂。與此同時，疾病也被認為是上帝對個人或集體的審判。如果一位女性患上了症狀奇怪的疾病——腹部腫脹、體重迅速減輕、皮膚髮黃、嘔吐、無法進食——人們會懷疑她犯了罪，她的靈魂因而受到懲罰，波及了身體。如果疾病蔓延到整個鎮子，導致孩童因脫水和腹瀉而死，鎮上的居民們將歸罪於自己：或許有人不夠虔誠，或許有人沒有盡力工作，或許居民中暗藏著對上帝的質疑者。

在這種情境下，祈禱、認罪和心靈淨化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治療方式。患病女性的屍體永遠不會被解剖，所以人們永遠無法發現惡性腫瘤是致她死亡的真正原因，也永遠不會有人關注鎮上被危險細菌汙染的水井。健康和疾病的起源籠罩在迷信和恐懼之中，人們堅信肉體的疾病是全能的神所施加的懲罰。

把思想和身體分開時，笛卡爾將靈魂分配給了思想世界，從而解放了身體，讓身體檢查、解剖和試驗成為可能。儘管這看上去只是一種哲學上的轉變，但它實現了將人體應用於科學研究的偉大突破。突然之間，人體解剖獲得了許可，醫生和科學家們終於得以探索人體的生物學機制以及疾病的真正成因。

過去300年間的主要醫學突破都起源於身心分離推倒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但現在，醫學界已經抵達了骨牌陣列的盡頭。隨著最後一塊骨牌的倒下，醫學再次陷入了停滯。我認為，醫學界已經在身心二元論的框架下探索了所有的可能性，是時候後退一步，重新思考身心一體論這一陳舊觀點的可取之處了。

也許醫學進步並非直線，而是另一個上升的螺旋：我們會回溯舊觀念，也會在掌握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前提下，乘坐著新飛機，帶著嶄新的可能性去重新探訪舊觀念。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既然已經知道情緒和身體密切相關，許多時候治癒心靈也可以治癒身體，那麼下一步應該做什麼？

自從在巴西積累了許多可供評估查閱的積極案例後，我的研究又前進了很遠。儘管許多巴西的病例未經嚴格的檢查確認，但那裡無疑是自發緩解的高發之地，也是我研究的亮點與重點。當我把巴西的案例當作一個整體來看時，我不禁在想：自發緩解真的是在自然中突然發生的嗎？儘管有些康復的確在一瞬間發生了——比如第一天還存在的腫瘤第二天就消失了——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康復歷程需要幾周、幾個月甚至幾年。只是對於醫生來說，他們只能看到病人生活的一小部分，所以才會認為疾病進程的逆轉是突然發生的。甚至對於病人自己，由於他們只看見了事情的最終結果，因此也會認為疾病痊癒得十分突然——就像很久之前種下的種子突然間破土開花一樣。

我感覺自己已經接近完整真相了。我想起了大學期間一次野外登山的經歷：儘管山巒在雲霧中半遮半掩，我還是覺得自己離頂峰很近了。直到我登上了所謂頂峰，才發現山外還有高山在。我需要另一個巴西。

第七章　治癒的信心

不要急於否定。可能性會引領你走進全新的世界。

——艾爾伯特·愛因斯坦

帕特里夏·凱恩脫掉厚外套，坐下來，雙手疊放在大腿上。她的表現像之前在電視節目上一樣：冷靜、沉穩、直率，但又熱情友好。

我請她講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她停頓了一下，做了個深呼吸。

“我們有多少時間？”這是她一貫的務實風格。

“需要多久就有多久。”我說著，翻到了筆記本上新的一頁。

“你是說你想聽整個故事？以前從來沒人問起過。”帕特里夏說。

帕特里夏的妹妹在很小的時候就患上了脊髓灰質炎。那時還沒有疫苗，醫院告訴家人，妹妹算是脊髓灰質炎倖存者中病情很嚴重的了，她會終身殘疾，需要依賴支架才能行走。

帕特里夏記得妹妹從醫院回來時虛弱得不能動彈。媽媽每天都會和妹妹一起活動，嘗試鍛鍊她的四肢——儘管醫生說這樣做並沒有任何意義。

“後來妹妹的身體恢復了一些，竟然能走路了。她現在是一名註冊護士。不過這個故事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它讓我從小就知道要心懷希望。”帕特里夏說。

帕特里夏20歲就結婚了。丈夫跳槽時，他們搬到了位於阿巴拉契亞的農村，在俄亥俄州東南部與西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交界的地方。那片區域地勢崎嶇、貧瘠荒涼、與世隔絕，但有獨特的風景：在落日映襯的鬱鬱蔥蔥的山腳下，遍佈著風化的銀色木製建築；這些建築裡沒有通電，也沒有自來水，許多居民就生活在其中。

懷著第四個孩子時，帕特里夏會每月去看一次醫生。她發現當地醫療資源嚴重匱乏，獲取醫療服務十分困難。她永遠只能預約到當天的最後幾個號，常常是第50個病人。醫生明顯已經很疲憊了，但仍然需要振奮精神、集中注意力，檢查帕特里夏的各項數據，聽嬰兒的心跳，用疲倦的聲音告訴帕特里夏她需要了解的知識，比如怎樣補充維生素等。帕特里夏很同情醫生，也同情社區裡的其他人，尤其是因為付不起錢而不能去看醫生的人。醫生數量太少了。

帕特里夏意識到這是自己的使命。在學校時她的成績很好，但是為了扮演好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當時人們對女孩兒的期待就是如此），她放棄了自己的學業。在20世紀70年代，醫學院只有3%的學生是女性，在申請時帕特里夏接連被好幾所醫學院拒絕。招生人員認為她已經是一位母親了，所以沒辦法成為醫生。只有兩所學校讓帕特里夏填寫了申請表，其中一所還給了她面試機會。當帕特里夏走進面試的房間時，所有人的目光都匯聚在了她的小腹：她正懷著第五個孩子，六個月了。帕特里夏扳著手指頭對面試官說：“你們看，學校開學的時候，我就不在懷孕狀態了。”

生產後六個星期，帕特里夏進入了萊特州立大學醫學院。她那時出血挺嚴重，一定有什麼地方出問題了，但她沒能去看醫生。丈夫失業了，他們還有五個孩子，她自己成了全職學生，還在等著申請的助學貸款。帕特里夏帶著子宮裡的感染坐在檢查室裡，穿著“應該是病人服的劣質不合體紙褂”，血不停流進身下的墊布里。收費人員進來告訴她，必須先付完全款才能見到醫生，她不得不穿好衣服離開了。這次經歷向帕特里夏展示了美國醫療的現狀。對於許多正在苦苦掙扎的家庭來說，這就是現實。

她說：“我明白缺乏醫療資源的人們會經歷什麼。因為我經歷過。”

在醫學院讀完第一年後，帕特里夏的平均成績只有C。理論上講這沒什麼問題，帕特里夏依然能夠畢業併成為一名醫生。但她對自己的表現和知識基礎並不滿意，要求重修一年。

她說：“我沒有完全掌握課程內容就是對患者的不公平。”

五年後，帶著25萬美元的債務、五個孩子和一個失業的丈夫，帕特里夏畢業了。她與丈夫最終離婚了。住院醫師培訓後，帕特里夏回到了阿巴拉契亞，那個引領她進入臨床醫學領域的地方。她的絕大多數患者都享受著白卡補助或其他形式的救濟。有些人家裡沒有自來水，只好在來看醫生前到小溪邊洗個澡，但小溪結冰的時候就不行了。行醫的第一年，帕特里夏只能勉強還貸並維持生計，生活十分艱難；但是每次遇到付不起賬單的病人，她都會想起自己當年的境遇——坐在那兒，流著血，生著病，穿著不合體的紙質病人服，銀行賬戶裡的存款付不起一次醫藥費。

她說：“現在想來，冥冥之中，這一切都與我後來生病時的經歷相關。並沒有人比其他人更高貴、更值得享受醫療資源。在上帝的眼中，眾生平等。”

在阿巴拉契亞行醫4年之後，政府改變了醫生的薪資結構，導致帕特里夏在接診病人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收入反而下降了大概25%。這讓帕特里夏有點難過：孩子們去上大學了，前夫不會再支付撫養費，她自己又賺不到足夠的錢來償還貸款、支持家庭。所以，她跳槽到了俄亥俄州北邊的貝爾維尤，一個靠近伊利湖的城市。貝爾維尤在連接托萊多和克利夫蘭的高速公路中間，那兒有更大的人流、更多的患者、更好的保險覆蓋與更高的收入，讓帕特里夏能夠生存下去。然而，帕特里夏不得不暫時放棄幫助他人的目標。

1995年，麻煩的第一個跡象出現了：帕特里夏覺得很累，渾身疼。她以為這只不過是身體的防禦反應，沒什麼大問題。然而這種感覺始終沒有消失。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帕特里夏見了一位又一位專家，但是一無所獲。那時候，人們對特發性肺纖維化知之甚少，沒有人想到這種病，甚至連帕特里夏這位專業家庭醫生也沒有。最後，帕特里夏決定去見一位她十分敬佩的傳染病專家，兩人曾在帕特里夏當住院醫師的時候合作過。這位專家給帕特里夏拍了胸部X光片，檢查結果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覺。

在典型的胸部X光結果中，兩個對稱的肺部應該呈黑色，堅硬的肋骨和脊柱呈白色。然而，帕特里夏的肺部像結晶一樣模糊不清，好像隔著一層破碎的汽車擋風玻璃，醫學術語稱之為“毛玻璃樣外觀”。

他們立刻又進行了一次CT掃描。結果顯示，帕特里夏兩側肺內的柔軟海綿狀纖維組織正在變成僵硬的條紋狀瘢痕。核素掃描得到了相同的結果，活檢也是如此。四項檢查指向了同一種診斷：特發性肺纖維化。

帕特里夏·凱恩很熟悉這種疾病。在不大的貝爾維尤社區，帕特里夏認識的另一位家庭醫生也在那年被診斷出了特發性肺纖維化，這種病後來要了他的命。

肺纖維化從導致肺壁緊縮的瘢痕化開始。隨著疾病的發展，瘢痕組織壁會越來越硬，最終像塑料外殼一樣把肺包裹起來。肺部會因此失去彈性和延展性，無法完成深呼吸，導致身體得不到足夠的氧氣。患者會變得極度虛弱疲憊，有時候會在睡夢中安詳離世，有時候則需要忍受無法呼吸帶來的胸痛和恐懼感。但最後的結局永遠是死亡。特發性肺纖維化無法治癒。

特發性的意思是“原因不明”。帕特里夏是在1995年被確診的，直到今天，醫學界仍然不知道特發性肺纖維化的病因。這種疾病可能是遺傳性的（儘管帕特里夏沒有肺纖維化家族史），也可能是自身免疫性的。2015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特發性肺纖維化急性期的患者對自身免疫療法有一定反應，這表明這種疾病的根源可能是免疫系統障礙。但無論誘因是什麼，它仍然是絕症，會不斷惡化並最終致命。在研究這種疾病時，我意識到它比我想象的還要常見：現在美國有超過10萬人罹患特發性肺纖維化，而全球患者則超過了500萬。

專家對帕特里夏說，5年。她還有最多5年的壽命。這已經是個不錯的數字了，特發性肺纖維化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是3年，只有不到20%的患者存活超過了5年。帕特里夏想要成為那20%，想儘可能地延長自己的生命。她現在有了孫輩，還有太多想嘗試和見證的事情。死於特發性肺纖維化？沒問題，但不能死得太快。

接下來的幾年間，帕特里夏的健康狀態持續惡化。她更加虛弱，更容易疲憊，先是要依賴輔助器具，然後開始吸氧，不管走到哪裡都要隨身攜帶呼吸機，迫使氧氣進入她越來越瘢痕化的肺部。因為身體得不到足夠的氧氣，帕特里夏永遠都覺得疲倦，每天要睡18個小時。她還去托萊多看了專科醫生，但開車太累了，她回來整整睡了24個小時。

所以當侄女向她推薦“能用禱告醫治疾病”的內梅醫生時，帕特里夏聳了聳肩：“為什麼不呢？”她已經嘗試了所有方法。

治癒熱點地區

乍看上去，伊薩姆·內梅的檢查室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有點殺菌劑的味道，檢查床用床紙覆蓋著，醫療設備掛在牆上，還有一個洗手池和一張帶輪子的醫師凳。但檢查室還是有一些不同，架子上陳列著許多個人紀念品，它們來自那些在內梅的照料下好轉的病人。

檢查室裡，內梅對我描述了他的工作日常。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情感聯結：內梅會與病人溝通，傾聽他們的講述。他為病人禱告，或為某些困擾他們的特定身體部位禱告。一次看診的時長並不固定，有些人能速戰速決，有些人則要花上兩三個小時，如果需要的話。人們會在候診室裡坐上幾個小時，耐心排隊等候。內梅則會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起來又重複相同的一天。

我開始採訪內梅醫生的病人。在酒店的小會議室裡，我移開了一些椅子，給攝影師示意了三腳架擺放的位置。攝影師是內梅和他的妻子給我找來的志願者。我請內梅醫生幫助尋找願意講述康復經歷的患者，並表明了自己的要求：曾患絕症，同時有明確的患病記錄和康復診斷。

大雪紛紛揚揚地落在酒店的窗外，在接下來的兩天中，受訪者們輪番走進會議室裡。訪談進行了一個又一個小時，受訪者一個接一個走進來，我飛快地記著筆記，努力在每次交談出現轉折的時候就及時提出下一個必要的問題，整個過程如同風暴一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房間之後，我都會覆盤一遍當天的筆記。過程很艱難，因為不確定因素太多。有時候，我不能完全確定某個人是徹底康復了，還是出現了暫時性緩解。舉例來說，淋巴瘤和白血病是非常複雜的疾病，種類很多，某些種類會快速致死，也有一些會時輕時重拖延很久。還有些病例的診斷和恢復情況記載明確、證據真實，但疾病罕見，沒有足夠的研究數據來確定疾病的表現形式和可能變化。也許突然緩解對這種疾病來說就是正常的，只是我不知道。

但還是有些突出的驚人案例證實了人類康復的多樣可能性。蓋伊患有嚴重的類風溼關節炎，這是一種無法治癒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會逐步侵襲關節，讓人疼痛無力。在內梅醫生的照料下，蓋伊從什麼都做不了的狀態恢復如常。蓋伊將自己的康復歸功於內梅，但同時也歸功於寬恕。他認為，寬恕了數十年前一位曾深深傷害他的親人，讓自己“清除了體內的毒素”。按照他的描述，寬恕似乎的確讓他的關節放鬆了。

他的故事簡直匪夷所思，但我知道他的主張也有一定的科學依據。我見過許多寬恕帶來健康益處的文獻報道。研究人員認為，寬恕可以消除頑固的壓力和焦慮，減輕和平衡體內的應激激素。寬恕與血壓和心臟病發作風險的降低有關，樂於寬恕他人的個體似乎擁有更強健的免疫反應。另一方面，拒絕寬恕時，持續的負面情緒釋放出的激素和化學物質混合物可能削弱免疫系統，降低它抵抗病毒和細菌的能力。聽了蓋伊的故事，我不由懷疑醫學界關於寬恕的研究是否只是冰山一角。如果能利用科學界認可的對照實驗發掘寬恕與康復在某些特定場景下的強烈關聯，我們也許會看到更多可能。

還有凱倫。凱倫和她的雙胞胎妹妹出生時都患有腦癱，一種影響大腦和肌肉、損害活動能力的嚴重疾病。腦癱是不可逆轉的永久性疾病，然而凱倫康復了。在找到伊薩姆·內梅之前，凱倫大部分時間都坐在輪椅上。在學校裡，凱倫曾嘗試拋開輪椅，抓著樓梯欄杆讓自己行動，但實在太艱難了。現在，凱倫不僅可以自己走路，還能跑步。她感覺自己變得前所未有地強大。

對內梅醫生的治療方法應該持什麼態度？我仍然不確定。我理解，禱告行為可能建立患者與他人的情感聯結，因此將相信禱告力量的患者引入了芭芭拉·弗雷德裡克森所說的“心靈的上升螺旋”。情感聯結和集體歸屬感等積極情緒確實可以減輕壓力並激活副交感神經。但是禱告還有更多作用嗎？過去的研究還有什麼發現？

我必須繼續深入。

“我將為你祈禱”

當我深入挖掘有關禱告治療的研究時，發現這一領域充滿了矛盾和爭議。關於禱告的研究很難申請到學術資金，大部分都一團糟，我沒有找到什麼值得關注的高質量項目。有一項對相關研究的總結表明，不嚴格的對照實驗可能發現禱告對康復的積極影響，但嚴格對照實驗則顯示禱告與康復之間沒有特別的關聯。這些實驗的可信度很難確切評估，整體來看，認為禱告有作用和沒有作用的研究各佔一半。這讓我開始思考是不是方法學的問題：科學界普遍採取的經典雙盲與安慰劑對照設計，是否完全適用於這一特殊的研究對象？

2006年，在進行了冥想和放鬆反應的項目之後，赫伯特·本森對身心連接產生了進一步興趣。他獲得了一筆數百萬美元的資助，用於開展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禱告研究。這項研究的關注點是代禱與手術效果之間的關係。代禱的意思是代替他人禱告。本森想要弄清的是，在俄克拉何馬州祈禱的人會不會對將在俄亥俄州進行的某項手術產生影響。

本森的實驗是禱告研究史上設計最嚴密的項目，它隨機、雙盲、有安慰劑對照——按照官方標準，滴水不漏。

實驗是這樣設計的——

研究人員從美國6家醫院招募了1500位即將接受冠狀動脈搭橋術的患者。選擇這類患者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樣本量充足：心臟病是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民眾最主要的死因之一，這項手術的普及度極高，在進行研究的那一年，全世界有超過80萬人、美國有超過35萬人接受了這項手術。此外，本森是心臟病專家，對病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都很熟悉，這也減少了誤判的可能性。

同意參加研究實驗的患者被隨機分成3個小組。第一組被告知手術過程中可能會有人為他們祈禱，後來也確實有人為他們禱告了；第二組被告知同樣的信息，但事實上並沒有人禱告；最後一組被告知一定會有人為他們祈禱，並且也確實得到了禱告。通常，50%接受這項手術的患者會產生至少一種併發症，因此，本森使用併發症發生率來評估代禱是否會對手術效果產生影響，即當有人為患者祈禱時，併發症發生率是否下降。

本森又找到了三個同意全程參與研究的禱告團體。這其實還挺不容易的，畢竟實驗將持續三年。在研究期間，本森團隊會在手術前一天晚上將患者名單傳真給各個禱告團體。除了名字和姓氏首字母外，祈禱者對他們的禱告對象一無所知。祈禱者會對名單上的每一個名字重複相同的禱告詞：手術成功，康復迅速，無併發症。

研究結果顯然是許多人不想看到的。前兩組患者（不確定自己是否被禱告的人）的術後併發症發生率幾乎相同，分別為52%和51%，與該手術通常的併發症發生率相比大概有1%到2%的差異，這在統計學上並不顯著。因此，當人們不確定自己是否得到他人代禱時，他們被禱告與否似乎並沒有任何影響。但是，那些明確知道自己會得到他人代禱、並得到禱告的患者，併發症的發生率更高了：59%。

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被禱告的人會有更高的併發症發生率？難道禱告會在冥冥之中幫倒忙嗎？

本森想到了幾種解釋。第一種，這是偶然事件，9%的併發症發生率增幅可能只是結果的正常波動。要知道50%這個數字是從每年成千上萬的手術案例中平均出來的，所以59%並不算太離譜。第二種，研究之外的其他祈禱者讓研究結果變複雜了。參與研究的患者被告知不要改變他們有關手術的任何計劃，他們需要假裝沒有陌生人為他們祈禱。但這些患者中，許多已經有朋友和家人為他們祈禱了，還有很多人會為他們自己禱告，禁止這些禱告行為是“不道德也不實際的”。

“因此，”本森寫道，“我們的研究對象可能已經暴露於大量與研究無關的禱告中，這可能增加了測算代禱者禱告效果的難度。”

得知有人為自己禱告後併發症發生率竟然會上升，這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本森的兩種假設固然都有道理，但我想知道是否還有更多解釋。也許有些人會將祈禱和上帝看作與自己無關的外部力量，將它們視為治癒疾病的靈丹妙藥。這種行為像完全依賴藥物一樣危險。患者不會調整自己的態度與觀念，只是等著外力治癒自己，導致他人的禱告反而起到負面作用。另一方面，內梅醫生認為禱告是一種能量，這種能量可能有特性差異，質量水平也可能有高有低，而這些都是被研究忽略的變量。

總之，我無法將這項研究的結果視為禱告作用的結論。這項實驗也許更應該被看作對於研究設計和研究實施方案的討論。我們的研究模式植根於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傳統理解，完全忽略個體獨特性與深層差異，只能用於衡量可以被五感感知的“外部事物”，對於禱告這種涉及意志、情緒、精神因素的研究對象則無能為力。我們無從得知研究中的禱告質量與精神力量強度。

我受到的醫學訓練也是如此。在醫學院裡，我被教導要忽略環境與個體故事，專注於疾病和症狀。我不應該考慮患者的感覺、情緒、願望或背景故事，而應該訓練有素地移除這些多餘的東西，只在症狀周圍畫出一個小圓圈，然後把這個小小的圓圈放在顯微鏡下評估。這種方法讓我錯失很多信息。就拿關於禱告的研究來說吧。禱告是不是健康的重要影響因素？它對健康的影響與人們對禱告的迷信程度更加相關，還是與禱告作為社交或傳統儀式的功能更加相關？禱告者會像運動員一樣有不同的水平嗎？……

包括本森的實驗在內，許多類似的研究僅僅保證人們在進行祈禱，卻不會對祈禱行為進行進一步評估。這讓我想起，在研究冥想和瑜伽等行為對治癒的作用時，我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測算個體投入程度了。結果證明，未經訓練的大學生和資深冥想者之間確實存在差異。祈禱也是如此嗎？

從醫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本森的實驗設計嚴謹，方法滴水不漏，沒人能指責什麼。但對於我來說，這些研究並沒能告訴我禱告在治療中的作用。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祈禱者的想法、感覺和體驗。我們還沒辦法像評估測量冥想那樣評估禱告，無法分解禱告的“成分”和“劑量”。或許禱告能帶來質變，或許它毫無作用——這取決於你相信什麼。

信心也是如此。我們用“信心治療師”描述伊薩姆·內梅這樣的人，但是“信心”真正意味著什麼呢？這個詞雖然簡單，背後的含義卻不簡單。信心被定義為“對所期待事物和未見事物的保證”。擁有信心的人在逆境或痛苦中也能夠堅持自己的想法。但是就像禱告一樣，信心對不同的人來說意義並不相同。而且，如果信心意味著堅持什麼東西，那麼堅持的對象重要嗎？

歸根結底，在嘗試剖析禱告和信心是否具有治癒功效時，真正需要研究的是支撐它們的體系——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理解生活，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是否有證據表明患者篤信的東西會影響康復方式和康復結果？如果是的話，這一影響的程度有多大？有多大比例只是一廂情願或心理慰藉，最終除了緩解一些痛苦外無法對疾病軌跡產生任何影響？信心會影響軀體的生物功能嗎？

時間快進到一年半之後。帕特里夏恢復了精力、體力與每天8到10個小時的睡眠，並且還在持續好轉。她擺脫了輔具，重新開始了自己的使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帕特里夏再次開始行醫，如果市中心的居民看不起醫生，她還會上門問診。帕特里夏發現自己對呼吸機的依賴越來越少，最後甚至完全停用了。

對於這種進行性的致命絕症來說，這個結局無疑是驚天逆轉。帕特里夏·凱恩本不該好轉的，她的病情應該持續惡化。到底發生了什麼？

首先，帕特里夏說，變化並不是在一夜之間產生的。她大概每兩個月去找一次內梅醫生，恢復就是在那段時間裡一點點發生的。帕特里夏會驅車前往克利夫蘭接受內梅醫生研發的“電針灸”，一種將震動和磁力集中於待治療身體部位的針灸方法。治療室裡只有內梅和帕特里夏，這讓帕特里夏覺得自己能完全專注。內梅為帕特里夏的病軀禱告時，帕特里夏能感受到能量從醫生身上流向自己。一個療程可能持續45分鐘，或者長達2小時——儘管預約是1個小時，但可能超時。帕特里夏說：“上帝要求治療進行多久，我們就進行多久。”

她說：“那裡的環境會讓人完全忘記時間，好像時間不存在一樣。”

療程結束時，帕特里夏不會像奔波去看其他醫生那樣疲憊，她會感到平靜而充滿力量。她恢復很快，好像每次和內梅的預約會面都給她帶來了巨大進步。

最終，胸部X光證實了這個不可能的消息。帕特里夏那兩個模糊不清、像破碎擋風玻璃一樣縱橫著瘢痕組織的盾牌狀肺葉，已經在觀片燈箱前變回了乾淨的黑色，沒有瘢痕組織的跡象。

即使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會被這樣的故事震撼，尤其是帕特里夏。這怎麼可能呢？她是通過活檢確診的，活檢是診斷的金標準；她被判定還有最多5年的時間，絕無治癒的可能；但差不多10年之後，她還在這裡，坐在我眼前，呼吸輕鬆，健康，充滿活力。肺部瘢痕組織不該就這麼消失的。

這一案例給我帶來了很大麻煩。帕特里夏並沒有像許多其他案例中的患者一樣改變飲食或生活方式，所以我不能把她的康復原因歸結為生活方式的重大轉變。我本來以為自己已經接近了真相。但也許，我之前找到的所有因素——飲食、炎症、免疫功能、壓力，甚至愛與情感聯結，都取決於更宏大、更深入、更本源的什麼東西。毫無疑問，之前的所有發現都是通向自發緩解的重要路徑，但我逐漸意識到，決定性的因素是無法被衡量的——它不像營養、炎症、應激激素甚至思想方式那樣可以通過對照實驗被量化，結果就是它被科學拋棄了。

當我請帕特里夏·凱恩嘗試解釋內梅的工作和其背後的原理時，帕特里夏想了一會兒。

“我會用水來描述。”她說，“如果你扛著水桶走到10英里外的水井，你可以給大家帶回水資源，但水量有限；如果你修一條水管或水渠，你就能帶來更多——源源不斷的水。內梅醫生就是後者，但他帶來的不是水，是愛。他就是那條水渠。”她描述自己康復經歷的方式與很多人類似：一種外界的什麼東西像治療藥水一樣倒進身體。

但就像之前所討論的，到底是禱告本身，還是禱告這種行為帶來了痊癒？到底是真有治療的力量輸入身體，還是全心全意相信自己能康復的人就能康復？信心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軀體的生物功能？

這讓我不得不深入醫學領域中另一個更具爭議性和熱度的話題：安慰劑效應。

第八章　安慰劑

相對論中並沒有一個唯一的絕對時間，相反地，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時間測度，這依賴於他在何處與如何運動。

——斯蒂芬·霍金

安慰劑一詞源於拉丁語，意為“我願意”。遠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很多心細的醫師就意識到了信念在治療中的作用。不過安慰劑效應這個說法是直到18世紀才出現的，它描述了那時醫生的親身經歷——為了讓患者安心滿意而開出沒什麼客觀醫療價值的藥劑。醫生們並不是覺得這樣真的能治病，大部分時候，這樣做都是為了應付那些頑固的病人，順便也帶來一點病情緩解的假象。

後來，醫生們注意到這種“騙人”的治療方法似乎確實有些作用。那時，醫生使用的通常不是純安慰劑，而是被認為無不良反應的溫和藥物。這些藥物會被稀釋，起不到什麼幫助作用，但也不會帶來傷害。這是一個雙贏局面：醫生盡力了，病人更滿意，何樂而不為？當然，現實永遠更加複雜。歷史上，有很多江湖郎中四處兜售自己的產品，講述博人眼球的故事。許多故事都有誇大或編造的成分，但那又是病人迫切想要聽到的內容，讓他們願意付出幾個硬幣換取希望。

最初，當患者聲稱無效或弱效藥物讓病情好轉時，人們大多認為這不過是幻覺。所以，當時的安慰劑效應被用來揭穿庸醫和江湖騙子。1799年出現了一種昂貴的帕金斯金屬棒療法，它宣稱能使用緊貼患處的特製金屬尖釘，利用“動物磁性”將“疾病引出體外”。許多人說這一療法能夠緩解從身上的癤子到體內的疼痛等一切問題。後來，一位名叫約翰·海格斯的醫生用一塊普通的舊木頭製成了帕金斯金屬棒的複製品，並發現患者可以獲得完全一致的神奇療效。80%的風溼性關節炎患者都曾在使用假金屬棒後感到了緩解，這一比率與使用真金屬棒的數字差不多。

然而這一實驗並不是為了證明安慰劑效應的強大（它沒有區分接受帕金斯金屬棒療法的人是真的康復了還是隻是自以為康復了），而是為了戳穿江湖騙子的謊言。海格斯的論點是，帕金斯金屬棒療法並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它只是利用了人們對這一療法的信念與信任。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安慰劑效應研究的重點都是疼痛變化，因為這並不涉及實際身體改變，而僅僅是患者感知的變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名叫亨利·比徹的戰地醫生髮現用來治療受傷士兵的嗎啡用完了，已經沒有什麼能幫助那些處於劇痛中的患者了。亨利不想說出這件事，而是將生理鹽水注射給患者，並告訴他們那是嗎啡。亨利覺得這或許能讓士兵們好受一點，讓他們挺到真藥抵達。然而，士兵們的反應讓亨利驚訝不已：40%的小夥子聲稱疼痛明顯減輕了。

亨利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麻醉學家和醫學倫理學家。他痴迷於安慰劑效應，對它進行了長達幾十年的研究。從這個西部前線故事開始，70多年間已經有上百個有關安慰劑的研究證實了同一件事：安慰劑是有效的。現在隨便查閱一項藥物功效的相關研究，你都會發現平均大概有35%的參與者會經歷強烈的安慰劑效應——他們得到的不過是糖丸，卻會和服用真正藥物的參與者產生相同的體驗。

這是一個驚人的統計數字。需要注意的是，35%只是平均值。根據具體疾病類型、待檢測的藥物或治療方法的不同，這一數字實際上在10%到90%之間變化。

美國有一種叫作膝關節鏡檢查的常見手術，這種手術每年會進行70萬次，消耗40億美元的醫保支出。膝關節鏡檢查可以修復半月板——兩側膝蓋上為關節提供平滑緩衝的軟骨襯墊。半月板撕裂十分普遍，它會引起運動疼痛，所以醫生經常推薦使用關節鏡對其進行修復。但是，當研究人員比較關節鏡手術和假關節鏡手術（外科醫生在膝蓋上做出切口，但不做任何後續修復，患者只是認為自己完成了手術）的結果時，二者並沒有明顯區別，兩組患者的症狀減輕程度相同。換句話說，病人似乎並不需要膝關節鏡檢查來減輕膝蓋疼痛、改善運動範圍，只要假設自己已經完成手術就可以了。

製藥公司已經在從安慰劑效應中獲益了。他們注意到，藥物的呈現形式可能影響其治療效果。例如，即使都是真正的藥物，藥片顏色不同也會導致藥效不同：藍色安眠藥效果更好，紅色藥片在止痛方面效果更好。

那麼，什麼是安慰劑？它會引起真實的生理變化嗎？還是說，安慰劑效應只是幻想？

許多醫生認為，安慰劑效應僅僅是對病情緩解的渴望所引發的相應生理反應，並不能真正改變生理或疾病進程：你想要好起來，所以感覺上就好起來了。哈佛大學的泰德·卡普楚克是一位資深的安慰劑領域專家，他研究了安慰劑對藥物作用通路上的神經遞質的影響，並發現某些遺傳特徵可能讓個體對安慰劑的響應更積極。卡普楚克得出的結論是，安慰劑是一種經常被低估和誤解的驚人強大力量。他的研究一再證明，安慰劑會引起體內真正的、可測量的生理變化，包括心率、血壓、大腦生化組成，甚至是像帕金森氏症等神經系統疾病的病情。但是，儘管已經觀測到了安慰劑的強大，卡普楚克仍然被對照實驗的框架所限制，從沒有考慮過利用安慰劑扭轉絕症的可能。卡普楚克總結道：“安慰劑可以緩解疼痛，但很少能治癒疾病。”

在閱讀了一項又一項與安慰劑有關的研究後，我想問的是：曾有與自發緩解案例顯著相關的安慰劑效應記錄嗎？如果它出現過，哪怕只有一次，我也必須知道。

我猛然想起了一個早年在醫學院讀到的案例，一個只有可能是靠著安慰劑效應發生了重大生理改變的案例。我回憶起了久遠之前課本上的名字：萊特先生。

不存在的特效藥物

我在一份1957年的臨床報告中找到了這個故事。報告的開頭與我的記憶一致：萊特先生是一位生命垂危的癌症患者。他患有晚期淋巴結癌，脖子、腋下、胸部和腹股溝上都出現了橘子大小的腫瘤。腫瘤壓迫了氣管，讓萊特呼吸困難。醫生已經嘗試了所有可能的治療方法，最終無計可施了。

但是在那時，碰巧有一種叫作克力生物素的實驗性抗癌藥物進入市場，效果報告十分樂觀。萊特閱讀了這種特效藥物的資料，懇求醫生嘗試一下。

那個星期五下午，醫院一收到藥物就對萊特進行了注射。三天之後的星期一早晨，醫生回來上班時，發現萊特已經從床上站起來了，呼吸也順暢了。他在病房裡轉來轉去，和護士開著玩笑。震驚的醫生在書面報告中寫道，腫瘤“像熱爐子上的雪球一樣融化了”。10天之後，萊特的健康狀況大幅提升，他被准許出院回家了。

然而幾個月之後，一些報道披露克力生物素並不是抗癌神藥，而只是一場騙局。讀到這一報道的萊特立刻疾病復發，腫瘤再次膨大，健康狀況一落千丈。重回醫院時，萊特的身體狀態和使用這種曾被寄予了厚望的藥物之前一模一樣。

醫生決定對這位患者嘗試一下不一樣的療法。畢竟，萊特離死也不遠了。醫生告訴萊特，這些報道是錯誤的，他們剛剛收到了全新改造的雙倍效果生物素。第一次的藥物有點問題，但這次的藥物一定效力強大。

一針注射後，腫瘤又縮小了。但這次，醫生並沒有給萊特使用真正的藥物，注射器裡的並不是克力生物素，而是生理鹽水。

萊特享受了兩個月的健康。腫瘤消失了，他感覺很好，恢復了正常生活。然而，萊特後來又看見了一篇報道：克力生物素是板上釘釘的騙局，它並不能治療癌症，一組實驗對象用藥後毫無改善。

萊特的病情馬上再次復發。幾天之內，他就去世了。

自從醫學院畢業以來，這是我第一次重讀這個案例。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了尼基，我的腫瘤科護士朋友。簡·羅斯曾告訴我，當她們在民宿裡第一次相遇時，尼基十分虛弱，好像沒剩多長時間了。那時，尼基認為自己最多能在巴西住上一兩個星期。有一天，尼基出現了高熱。簡一直待在她身邊，防止她脫水。退熱之後，尼基醒過來，說自己很餓，然後開始吃東西。過去幾個月裡她都沒辦法吃飯，可是突然間又好像吃不飽了。

發熱引起了我的興趣。正像科利醫生髮現的那樣，在很多自發緩解的案例中，高熱可能通過激活免疫系統讓人體在退熱後突然恢復。當然，現在無法得知這場高熱是否對尼基的疾病進程產生了切實影響，但它仍然值得注意。簡後面的講述就與我從尼基那裡聽到的一樣了——尼基健康、快樂地從巴西回家，重新開始享用自己喜歡的食物。簡說尼基在這場高熱後的六週之內變得越來越健康，從巴西離開時已經不再需要輪椅了。簡還說，尼基離開康復中心時，有人曾提供過後續康復指導建議。他們告訴尼基在接下來的6個月內無論如何都不要進行掃描診斷。尼基離開之後不久就給簡打了電話，在通話中向自己的朋友坦承她去做掃描了，但躺在檢查床上的時候，機器壞了。

“你覺得這代表著什麼？”尼基問簡。

“我的想法並不重要。你怎麼想才重要。”簡回答。

“我認為這可能意味著我不應該做掃描。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忍住，畢竟我是腫瘤科護士！”

不到一星期後，簡就收到了尼基的消息：她還是做了掃描，結果不是很好，體內還有腫瘤。尼基很崩潰，瞬間又覺得自己病了。她的狀況迅速惡化，並在幾周之內去世了。去世的時候，尼基滿心疑惑，還伴隨著身體上的劇痛。

簡說：“我後來回想過很多次。在我看來，如果尼基能夠等過那6個月，一切就會不一樣了。她本來能痊癒的。”

我對尼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熱情、她對子女的付出以及對答案的執著追尋。我不知道信念的力量是否如此強大，一個CT掃描顯示的腫瘤就引發了這樣迅速的病情惡化和死亡。即使尼基遵照建議挺過了那6個月，她是否仍會去世？我不知道。作為醫生，我想要保護尼基，避免她被人誤解，所以我不太想講述她的故事；但同時作為研究者，我明白，尼基向我和簡講述的信息十分重要。

如果想要加深對自發緩解的認識，我們必須面對複雜而令人不適的問題與真相。為了探索這個新領域，我們需要摒棄所有偏見與恐懼，學習所有能夠學到的東西，尋找通向事實的唯一途徑。我記得馬特·艾爾蘭曾說，他從巴西回家後不久，醫生就想通過MRI確認他的病情，但是馬特拒絕了。

“死刑日已經過去了，”他指的是醫生告訴他的粗略存活時間，“但我感覺還不錯。如果腫瘤又長大了，我也不想因為恐懼或懷疑治療效果而被擾亂思緒，所以我拒絕了MRI。我真的很需要那份治癒的信念。”

“不管怎麼說，信念對於治癒十分重要。如果你真的特別相信化療，那也許化療就是你在尋找的答案。”馬特說。

前面提到的萊特先生和尼基有一點驚人的相似，他們都對自己接受的治療有著很強的信念，認為這種治療能帶來根本性改善，而信念崩塌導致了疾病的嚴重複發。醫生們曾清晰地看到，伴隨著萊特對治療的信心的轉變，癌性淋巴瘤經歷了萎縮又膨大的過程。這種變化迅速而明顯，讓萊特的例子成為安慰劑效應的典型案例。而遺憾的是，我們並不知道尼基體內發生過什麼。也許她的病情曾真的有所緩解，也許病情仍在惡化，只是尼基自我感覺變好了，也許她無論如何都會遭遇相同的結局。

信念也有陰暗面，這對萊特和尼基造成了影響。有一個概念叫“反安慰劑效應”，意思是個體認為自己會生病時就會生病，它是安慰劑效應的對立面。關於藥品不良反應的研究曾多次意外測算了反安慰劑效應的影響：一旦人們被告知藥物可能引發某種不良反應（頭疼、嘔吐、皮疹等），這種不良反應的發生率就會突然上升。

很多不良反應症狀（例如疼痛）是難以量化的。我們知道痛苦程度包含巨大的心理因素，迷茫、焦慮和抑鬱的人會遭受更多痛苦。前文已經介紹過，多項研究表明，MRI顯示的病理狀況與人們陳述的疼痛程度間並沒有明顯關聯。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疼痛有時是主觀的，甚至存在於幻想中的？反安慰劑效應是否可以被看作感知偏差？

幾年前在意大利阿爾卑斯山進行的一項研究能夠提供一些答案。研究團隊曾帶著120名學生踏上阿爾卑斯山，並告知其中大概25%的學生，高海拔導致的空氣稀薄可能會引起偏頭痛。最終，這一組學生的頭痛程度最為嚴重。不僅如此，他們血液中與頭痛相關的酶含量也顯著上升了。在這個例子中，反安慰劑效應可測地改變了大腦和身體中的生化成分。

深挖安慰劑效應研究，你會發現許多這樣的離奇故事。我還曾讀到過一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的不知名研究。當時，為了檢驗安慰劑的功效，研究團隊招募了13位對毒藤嚴重過敏的志願者。實驗人員在每位志願者的一側手臂上擦塗了無害樹葉，告知他們這是毒藤；在另一側手臂上擦塗了毒藤，並告知他們這是無害樹葉。13名志願者全部都在塗抹無害樹葉的手臂一側暴發了類似毒藤皮炎的皮疹，只有2人塗抹毒藤的部位過敏了。在這個研究中，一側手臂代表反安慰劑效應，另一側則代表安慰劑效應。這項研究的規模很小，但結果很具有啟發性，它展現了信念對身體的強大影響：既可以保護和治癒，也可以帶來傷害。

我回顧了醫學院對安慰劑效應這一概念的講述方法以及醫生們對安慰劑效應的看法。我們做醫生的討厭它，認為它讓研究更加複雜，讓真相撲朔迷離，分散了我們的精力。我們不得不在研究中考慮安慰劑因素，以保證待測試的新藥物或治療方法能夠比單純安慰劑更有效果。然而在臨床醫學領域，大概有35%的情況下安慰劑效果更好，尤其在精神病學領域，安慰劑常常比所謂的真正治療更有效。有研究顯示，安慰劑效應的力量還在不斷增強。

對安慰劑的瞭解越多，我越相信“安慰劑”一詞僅僅捕捉了信念對身體真實影響的一小部分。醫學界的普遍觀點認為，安慰劑只是大腦讓身體感覺短暫放鬆的騙局，是一件沒什麼探討價值的麻煩事，但我不再這麼想了。很明顯，有時安慰劑的確讓身體好轉了，只是似乎沒有人關心為什麼。

這些案例讓我好奇：人的身體、思想與精神之間存在著多變而有效的溝通交流，這些溝通交流的背後到底是什麼？身體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在不斷獲取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信念？

安慰劑之外

2011年，我在古德撒瑪利亞醫學中心工作了幾年之後，正巧遇到一位患者，他成為我研究過程中的關鍵案例。他叫斯蒂芬·鄧菲，在一個星期四的深夜因為背痛來看急診。背已經疼了一陣子了，但斯蒂芬一直忍著。他是個不喜歡抱怨的人，覺得這只是背痛而已，不值得大驚小怪。我能看得出來，斯蒂芬說這話的時候頗有些驕傲。但疼痛最終變得難以忍受，迫使斯蒂芬自己開車來了醫院。

背部CT掃描帶來了最糟糕的消息：他得了癌症。醫生還不確定具體的癌症類型，但是癌性腫瘤已經破壞了斯蒂芬的脊椎，壓迫著他的脊髓。醫院立即安排了第二週的緊急手術，在此之前，斯蒂芬被要求住院。進一步的檢查顯示，斯蒂芬患有多發性骨髓瘤，一種白細胞癌症。白細胞在骨髓中形成，在多發性骨髓瘤中，癌變的白細胞會侵佔骨髓中健康細胞的空間，並向外部擴散，導致腫瘤四處轉移。同時，異常抗體的增多會讓血液變得黏稠，甚至阻塞腎臟。

多發性骨髓瘤無法治癒，但積極治療可以延長患者壽命。不接受治療的話，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只有7個月，治療能將這一數字提升至4到5年。然而總體來看，與許多其他癌症的標準治療方法相比，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不大有效。常見的治療方法是服用類固醇藥物地塞米松。地塞米松或許可以暫時縮小腫瘤，但無法治癒，也無法替代手術，作用有限。

斯蒂芬最需要減輕脊椎壓力。手術準備階段，醫生給斯蒂芬使用了一輪地塞米松，這也許能讓腫瘤稍稍縮小一點，降低手術的危險性。地塞米松在多發性骨髓瘤治療史上並沒有太多突出貢獻，但醫生總要像下賭注一樣做些什麼，畢竟這也沒什麼不良反應，運氣好還可能有所幫助。

手術前一天晚上斯蒂芬接受了MRI掃描，這是標準術前檢查的一部分，掃描結果可以給手術醫生提供更多細節信息。斯蒂芬換上了白袍子，躺在狹窄的檢查床上緩緩滑進了掃描儀，一動不動地等待檢查。環形的檢查腔是白色的，十分光滑，斯蒂芬注意到工作中的儀器在耳邊發出聲音：有時沉悶厚重，有時尖利短促，有時像汽車發動機一樣發出持續的嗡嗡聲。然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一股水流出現，在檢查腔壁上留下了一道痕跡。然後是第二道、第三道。斯蒂芬告訴自己不要驚慌——可能儀器壞了；他會很快被救出去的。水位漸漸上升，聚集在身體周圍，充盈了檢查腔。斯蒂芬出奇地冷靜。他是一位潛水員，他告訴自己會沒事的。

斯蒂芬講述時我打斷了他許多次。我覺得他把事實和虛構混為一談，讓人分不清真假。“這聽起來像是你的幻覺。”我不停地插話，想要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斯蒂芬只是擺擺手說“是是，當然了”，然後繼續自己誇張的講述。在斯蒂芬的描述中，這種感受持續了整個檢查過程：水溢滿腔體後，他繼續在水下呼吸，身邊被一種光輝包圍。終於，他聽到了什麼人的聲音，睜開眼時發現自己正在放射室裡。

被困在狹小的MRI檢查腔裡做了一小時奇怪的夢，這本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根據斯蒂芬的病例記錄，檢查結果顯示腫瘤幾乎完全消融了。“這是自發緩解。”醫生這樣說。手術被取消了，接下來的幾天，斯蒂芬的病房裡迎來了一波又一波震驚、激動、興奮的護士、醫生和實習生。後來，因為手術對象消失了，斯蒂芬被送回了家。

我與斯蒂芬的放射科醫生和手術主治醫生交流過。他們在職業生涯中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都感到十分驚訝。主治醫生確信這是一個教科書級別的自發緩解案例，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釋（藥物治療、遺傳因素等）。

“沒有別的可能了。”主治醫生這樣對我說。那時我們一起站在斯蒂芬病房外的走廊上，難以置信地看著對方。

幾年後的現在，我仍然隨身攜帶著斯蒂芬·鄧菲的病例。每次我在家庭辦公室和醫院間帶著成打的病例往返時，斯蒂芬的資料永遠都在其中，在那堆文件的最頂上。資料裡裝著斯蒂芬的腫瘤掃描和白細胞計數指標，以及醫生的病情記錄。有時候，我會把這份病例抽出來，就為了看看裡面的影像結果：CT掃描顯示脊椎的正常曲線被一顆巨大的腫瘤打斷了，然而一週後的MRI則顯示腫瘤幾乎完全消失不見了。許多案例資料來來去去，但這一份永遠在這裡，圍繞它的謎團讓我的公文包都變得沉重起來。

每當在探索的道路上有了新的發現，我都會重新拿出斯蒂芬的病例進行審視，期望其他的某個案例能夠為斯蒂芬的案例提供啟發。

不是飲食。斯蒂芬的飲食並不是特別健康，住院時也沒有特意改變，當然了，醫院的食物也並不健康。是應激激素減少嗎？不太像。珍妮特·羅斯和馬特·艾爾蘭眼中的巴西生活極具恢復性，能給他們帶來心靈的寧靜，但斯蒂芬並沒有這樣描述醫院生活。事實上，斯蒂芬那周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病床上度過，他查閱了多發性骨髓瘤的嚴峻統計數據，越來越恐懼和焦慮。也沒有很多家人朋友來探視，他大部分時間都是自己一個人被困在病床上，在疼痛中焦急地等待著一場並不能拯救生命的手術，就像許多最終沒有挺過絕症的人一樣。斯蒂芬還接受過地塞米松治療。有些醫生會把斯蒂芬的康復歸因於地塞米松，稱他為這種藥物的高響應者。但不管是我還是我的同事，都未曾在文獻中見到過這種水平的藥物響應。並且，“高響應者”這個詞也是個黑匣子術語，它慫恿我們把解釋不了的東西打包扔掉，不再關注。如果一個人對某種藥物或治療的響應真的高到打破了可能性上限，作為醫生，仍然應該好奇一下原因。

我一直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但它就像一個永遠無法被還原的魔方，讓我無計可施。每一個問題都會引出另一個同樣令人困惑的問題。腫瘤是在那一週中逐漸消失的，還是在進行MRI時突然消失了？是否有什麼東西（比如發熱）激活了斯蒂芬的免疫系統，讓它終於開始攻擊腫瘤？斯蒂芬案例的不同之處在於時間線很緊湊：星期四的CT掃描還顯示他背上長著腫瘤，幾天後的MRI卻表明沒有手術的必要了。完全無法解釋。

身體中的量子物理學

隨著笛卡爾的身心分離哲學被廣泛接納，我們進入瞭解剖常規化的時代，終於可以解釋人體內部的工作機制了，這是人類的巨大進步。然而在笛卡爾的時代，科學仍然高度迷信化與宗教化（和我們今天所稱的科學並不是一種東西），科學推理和理性思維被認為是與宗教背道而馳的威脅。基於對恆星和其他天體長達數年的密切觀測和研究，伽利略提出了反駁地心說的日心說理論，認為地球圍繞太陽旋轉，然後就被送上了審判席。教廷認為宇宙不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是對上帝的褻瀆，於是最終將伽利略逐出了教會，軟禁在家中。

後續席捲而來的啟蒙運動使理性及科學的發展成為可能。啟蒙運動的基礎是物理世界定律的闡明。這一時期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牛頓的萬有引力和運動定律，以及各種科學方法紛紛出現，革新了人類理解闡釋自身所見所觸世界的能力。人類的文化轉而更重視觀察、推理和科學探索，而非宗教知識和盲目信仰。現在，在科學的最前沿，量子物理學邁出了新的一步，將我們引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一些長期以來對宇宙運行規律、物質能量準則的假設開始分崩離析。

本質上，量子物理學研究的是組成原子的亞原子粒子，也是物質的基本構成元素。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涉獵過量子物理，但畢竟不是物理學家。所以我電話聯繫了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朋友，安德烈亞斯·梅爾辛。我大致知道MRI儀器的原理，但我需要他向我解釋一些細節。

MRI的意思是磁共振成像，它是一種基於量子力學的成像技術。與簡單的X射線不同，MRI圖像可以展示出人體軟組織的細節，從大腦到脊髓，再到器官和結締組織，應有盡有。MRI掃描儀由重達幾噸的超導磁體制成，通過機器內部產生的強大磁場窺探人體內部。強力磁體（比冰箱貼上的普通磁鐵強約1000倍）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簡單來說，它可以讀取人體水分子中自旋的質子。

人體的主要成分是水。在強大磁場中，水分子內部的質子會定向排列。進入MRI就是進入一個電磁線圈——一個被數英里長的超導線包裹纏繞的圓柱體。MRI工作時，電磁線圈產生的持續電流會導致人體原子核內的質子定向排列。同時，每一次成像過程中人體都會收到無害的無線電波脈衝（與CT掃描不同，MRI沒有電離輻射，只是用到無線電波）。當MRI掃描完成、脈衝停止後，所有在磁場中定向排列的質子又會逐漸迴歸它們原本的位置。無線天線會接收並記錄這些信號。不同身體組織的質子迴歸原位的速率不同，MRI儀器正是通過捕捉這種速率差異來辨別不同組織。總之，MRI就是通過擺弄人體內的亞原子粒子實現細緻完美的體內成像的。

現在，一些研究人員正在思考MRI技術是否能夠發揮成像以外的作用。MRI儀器中的射頻線圈可以改變工作頻率，對神經或人體其他細胞產生影響。有些研究正在嘗試使用MRI進行抑鬱症治療——特定條件下的磁場似乎會影響大腦運作。一項安慰劑對照實驗表明特定MRI暴露可以顯著改善心情，這讓研究人員開始思考這一轉動的磁鐵塊兒能否改變或重寫大腦通路。我在哈佛大學的一位同事、物理學家邁克爾·羅漢博士，也在嘗試利用MRI磁場治療雙相情感障礙。他開始這項研究的契機是，一位研究助理偶然發現麥克萊恩的幾位患者在接受MRI前心情沮喪，做完MRI後心情卻大為好轉。

這項研究引起了許多關注，甚至得到了《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羅漢博士現在的理論是，在特定條件下，MRI產生的電磁場可以改善大腦健康水平，從而快速緩解抑鬱症。儘管這一研究申請基金支持的難度很大，但它的理論基礎是量子力學而非傳統物理學，因此在我看來前景十分樂觀。從貝尚到本森，這些先驅者們已經證實，怯懦的人無法成為醫學新時代的領頭羊。

現在，關於諸如MRI之類的工具的療效，問題比答案更多，大多數醫生對這類研究仍持懷疑態度。我不知道斯蒂芬·鄧菲身上突然發生的康復是在CT掃描和MRI檢查的幾天間隔內發生的，還是在MRI機器裡瞬間發生的。但我不得不懷疑他的康復與MRI有關。或許斯蒂芬描述的意識改變狀態與MRI儀器的旋轉磁場產生了未知聯繫，導致腫瘤突然發生了分子層面的變化？

愛因斯坦很喜歡講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與他最著名的理論的起源有關。十幾歲在瑞士一所寄宿學校讀書時，愛因斯坦會讓自己沉浸在一個思想實驗裡。他會騎行在林蔭小道上，迎著斑駁的陽光，想象光波重新射入太空，用人類無法企及的速度移動。愛因斯坦會想，如果他能夠用某種方式趕上那些光波，用同樣的速度在光束旁運動，他會看到什麼樣的光線？它們會繼續波動嗎？還是會靜止或凍結？

愛因斯坦後來寫道：我應該觀察到光束像靜止的電磁場一樣。這個在光束上衝浪的思想實驗促使愛因斯坦提出塑造了現代物理學的最具影響力的理論——相對論，它的公式是E=mc2（能量等於質量乘以光速的平方）。這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這意味著宇宙中的所有物質——你坐著的椅子，自己的身體，地球本身——都是一種凝聚的能量。物質是慢下來的能量，而能量，是高速運動的物質原子。我們能夠切實觸摸的東西，和我們只能感知的東西，往往只有一個簡單的差異：速度。物理學家戴維·鮑姆曾說，一種看待物質的方式是將其看作凝聚或凍結的光。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身體就是凍結的光——有固定形態的慢速能量。

那麼，量子物理學和物質基本組成又會對我們理解治癒、理解信念與人體之間的關係帶來怎樣的啟發呢？

首先，量子物理學告訴我們，一些我們認為永恆不變的宇宙定律都是假象。事實證明，牛頓物理學只代表那一小部分人類已知的世界運轉法則，而從黑洞為什麼存在到人體內的亞原子粒子如何運轉，人類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很多。我的物理學家朋友安德烈亞斯在電話中的一些講述，讓我認定了繼續深入研究身心連接的想法。安德烈亞斯讓我回想起了量子物理學中的一項基礎實驗——雙縫實驗。從某個角度講，這項實驗曾質疑了人們對物質、能量和宇宙法則的一切認知。它可能揭示了另一條關鍵線索：觀察者效應。

觀察者效應

雙縫實驗很複雜，並且在多年間經歷過許多次不同的版本變遷。自實驗首次成功以來，大多數試圖弄清楚其中含義的人，甚至包括物理學家們，都曾深感困擾。但是，在這裡，我們只需要瞭解幾個關鍵信息就可以了。雙縫實驗是為了研究光子或亞原子粒子的運行規律而產生的。

“在腦海中想象一個網球場。”安德烈亞斯說。

他讓我想象從空中向下看。網球場中間沒有網，卻有一堵牆，牆上對稱分佈著兩扇開著的門。場地是封閉的，四周都圍著柵欄。

“你站在那兒，開始向著有門的牆上扔網球。有些球扔不到門裡，會從牆上彈開，也有的球會穿過打開的門，擊中對面的柵欄，是嗎？”

“是。”

“雙縫實驗基本上就是用電子束槍實現這件事。”安德烈亞斯解釋說。他接著講道，研究人員向有著兩個縫隙的“牆壁”發射電子時，卻發現那些穿門而過的粒子和他們想象的不太一樣。這些粒子的軌跡不像球場上網球的軌跡。它們本該按照可預測的角度反彈回來——所有物理學原理都是這樣說的。但它們沒有。它們獲得了波的性質。也就是說，粒子以波的形式擊中了後面的“柵欄”，而非以人們預想中的粒子的形式。

研究人員首先提出的理論是，粒子之間會相互干擾。但是，即使是單獨發射，粒子依然表現出了與成組發射時相同的性質。後來，研究人員在兩條縫隙間放置了一個探測器（好比專用於亞原子粒子的攝像機），試圖更仔細地觀測粒子穿過縫隙時發生了什麼。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粒子不再具有波的性質，而是像網球一樣直接撞上了“柵欄”。

“就好像它們知道自己被人監控了一樣。”安德烈亞斯說。

如果你不是量子物理學家，你很難想明白雙縫實驗的緣由。但我們要從中獲得的信息是，原子級別粒子的行為取決於它們是否被觀測與如何被觀測。被觀測的事實改變了它們的運行模式。這種現象在物理學中被稱為觀察者效應，通過上百次實驗，人們一遍又一遍驗證了這一效應。它匪夷所思，卻又真實存在：對現象的觀測行為可以改變現象本身。也許，從某個角度講，我們正在參與這一宇宙的構建，也許法則並沒有我們所想象的那樣無可撼動。人體內的原子，也就是所有物質的基本組成成分，也可能通過類似的原理改變自己的行為。這一想法引發了各種各樣的疑問，讓我開始思考，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否能夠以某種途徑真實地改變這個世界，或者改變我們的軀體。

觀察者效應表明，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自己正在進行的實驗的觀察者。我們對自己的觀察、對身體的觀察、對親歷的世界的觀察，可能創造出了我們所見所感的現實。我們所寄居的軀體、軀體中細胞的行為模式，也許從本質上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可塑多變。

這些理論可能顛覆我們對治癒的認知，給健康領域帶來深遠的影響。因此，問題就變成了：為什麼醫學界還沒有接納這些知識？

也許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量子物理學所揭示的世界真相太具有顛覆性，它將動搖人類相傳數代、構建了整個世界的理論假設。我不認為我們的文化和個體（包括我自己在內）做好了迎接這一真相的準備。

為了迴避這一問題，一些物理學家提出，亞原子級別的物理定律可能與我們居住的宏觀級別世界定律不同。這一假設確實便利——量子力學原理處於一個層級，我們的世界和牛頓力學處於另一個層級。但是，每當研究更進一步，成功深入一個更大的粒子，我們都會發現源源不斷的確鑿證據，彰顯著世界並不是按照我們所以為的傳統科學規律運行的。然而，就像在醫學院我被要求不要提問、只要牢記材料一樣，物理學家受到的教育是：相信數學，別問那麼多問題。我好奇是否會有物理學家感覺自己被欺騙了——嘗試用物理來理解物理世界，卻發現物理世界要麼不存在，要麼不以我們認為的方式存在。

量子物理學是一個深奧複雜、還在不斷進步的研究領域，有些人終其一生都在努力闡釋其中玄機。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曾有一句著名的評論：“如果你以為自己理解量子物理了，那你一定不理解它。”但是，僅僅窺探這些理論的皮毛，也足以讓我領悟核心信仰與信念影響身體的無數途徑。人的精神和信念能夠同時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影響身體。所謂宏觀指的是我們如何將對周圍世界的體驗轉化為身體中的應激激素，所謂微觀指的是聚焦於構成人體的細胞內原子，實現亞原子級別的改變。我想知道，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是被我們創造的？

我重讀了斯蒂芬·鄧菲的案例——是它推動我沿著這一方向一路追尋。我還找到了斯蒂芬本人。令人驚訝的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斯蒂芬的健康狀況依然良好。他仍被認為患有多發性骨髓瘤，但是他的預後已經顯著超出了預期。致命癌症的突然緩解無疑改變了疾病進程，以及斯蒂芬的生命。

我給著名的量子物理學家亨利·斯塔普寫了一封郵件，隨信附上了病例的詳細介紹，以期斯塔普博士能夠從量子力學的角度給我一些啟發。斯蒂芬·鄧菲是否以某種方式成為自己身體狀態的“觀察者”，從而使他體內的亞原子粒子改變了自己的行為？

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科學家，斯塔普博士最初的回覆帶著得體而謹慎的質疑。他好奇是否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暗示這個病例也許具有更簡單的解釋。他的基本觀點是：“聽見蹄聲時，先考慮馬匹，而非斑馬。”

出人意料的是，斯塔普博士後來再次寫來了郵件。他更加全面地評估了這一病例，深思熟慮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根據他的理解，量子力學完全支持精神影響身體健康，甚至影響周圍世界構建的理論。斯塔普博士承認，儘管他是一位物理學家，他的第一反應也是否定這一想法。量子物理學提出的問題過於宏大深刻，令人不安，但我們應該直面這些想法，而非迴避。當然，我十分同意我們交流結束時斯塔普博士的最終結論：我們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我們還沒有找到在亞原子以上尺度驗證觀察者效應的方法，但是到目前為止，進行中的實驗仍舊支持量子力學的最初發現。這些實驗不僅僅是理論，而是無可辯駁的事實。我們的文明將會繼續迎接下一次進步，它給醫學及其他領域帶來的啟示可能顛覆我們對於治癒的定義與起源的看法。如果我們所見所感的世界真的是由量子力學法則驅動的，我們需要開始思考，信仰、信念和感知能對我們所以為的客觀現實產生多大規模的影響。如果觀察者能在亞原子級別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那麼很有可能，你，作為你自己的身體與生命歷程的觀察者，也會對你自身的每一個細胞產生類似的影響。我懷疑那些歷盡艱辛與努力、改變了感知與信念的病人們會持續為我們揭示其中奧秘，引領我們找到答案。

沿著這一思路，我還有最後一個重要的想法。從我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我發覺影響身體健康與治癒能力的並非是我們選擇去相信什麼，而是我們習慣於相信什麼。後者難以被覺察，更難以被改變。它藏匿在黑暗中，很多時候，我們自身都對它一無所知。它被稱為潛意識信仰，而每個人都有潛意識信仰。

更深層的信仰

還有一個關於安慰劑的驚人真相：即使你不相信它，它也可能有效。

在經典安慰劑對照實驗中，被試參與者僅知道他們有可能會服用安慰劑而非真正的藥物。而在一系列變體研究中，研究人員則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參與者他們一定會接受安慰劑治療，然而參與者的健康狀況依然會得到顯著改善。

什麼？我曾以為安慰劑療法的根源是信念，這一發現讓我陷入了迷茫。如果安慰劑是因為信念才發生作用，那為何明知自己服用了安慰劑的患者仍然能夠從中獲益？這是否意味著信念並非治癒的重要影響因素？

我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信念的含義。信念這個詞通常指的是思想和決策，是意識的運作方式。但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我清晰地知道信念可以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和等級。有些信念是人們能夠自行決定的，比如誰都可以通過主動相信某些事情來定義自己的身份，決定對待人生的態度，有些信念蹤跡飄忽，還有的信念根深蒂固，在一個人年幼的時候就被不知不覺地刻進了腦海。每個人都是複雜的信念集合體，父母、師長、朋友和遊樂園的同齡人都影響著我們的信念，對或愉快或痛苦的各樣經歷的解讀方式也影響著我們的信念。然而，這些信念幾乎沒有被仔細考量過。

人類有一種重要特質，就是無法辨識自己的真正信念。哲學家保羅·提裡奇曾說，每個人都有一項終極關切，人們會圍繞它度過一生。作為精神科醫生，我發現人們真正的終極關切往往與其篤信的不同。比如，一個人認為自己最在意家庭責任，但深入觀察就會發現他最在意的其實是財產安全、維持體面或者得到父母的認可。是的，人類是複雜的生物，我們並不擅長看清自己的真實想法。

有研究人員認為，安慰劑效應的某些特質涉及更基礎的信念體系，一種在很久之前就被寫進頭腦和身體中的體系。它與“關心行為”有關。一個人即使知道自己吃下的是安慰劑藥片——藥片裡的化學物質沒有幫助，服藥後還是會好轉，這是為什麼？因為他感覺自己被人關心了。人們習慣於將特定體驗與治癒和恢復聯繫起來，這種體驗可能是穿著白大褂的醫生在分發藥片，可能是醫生辦公室裡消毒酒精的氣味，也可能是躺在檢查床嘩啦作響的乾淨墊紙上。人們的大腦知道，從邏輯上講吞入體內的藥片是無效的，但是更深層的潛意識感覺得到了關懷，所以身體做出了響應。邁克爾·波蘭尼是一位有化學家背景的哲學家，他稱這種現象為“隱性知識”。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不同。如果顯性知識是你向人解釋更換自行車鏈條的方法，那麼隱性知識就是你騎上車離開了。你不需要思考如何騎車——只要去做就可以。

從我與帕特里夏·凱恩的對話起始，她就在強調，早年見證了妹妹脊髓灰質炎的康復後，她就一直知道任何時候都要心懷希望。她的話讓我回憶起了自己的童年。我的成長環境僵化而教條，隨著逐漸長大，我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多，也漸漸遠離了家庭給我的信仰，轉而投入科學的懷抱。我曾認為信仰是阻止我看清世界的障礙，但現在意識到，信仰本身並不是天生有害或有益的，你信仰什麼才是重點。我並不是在說你以為自己信仰什麼，而是在說潛意識的信仰。也許我們的身體與其中的每個細胞都具有自己的“信仰”。

醫學界對所謂安慰劑效應的廣度和深度仍然沒有清晰的瞭解，但我長期以來的研究表明，有時候安慰劑效應的影響遠超我的想象。當然，有時人們感覺好轉只是因為期待好轉，感知和體驗在大腦中相互作用的方式令人著迷。但有些時候並不僅僅如此。我們應該知曉並關注這些特殊情況的存在，因為其中正埋藏著下一次科學發現的寶藏。信念導致身體生理變化的故事一再上演，而我長期研究的自發緩解無疑是這些故事的高發之地。也許那些案例中的人們更習慣於接納被醫治的信念，或者能夠重建自己的基礎信仰體系，重塑自己的核心信念與身體。

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所有人都具有自己尚未察覺的基礎核心信念，它們或許決定了康復能力。但是要如何發現並釐清那些可能限制我們康復，甚至帶來傷害的信念呢？

有人會把信仰體系與神（不管我們信不信神、信什麼神）和世界的運作方式聯繫起來，但對於自發緩解的信仰並非如此——你不需要進行什麼禱告，甚至不需要是它的“信徒”。我們討論的是更深層，甚至潛意識的東西，是你對生命、自我、宇宙、周圍人群在意識和潛意識中的真正看法，是你篤信的可能與不可能。從塑造了所有其他表面信仰的深處根源來看，你認為自己的價值是什麼？展現宇宙的仁慈或殘酷嗎？你重要嗎？你的生命重要嗎？當談及信念在治癒中的角色時，最重要的問題可能是：你認為自己是誰？

第九章　修復自我認同

悔恨來源於被錯過的生活，與被忽略的自我。

——歐內斯特·貝克爾，美國人類學家

2015年的一天，我把麥克風別在翻領上，西裝下穿著薄汗衫，正準備走上TEDx新貝德福德的舞臺告訴在座的科學家、學者和其他領域的佼佼者們，自發緩解是一個值得被開啟的黑匣子。

當有機會進行宣講時，我遲疑了。人們準備好接受這件事了嗎？這些案例會不會像之前的無數次一樣被忽略？重點是，此刻我到底有哪些可以與世界分享的知識？

坐下來梳理思路時我才發覺自己已經瞭解了很多。我知道自發緩解很重要，我們卻沒有用正確的方式思考或剖析它；我知道許多因素綜合起來讓它成為可能——從營養物質到情緒營養，再到人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世界、如何與他人聯結，也許最重要的是人們的信念。我還知道，從絕症下倖存的人們在這些方面做出了重大甚至顛覆性的改變。

在將12年的研究成果濃縮進18分鐘的過程中，我逐漸看清了整個圖景：我從哪裡出發、現在身在何處、下一步將去往何方。我為這場演講準備了很長時間，在車裡、電梯裡、辦公室裡不停練習，將整個講稿背了下來，並不斷提醒自己語速要慢一些。主持人宣佈了我的名字，然後是簡短的介紹。掌聲響起。我走上舞臺，走到了炫目的聚光燈下。

“當我們談起某人從絕症中倖存了，這意味著什麼？”我開始了演講，“他們被告知自己要死了。但是預計的死亡時間來到眼前，又被甩在了身後……然後，人們突然發現，疾病消失了。醫學把這種現象稱為個例，不是嗎？”

我大致介紹了一些與自發緩解相關的重要概念——崎嶇的醫學探索之路，銀色子彈的侷限性，亟待關注的案例。接著，我說出了希望傳遞給觀眾們的核心信息：

“遇到醫學問題時，你會去看醫生；遇到心理問題時，你會去看心理治療師。這是西方文化的精華所在，它能夠識別差異，化整為零，逐個分析。然而在東方文化框架中，身體與精神之間並沒有截然的區分，東方醫學用平衡身體能量體系的方式，同時治療生理疾病與心理疾病。在嘗試理解那些自發緩解的案例傳遞著什麼信息時，我想起了一個觀點：身體是更深層的精神試圖習得的事物的象徵。我開始懷疑，這些案例中的病人們是否突破了通向更深層精神的感知屏障，最終被引領向了治癒與健康。”

沒錯，這就是下一個重要問題！TEDx舞臺上的工作總結讓我清晰地看到下一段征程。一直以來，在一個又一個案例中尋找規律與線索時，總有一個明顯的根本性矛盾困擾著我：人們做出的這些巨大而徹底的改變——飲食、運動、思維、工作、生活與愛——無疑是治癒的關鍵，這已經代表了生命中所有可能被改變或修復的因素。但不知為什麼，這些因素加起來仍無法得到答案，還缺了什麼東西。一個人可能做完所有這些事情後仍然無法康復，也可能忽略其中某些，甚至大多數改變，卻仍然康復。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如何才能把我收集到的經驗傳遞給更多人，幫助他們繪製一張路線圖，用最短路徑貫穿營養、生活方式、壓力與愛，指引人們走向康復。但是我很快就發現，自發緩解不是這樣運作的。我當然能從不同的案例中總結出重要的共性因子和重複規律，但矛盾同樣繁多。我努力進行的一系列推理——從飲食，到炎症反應，再到戰鬥或逃跑反應——並不能完美地相互兼容。我試圖像解數學方程一樣找出未知數的值，但這不是一個線性問題。正確飲食加上墜入愛河並不一定意味著健康狀況的提升，在醫學的世界裡，一加一不一定永遠等於二。

雖然我十分想要創作出一本幫助他人治癒自己的指導手冊，但顯然，自發緩解並不是一系列等待打鉤的複選框：吃素，運動，冥想，愛自己的家人與朋友……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有多少人完成了所有要求，做對了每一件事，卻仍然患上了疾病？嚴格、完美地遵守規則並不一定指向好的結果，有時僵化的模仿可能適得其反。

在研究之初，我關注的是最明顯的因素：人們把什麼放進餐盤，如何生活，如何管理壓力。但我逐漸意識到，變化是由一些根源性的因素帶來的。這很難描述，因為我們沒有描述它的標準語言，也因為許多人仍沒有在意識層面發覺它的存在。我想起了克萊爾說的認識自己，想起了帕特里夏說她必須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觀察和體驗自我；我一直在尋找足以導致疾病意外消失的重大改變，猜想它可能是飲食、日常習慣、社會關係或自己的信仰，但是現在，我懷疑最重大最關鍵的改變可能是自我認同。

開始的時候，由於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己獨特的自我認同，我忽略了他們之間的這一共同點。現在，相似之處終於開始浮出水面。每個人都提到了自我發現、自我重新評估的過程，這些過程或多或少為其他治癒通路做好了鋪墊。這裡的“其他治癒通路”指的是我所聚焦的因素——調理身體、改變與壓力的關係、培養愛與情感聯結，等等。或許，就像藝術家會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描繪同樣的風景，絕症倖存者們在用各不相同的語言描述同一件事。我曾經錯過了這個就在我眼前的東西，但現在，我終於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了——難以理解與描述的、非常個體化的轉變過程。它是一種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方式，它讓一切改變——飲食、壓力、愛與聯結——成為可能。

完美病例

TED演講後，應接不暇的電話與電子郵件紛至沓來。我試圖及時跟進這些信息，壓力飆升。多諷刺啊，我想，我關於壓力如何能殺死我們的研究馬上就要殺死我了。

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的聲音不斷湧現，人們爭相講述著自己突然間康復的故事。我想要調查每一個故事，挖掘它們背後的信息，但故事實在太多，我被淹沒了。為了篩選每一例湧入的案例，我大概需要一整支由研究者和採訪者組成的團隊。以及，我現在雖然可以為相關研究找到合理的落腳點，但沒有精力去組織這樣的大型研究項目。醫學界終於開始考慮自發緩解案例可能帶來的經驗，但大門只是開啟了一道小縫，我還無法說服任何人為相關的縱向研究提供資金支持。我仍需獨自前行，利用已有的資源儘自己所能。我的資源有：一個人，一張桌子，大約1000封電子郵件。

我想出了一個快速識別有效案例的郵件分選流程。第一步，案例必須是真正的絕症，具有明確的診斷和康復的書面記錄，並且沒有任何原因能夠解釋，這是初步篩選的條件。一旦通過了第一道篩選，我會從其他幾方面對案例進行進一步評估，其中一項就是疾病類型。出於各種原因，有的疾病天然就比其他疾病容易對付。還有些疾病罕見，記錄不多，醫學界對其知之甚少：不知道這些疾病的表現形式，也不知道該在何時把它們看作絕症。

一天早晨，我上班遲到了，匆匆忙忙打開電腦，翻閱電子郵件，尋找需要在查房前處理的緊急事項。米拉·邦內爾的郵件就躺在其中，主題是“經歷了自發緩解的患者米拉·邦內爾”。我無意識地點開了郵件，本想著把它歸入後續再跟進的可能案例中，但10分鐘之後，我仍然坐在電腦前反覆閱讀著米拉的文字，外套都沒來得及脫。它完美符合我對自發緩解案例的所有要求：絕症，由世界一流醫療機構知名醫生診治，有全面詳細的診斷記錄。診斷和康復的記錄都很清晰，其中包括掃描、病理診斷報告、醫生的手術記錄——包括一切。米拉自稱“左利腦分析型人格”和“硬核數據極客”，她在郵件裡清晰準確地描述了自己的經歷，其中的一段信息特別吸引了我的注意。米拉寫道，她相信自己的痊癒和她“改變與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密切相關。

改變自己與自己的關係，這一想法宏大、深刻卻又模糊。實踐中它到底意味著什麼？它真的能促進治癒嗎？這就是我想和米拉探討的東西，如果她願意的話。

米拉很快同意了我繼續溝通的請求。我們通信的過程中，更多故事細節逐漸明晰起來。當我終於與米拉見面，她握緊我的手，露出燦爛的笑容時，我完全理解了她能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健康地呼吸、生活是多麼難能可貴。

沒空生病

米拉在一次重要的工作談判期間注意到自己脖子上長出了一個隆起。那時她是個工作狂，在一家大型公司從事軟件銷售工作，負責主導一項合同談判。這筆交易合作期長達數年，價值數億美元，非常重要，米拉責任重大。交易談判需要花費數月時間，米拉全身心投入了進去，加班加點地完成著任務。

那時米拉40歲出頭，是一位積極活躍、胸懷抱負的獨立女性。她住在聖路易斯郊區的林蔭小鎮，周邊環境很不錯。她的男友住在隔壁，晚上兩人會一起做飯、聊天。他們倆在一起已經10年了，卻仍然沒有結婚，也沒有同居——他們喜歡擁有自己的獨立空間。米拉每天都會帶著寵物狗去狗公園散步，她也曾為這座公園的建立做出過貢獻。米拉熱衷於普拉提和瑜伽，外表看起來十分健康。但是，表面之下，視線之外，暗湧不斷。

小時候，米拉因為蜱蟲叮咬發過熱，耳後的淋巴結也腫了。可醫生說這是被蜱蟲叮咬後的正常反應，沒有建議任何治療。米拉的母親是一位頗具天賦的舞者和鋼琴家，但她放棄了職業追求，留在家裡專心撫養孩子。米拉的父親整日在外奔波，努力在公司裡向上攀爬。米拉的父母觀念偏向保守，對孩子們的要求也很嚴格，米拉的成長過程讓她相信，任何背離傳統的行為都是災難性的罪孽。如果遵循傳統，來世也可以與家人團聚；如果違背傳統，會被永世逐出家門，與家人分離。

米拉的姐姐們似乎可以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她們溫順善良，雖然具有音樂天賦，卻都像母親一樣拋棄了事業追求，安心在家撫養後代。但是米拉要更叛逆一些。

“我不喜歡別人安排我的人生。我告訴父母，長大後我永遠不會結婚。我要追求事業，每年要掙很多錢。”米拉笑著說，“他們只是翻了個白眼。但是我已經下定決心，永遠不會依賴別人。”

米拉第一次出逃是14歲。她結交了許多年紀比她大、有車、居住在公寓裡的朋友。米拉頭腦靈活，又勤奮努力，會做些雜活兒來養活自己。後來米拉懷孕了，每個人都勸她把嬰兒送給別人收養，但她拒絕了：“所有人都告訴我不能留著這個孩子，這對孩子不公平。但是如果有人在我面前立下規矩，我就要打破它。我一直如此。”

16歲時，米拉跟很多同齡人一起參加了駕照考試。那時她已經有8個月的身孕了，但覺得自己不能被懷孕阻礙。後來她拿到了普通教育發展證書，一邊做全職工作一邊學習大學課程。米拉很努力，工作也在逐漸變好。20歲出頭的時候，她得到一份需要長時間出差的工作。兒子年紀還小，家裡人都在幫忙，但是米拉有些矛盾：家人在以撫養她的方式撫養她的兒子，米拉擔心這會讓孩子對她的生活方式產生異樣的看法。然而米拉沒有選擇，她精力有限，無法獨自撫養兒子。此外，她的身體似乎也不太好。她年輕、有追求、外表看起來十分健康，可為什麼總是覺得疲憊不堪？生活中的艱辛好像比想象的還要多。

米拉將自己的20歲至30歲稱為“筋疲力盡的10年”，30歲至40歲稱為“痛苦的10年”，關節痛、肌肉痛、神經痛似乎沒有緣由地在她的身體中肆意遊蕩，導致了許多症狀。米拉見了一位又一位醫生，終於在40歲那年得到了診斷——慢性萊姆病，根源是那次從未得到治療的蜱蟲叮咬。這時，她已經在一家軟件公司擔任重要職務了，正在管理一項價值數億美元的合同談判，並準備在接下來的8到10個月裡進行一項新的商業談判。這些都要花費很長時間，米拉沒空生病。

醫生給米拉置入了用於持續給藥的外週中心靜脈導管，期望用強大的抗生素徹底清除她體內的感染。中心導管從米拉左手肘內側向上幾英寸的位置進入體內，沿著逐漸變粗的靜脈抵達心臟上腔附近。米拉用肉色的綁帶將留在體外的PICC管線纏繞在手臂內側，隱藏在襯衣的袖子下。她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生病了，因為生病就意味著虛弱與失敗。交易談判變得膠著，米拉的工作時間延長到了每天14小時，接著是16小時。她會溜出辦公室，坐進停車場的車裡，在後視鏡上掛上輸液袋，開始給自己輸液。

一開始，脖子上的腫塊並沒有引起米拉的注意。醫生說那很有可能是萊姆病導致的，會隨著抗生素治療的進行而消失。米拉知道那是淋巴結，它們藏在皮膚下，環繞著脖子，好像一串珍珠項鍊。醫生用手指在腫塊上滑動著，說：“感覺不像腫瘤。”然而，腫塊沒有縮小，反而變大了，這讓米拉十分沮喪，因為她現在沒有時間處理這種事。經過這麼多年與疾病的鬥爭，米拉開始疑惑：為什麼是我？她的生活習慣看起來還好：雖然常常會站著對付一頓或邊工作邊吃飯，但總體來說飲食比較健康；她積極健身，會在上班前擠出時間參加普拉提課或在家裡的健身房鍛鍊；當然，有時她要一邊喝咖啡一邊熬通宵以完成工作，但是這就是生活，其他人偶爾也要這麼做。她和別人沒有什麼區別，所以理論上應該擁有完全健康的身體才對。米拉覺得，雖然自己很拼命，但比大多數人活得都健康，為什麼疾病會找上門來呢？

米拉性格叛逆，拒絕向自己的身體投降——她要先完成這次交易，然後再關心自己的健康。她劃分好了優先級，顯然，工作的優先級更高。身體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她不可能每次都停下手頭的事情。

米拉開始用頭髮遮掩腫塊，但腫塊已經到了無法掩飾的地步。她和一位男性交易員共事，兩人不太熟，只是同事而已。但是有一天，這位同事把椅子拉到米拉身邊，直視著她問：“你脖子上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米拉試圖用“哦，沒事”來搪塞過去，但同事打斷了她：“我只是想告訴你，它每星期都在變大。每次我過來的時候它都在長大。你必須做點什麼。”

交易在3月31日結束，米拉4月1日做了活檢。兩天之後的深夜，她的電話響了。

“你明天會接到一個電話，我希望你做好準備。”醫生的聲音從另一邊傳來，“會有一些挺嚇人的結果，我建議你立刻預約，別等到下週一。”

米拉平靜地聽完醫生的話。掛斷電話後，她沉默地坐在那兒，有些發矇，接著打電話給了隔壁的男友，哭著重複了醫生剛剛說的一切。30秒後，男友衝進了米拉的廚房，單膝跪地，請求米拉嫁給他。

“你在逗我嗎？”米拉哭喊著，“你現在搞這個？”

她一邊把男友從地上拽起來，一邊拼命搖頭。不，不，不。雖然米拉還沒有完全消化這個消息，但是從男友的眼神中，她知道事情很糟糕。她想把時鐘撥回去，重新放鬆發條，回到過去。

“什麼都沒發生！你剛剛什麼都沒做！”米拉繼續哭喊，思緒亂作一團。她想要相信自己正從一個可怕的噩夢中醒來，但是醫生的話在耳邊迴盪著——轉移性黑色素瘤。

名叫“梅爾”的腫瘤

每天，身體各處都可能有正常細胞突變成癌細胞，這種突變會隨時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你照常生活著，煮了咖啡，開車去上班，完全沒有察覺到有細胞正在突變。但是免疫系統發現了。它會在突變的位置做好標記，派遣另一隊細胞把突變的細胞吞噬銷燬，清理出體外。再見吧，腫瘤！你做了晚飯，上床睡覺，毫無覺知。免疫系統會在腫瘤站穩腳跟、成為人行道裂隙中蔓延的雜草之前就將它清除出去。但衰弱的免疫系統就是人行道上的裂隙，它會放任種子生長，讓雜草的根系插進土壤，四處蔓延。低效的自然殺傷細胞和淋巴細胞可能錯失突變的信號，導致腫瘤飛快增殖。

黑色素瘤通常起始於皮膚，某個皮膚細胞的突變可能成為腫瘤的原發位點。你也許會注意到皮膚的異常病變，或外觀突然改變，或有一顆痣開始流血。如果說黑色素瘤有什麼“好處”，那就是它會宣揚自己的存在。有些癌症之所以致命只是因為它們並不會給出任何提示，比如當胰腺癌或結腸癌患者出現症狀時，癌症往往已經發展到晚期，很難治療，也更易致死。黑色素瘤通常更早被發現，因此患者存活率更高。但是如果原發位點沒被發現，或者腫瘤已經開始轉移——從原發灶脫離、在身體中四處遊走——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轉移性黑色素瘤是Ⅳ期癌症，意思是晚期癌症。

醫生嘗試尋找米拉的原發灶，但一無所獲。米拉搜尋著自己的記憶——也許是去年，頭皮上那個花了一段時間才癒合的瘌痢。當時，米拉以為自己不過是在哪裡磕碰了一下而已。它可能是原發灶嗎？沒人知道。

具有未知原發灶的轉移性黑色素瘤較為罕見，研究不多，結局不明。但一般來說，這不是什麼好兆頭。患有這種疾病的人預期壽命很低，中位生存期約為10個月。如果可以手術，情況會有所改善，五年生存率能夠猛增到30%以上，這也表明醫學界在治療和控制癌症方面已經取得了非凡的進步。但要注意，我說的是生存率問題，討論的是在特定時間後仍然有多少患者存活，而非疾病的緩解。一個人可以帶著黑色素瘤生存幾個月甚至幾年，然而一旦它開始轉移，就可以認為它不可治癒了。整體來看，轉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能在8%到18%之間。如果不做手術，這個數字還會下降。

米拉的醫生說，黑色素瘤是那種“一小點就能要命的癌症”。更糟糕的是，米拉的腫瘤無法通過手術切除。腫瘤與米拉的淋巴結糾纏在一起，個頭很大，導致右頸動脈移位。根據醫生在米拉檔案中的記錄，右頸內靜脈受到嚴重壓迫，管腔變窄。頸動脈和頸內靜脈是運送血液進出大腦的主要血管。狹小的脖頸空間裡充滿著重要結構，包括讓食物進入胃部的結構、讓血液進出大腦的結構、讓空氣進出身體的結構，還有支持和轉動頭部的肌肉、向身體發送進行一切動作指令的神經。米拉的腫瘤和這些結構纏繞在一起，無法被移除。腫瘤科醫生趴在CAT掃描結果上仔仔細細地打量著腫瘤，說它“複雜得很有美感”。米拉就坐在旁邊，十分震驚，甚至感覺有點生氣。

“能有什麼美感？那東西要殺了我！”米拉這樣對我說。

但隨後，凝視著那幅影像，米拉好像突然與它剝離了——那不再是她自己的身體，只是牆上被點亮的圖畫——她感受到了它的美麗。腫瘤的尺寸驚人，非同尋常，填滿了脖子，身體卻仍然能夠工作，這著實令人讚歎不已。

這腫瘤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醫生們決定給它起個名字——梅爾。

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梅爾給維持米拉生命的血管和食管造成了壓力。即使無法完全清除腫瘤，一位醫生也想嘗試立即手術，來減輕脖子裡重要結構承受的負擔，爭取給米拉多留下一點時間。另一位醫生認為應該先借助化療讓腫瘤縮小一點，再考慮後續步驟。每個人都查看過米拉的掃描結果，醫生、護士、技術員，每個人都感到震驚且恐懼。

一位護士來找米拉：“我們都想要弄明白你是怎麼呼吸的。你能呼吸嗎？”

在那一刻，米拉突然發現自己無法呼吸了。

幾個月來，米拉一直在告訴自己脖子上的腫脹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完成交易工作後就會立刻去處理它，就像處理其他一切事情一樣。但現在，她的腦海中滿是壓迫著她的食管、“複雜得很有美感”的腫瘤影像，護士的問題“你能呼吸嗎”也不停在她耳邊迴響，這些都削弱了她抵禦腫瘤影響的精神力量。她掙扎著想要呼吸，護士們圍作一團上來幫忙，放平了病床讓米拉向後躺下，然後把氧氣面罩扣到了她的臉上。米拉艱難地消化著這個信息——她不會從這種癌症中康復了。

我看過米拉的掃描結果。打開那幅填滿了計算機屏幕的CAT掃描圖像時，我瞬間明白了為什麼這個腫瘤會有名字。我還可以看到，那個巨大的腫瘤之外還有轉移灶的形成，這基本上宣告了無法治癒。患有這個階段的癌症，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為6個月到12個月，治療只是姑息性的。

最終制訂的治療計劃是一系列概率的賭博。米拉的基因有50%的概率適用於醫生們想要使用的藥物；如果成功通過了第一步，她還有50%的概率能夠忍受這種強效但也有強不良反應的藥物，許多人都沒辦法堅持下來；再之後，如果跨過了前兩道障礙，化療有50%的概率讓腫瘤縮小30%，這是手術切除腫瘤的最低要求。腫瘤科醫生十分坦率，他表明藥物有效的概率是5%，只產生一丁點效果也算。

至少第一次擲硬幣米拉賭贏了，她的基因適合這種藥物。

當沒有人期待漫長的治療會帶來轉機時，很難評價什麼樣的計劃才是有希望的計劃。人們只是期望再延長一點壽命，或者提升最後一點時間內的生活質量。治療術語像是一種新的語言，一次在與醫生交談時米拉用了“治癒”一詞，醫生立刻制止了她。

“在這種病上我們不會說‘治癒’，我們說‘控制疾病進程’。”醫生溫柔地說。

現實的診斷就像是無底深淵，讓米拉一步步沉淪了。問題不是癌症是否會殺死她，而是何時。

真有點超現實。米拉想。上一分鐘還坐在辦公桌前，趕著完成那份認為無比重要的交易，下一分鐘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準備向近在眼前的死亡投降。米拉想：我是個聰明人，怎麼就讓這麼個東西在脖子上長了這麼久，還什麼都沒有做？米拉滿心悔恨，同時，她有點懷疑這場疾病是在傳達什麼信息。

“好像我的身體在說，這麼多年來你像對待垃圾一樣對待我，咖啡因、熬夜、胡吃海喝……也許這場癌症是身體在對我說，去你的吧，我不幹了。”

藥物治療自五月份開始，這正是粉白色的山茱萸花開遍聖路易斯的季節。然而，米拉的身體每天要被大量具有細胞毒性的藥物淹沒，她感到噁心、口渴和無盡的疲倦。

“為什麼是我？”米拉說，“我確實有點特立獨行，但絕對是個好人。我體貼善良，會優先考慮他人。如果路邊有一隻死掉的動物，情況允許的話，我會停下來將它埋葬。我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是個好人。為什麼上帝要這樣對待我？”

米拉陷入了一段黑暗時期，堅信這場疾病是對她早年離經叛道的懲罰。她覺得自己一直是壞孩子和糟糕榜樣：一次又一次違背了家人的意願，不願接受任何家人所希望的東西，甚至十幾歲的時候就非婚生子。她懼怕，懼怕死後的孤獨，與所愛之人隔絕。

收到診斷前，米拉似乎擁有無限的時間。時間就像大海，舀起一桶水，還有那麼多。米拉一直依賴著這片遼闊的海洋，未來隨著海水一路延伸到天邊。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米拉的兒子已經從牙科專業畢業，在美國另一邊的某個城市實習，還結了婚。這些年來，米拉在工作上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既為了給兒子一個單身花季母親似乎不可能提供的生活，也為了證明別人對她的看法都錯了。可突然之間，未來就變得有限了，她曾為之傾注了心血的工作似乎也不再重要。她曾最優先考慮的東西現在變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這真有些諷刺。

米拉說：“最令我難受的是，我沒時間重寫了。”

重寫？

“我的人生故事。我告訴自己我是誰的故事。全錯了。沒時間修正了。”

你的故事十分重要

我將自發緩解稱為醫學領域尚未被開啟的黑匣子。在飛機上，數據會在飛行過程中流入黑匣子，並被編碼存儲。如果出現意外導致飛機失事，調查人員可以從黑匣子中提取關鍵信息，分析可能發生的情況。

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黑匣子，記錄著我們一生中發生的所有事情：記憶，舊情緒，烙印在我們的靈魂和細胞上的創傷與失去，無法被短暫冥想和生活環境變化所撼動的頑固壓力與焦慮，如同安全毯一樣被我們牢牢抓在懷裡的悲傷和怨恨，成長初期被記錄下來的關於自身的認識——我們是誰、有什麼能力、應該得到什麼、不應該得到什麼。就像醫學界迴避自發緩解的黑匣子一樣，大多數人也會迴避自己的黑匣子，完全不去探究對自身、對世界、對萬物的潛意識。

這裡的“黑匣子”不是個比喻，它真實存在。

更科學的術語是默認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簡稱DMN）。簡單地說，默認模式網絡就是一些大腦區域的鬆散連接，既包括大腦深處的舊結構，也包括大腦皮層上較新的結構。進行某些類型的思考時，這些結構會被激活點亮。之所以用“點亮”這個詞來描述，是因為它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fMRI）上看起來就是這樣——那片區域會在銀灰色的背景中發出光亮，就像風吹過餘燼後有星點火光亮起。

什麼點亮了默認模式網絡？白日夢，思考人際關係，在社交網絡上被點贊，記住過去，暢想未來，反思或覺察自己的情緒……基本上，在不關注外界元素、轉向內省模式時，默認模式網絡最為活躍。它渴望表達，渴望幫助我們撰寫關於自己的故事，將過去、現在和未來可能發生的情節串聯起來。

我們會用自己的方式解讀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件，根據自己的感知方法將它們記錄下來。重溫大腦中的某些事件時（我們每個人都會回想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負面或情感衝擊強烈的事情），默認模式網絡會反覆激活同一種模式，在神經通路中留下越來越深的溝槽。小時候你在課桌上寫過字嗎？我仍然記得那些淡棕色木頭做成的桌子，以及開始寫字時鉛筆尖從光滑的桌面上劃過的景象。當我一直描畫同一條線，凹槽就會加深，然後永遠留在那裡。很快，我就只能不停重描那些相同的線條了，線條會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黑。當我們一遍遍回想那些創傷、壓力、悲傷的記憶，一遍遍讓各種信念敘述“我是誰”，大腦的默認模式網絡也發生著與在課桌上寫字類似的事情。

默認模式網絡是神經科學中一個較新的概念，到底哪些大腦區域組成了這一模糊卻十分重要的大腦系統仍無定論。一般認為，默認模式網絡的定義需要包括前額葉皮層（計劃、決策和行為調節的場所），扣帶狀皮層（邊緣系統的一部分，負責情緒和記憶形成），以及下頂葉（負責解釋那些形成的情緒並處理語言和感官信息）。所有這些共同形成了外部觀察者稱為“個性”、你稱為“自我”的東西。神經科學家將默認模式網絡稱為“自我網絡”，它是自我的神經生物學基礎，是“你是誰”這一問題的答案。

現在，我們需要暫停一下，並指出這並不是你的全部。這很重要。身份不僅僅是默認模式網絡，一個人不可能被一個神經網絡涵蓋。尤其是談及徹底治癒時，我們會發現自我比默認模式網絡還要深層。但默認模式網絡是一個重要的起點，是我們想到自我時習慣於想起的建築藍圖。我們的生活、故事、自我認同、自我感知、應對世界的方式，全都是基於這一藍圖構建的。

那麼，當你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回答建立在消極、狹隘或有害的觀念之上時會發生什麼？這種自我施加的消極或狹隘的信念會如何影響大腦中的化學反應？如何影響應激反應與戰鬥或逃跑反應循環？如何影響細胞與整個身體？如何影響疾病發生概率和從疾病中恢復的能力？這個阻礙人們恢復，甚至導致人們生病的黑匣子裡，到底裝著什麼？

黑匣子的秘密

1985年，由於一位研究者的口誤，一項改變現代醫學格局的新研究出現了。

當時，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凱撒·佩爾曼南特大學的預防醫學系主任文森特·費利蒂想要知道患者為什麼不斷退出他診所的減肥項目。這個診所是預防醫學系最成功的產業之一，但奇怪的是，它的患者流失率高達50%。診所的患者們往往能夠成功減重，穩步朝著既定的減肥目標前進，但突然間，他們會退出並消失。人們到底為什麼在即將實現目標的時候離開呢？

診所裡的一位明星患者在一年內減掉了近300磅的體重，然後突然退出了減肥項目。費利蒂博士對這位患者進行了採訪，但在朗讀提問清單時不小心口誤了。“你第一次性生活時的年齡是？”他以為自己問的是這個問題。患者回答：“40磅。”費利蒂博士有點困惑，怎麼可能這麼輕呢？他又重複了一遍。患者給出了相同答案，然後抽泣起來。

費利蒂突然意識到自己口誤了。他沒有問患者第一次性生活時的年齡，而是問：“第一次性生活時的體重是多少？”患者脫口而出的答案揭示了一個她可能永遠不會在其他場合承認的真相：她小時候曾被性侵過。她的第一次性經歷是4歲，與家庭成員有關。

費利蒂醍醐灌頂。他調整了問題，擴大了談話內容的範圍，很快他就發現，人們退出減肥診所正是因為他們減肥成功了。一位女患者的同事誇讚了她的容貌，並向她發出了約會邀請，這位女患者立刻在三週內又長了40磅。“超重讓我不再顯眼。這就是我想要的。”她說。她也有遭受虐待的經歷。

費利蒂的口誤使他無意間發現了診所患者的秘密。後續研究發現，童年時的性侵經歷與肥胖之間的相關性顯著且普遍。許多人幾乎是故意增加體重，這是他們應對幼兒時期心理創傷的生存策略。因此，費利蒂不能只是專注於設立眼前的減肥計劃，而是要通過時間旅行回到患者的童年時期，治癒那時的創傷，再考慮讓患者減輕並保持體重，重回健康。

費利蒂與一位頂尖流行病學專家理查德·安達合作，將研究範圍擴大到了兒童時期創傷和當前健康狀況的聯繫之上。這項大型縱向研究揭示，這個問題超越了性侵的範疇，也超越了肥胖，它的背後還有太多秘密。

費利蒂和安達確定了10種童年壓力和創傷類型，他們將其稱為不良童年經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兩年間，他們結合體檢與童年經歷採訪的方式篩查了1.7萬名研究參與者，並且發現許多種童年創傷經歷與當前參與者罹患的各類疾病高度相關。虐待、冷暴力、父母亡故、目睹家庭暴力、與患有精神疾病或藥物依賴的監護人一起生活，甚至只是長期被忽視的低水平慢性情緒壓力等，都可能成為肥胖症、糖尿病、癌症、心臟病等疾病的預兆。或者，像端粒專家布萊克本和埃佩爾所說的，導致人們過早進入帶病期。

那麼，這些童年的經歷到底是怎麼在人成年後變為疾病的呢？

乍看之下，不良童年經歷研究表明早年兒童時期的創傷和壓力可能導致致病行為。例如，美國疾控中心這樣解釋不良童年經歷致病的途徑：早年的創傷或慢性壓力可能影響神經發育，成年後，這一影響會表現為人們在面對選擇（包括吃什麼食物、讓何人作為終身伴侶、是否吸菸等）時無法做出理性決定，這將增加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各樣疾病的風險。這些疾病一般被稱為生活方式病，因為它們的發病源頭是人們的生活方式。這項驚人的發現表明生活習慣與人生選擇可以追溯到童年時期，並讓醫學界終於開始改變篩查和治療這些疾病的方法。我說“終於”是因為這一改變花費了很長時間。

費利蒂和安達在1998年首次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這一成果本該使全美國的醫生都警覺起來，重新評估他們的行醫方式。然而，大多數人要麼忽略了這項結果，要麼熟視無睹。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這是大多數人的觀點，他們認為兒童時期的創傷和成年時期的疾病可能只是巧合。但是不良童年經歷研究的設計考慮周全，操作也很縝密，後續還得到了許多其他研究的佐證，因此，我懷疑醫生們拒絕接受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它背後的激烈暗湧：如果相信這個結果，就要被迫徹底改變醫療實踐體系，而我們已經圍繞這一體系建立了整個行業，想要對它進行全面調整，任務似乎過於艱鉅。

“沒有人想知道這些事，但它們是事實。”針對這項開創性研究獲得的負面評價，文森特·費利蒂回應道。

看過美國疾控中心描述的疾病發展路徑——從童年經歷到神經發育問題，再到具有健康風險的行為——你可能覺得：哦，我沒有這些行為，所以不良童年經歷和我沒什麼關係。也許你曾經參加過相關測試，發現自己有一兩項不好的童年經歷，但現在依然保持著健康的生活習慣，這很好，說明你在自己的努力或他人的幫助下學會了調整和應對的方法。然而不幸的是，這並不意味著不良童年經歷不會影響你，因為只有50%的此類疾病能直接歸因於當下的不良行為，另外50%呢？我不得不說，那些壓力和創傷可能已經改變了你的遺傳物質，印刻進了你的身體，導致你容易患上特定疾病，還有可能把這些疾病傾向傳遞給了後代。我們已經知道，有害壓力會改變身體的生化環境，其影響能深入細胞。也就是說，在另外50%的情況下，不良童年經歷導致的並非致病行為，而是疾病本身。

參加了不良童年經歷的測試，並且發現自己沒有類似經歷，這並不代表過去的壓力、創傷、悲傷等沒有在默認模式網絡留下痕跡，它們依然可能影響你現在的健康與痊癒能力。不良童年經歷研究找到了10種會影響健康，甚至導致疾病的創傷類型，這不意味著其他類型的創傷不會對健康產生影響，僅表示我們尚未對其他創傷進行過評估。

至此，在對自發緩解的研究中，我已經走遍了完全被科學證實的領域，必須向著科學指向的未知方向前進。不良童年經歷研究的重點是童年經歷，它證實了童年經歷可以塑造個體健康。但從某個角度講，這項研究只是一個粗糙的工具：它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但沒能把過去的經歷、當前的自我認同和健康之間的故事完全梳理。我不由得好奇，那些我們沒有關注過的、不良童年經歷研究沒有涉及的經歷——比如早年間通過外界信息獲得的對自我價值和缺陷的認識，我們的悲傷和難過，對曾傷害過自己的人的怨恨——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對這些經歷的認識與理解如何在經年累月的時間中改變著我們的身體？如何塑造我們的默認模式網絡、決定我們看待自己與定義自己的方式？

第一次讀到不良童年經歷研究時我十分沮喪。要阻止這些經歷在體內紮根、避免神經發育和生理功能受到影響，最好的治療方法是早期干預。瞭解到這個事實很容易讓人陷入絕望，尤其是當你知道自己的黑匣子裡有很多壞東西的時候。我有。回憶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我想起了那些年復一年充斥著有害壓力的經歷，它們可能導致我更容易患上各類疾病。參加不良童年經歷測試時，我發現自己有7項之多。

7項！

看著這個結果，很難覺得自己不會患病。我現在發覺，父母曾在身體和精神兩個層面對我施加了壓力。每天的生活都像戰爭，我和弟弟們每天捱打。母親會讓我食用腐敗的牛奶和食物，還會通過其他極端情境宣示她對我身體、精神和思想的全面所有權。我現在認為，她自己也有未得到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這可能導致我們之間的關係緊張。母親過去常說，我們的問題開始於我兩歲的時候，她離開了一個週末，再回來時我就不肯在她喚我的名字時上前了。她從未釋懷，我們的關係一直不好。當我長大了一點，她就試圖讓我相信我內心深處蘊藏著邪惡的種子。她幾乎成功了。直到離開那個環境我才知道，如果兒童保護服務中心瞭解我們家當時正在發生什麼，他們會將我和兄弟姐妹們帶離這個家庭。

回想起來，我是兄弟姐妹中被傷害最重的。我的兄弟姐妹現在都被各樣慢性疾病困擾著。從那些絕症倖存者，尤其是本書中記載的驚人案例中，我學到了改變自身命運的關鍵：想要真正治癒靈魂，每個人需要的處方各不相同。對我來說，戰勝童年創傷，確保自己的身體脫離慢性戰鬥或逃跑反應循環，就意味著擺脫不好的默認模式網絡。

獲得新體驗可以幫助我們實現以上需求。離開日常環境、體驗新事物可以讓大腦退出默認模式網絡與習慣行為模式，想要改變思維方式，甚至改變健康狀況，這是一個巨大的機會。退出不好的默認模式網絡，你就有可能創造並強化新的神經通路，從而覆蓋已有神經通路。

“默認模式網絡”一詞聽起來機械呆板，但它比過去常用的“自我”一詞表述更加精準。“自我”在流行文化中的定義十分模糊，它大概是在說個體的身份認同或自我意識——我們如何整合潛意識與意識、體驗衝動或平靜的情緒、決定過上怎樣的生活。當我們談論自我時，其中通常包含了固定或永久性的意味，但事實上自我身份意識靈活多變。使用默認模式網絡這個說法的好處是，它精確地捕捉到了自我身份的含義之一：自我身份是通過可以被編輯重塑的神經突觸與通路實現的，如同一張可以隨著時間變化被編輯重繪的地圖。

擺脫默認模式網絡

人依靠思維模式來生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次開車去雜貨店，你坐進駕駛位後都要重新思考如何使用油門踏板、方向盤、轉向燈……那會是什麼樣的場景？我們能用潛意識處理這些小事，不假思索就可以完成日常行動。我們學著走路、說話、騎車、開車的時候，相應編碼就被寫進了默認模式網絡，這對於生存與正常生活至關重要。

話說回來，駕車橫穿城市時，使用默認模式網絡當然更高效。但如果它會讓人覺得自己殘次破損、一無是處、毫無價值，那使用時還是小心為好。

在日常生活中，依靠默認模式網絡處理例行任務是合理的。但是，讓這些條條框框來定義我們自己是誰並不合理。只有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和了解自己，徹底的改變和康復才有可能發生。也許這就是人類數千年來一直在發明各種儀式性文化行為的原因，從祈禱到冥想，從跳舞到旅行，還有各種藝術，都能夠幫助我們擺脫默認模式網絡。

開始為黑色素瘤化療時，米拉的身體狀態前所未有的糟糕。她每天在床上躺20個小時，卻仍然感覺十分虛弱，連帶狗出去散個步都做不到。她一直在發熱，感覺噁心口渴，每天都要喝大量的水。她的身體痠痛，關節彷彿在燃燒，有時候她都不知道自己是因為發熱在顫抖，還是因為肌肉疼痛在抽搐。米拉還失去了對膀胱的控制，這讓她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失去了意識。奇怪的是，她開始不停做一個同樣的夢，栩栩如生的畫面在眼前閃過——一雙大而溫柔的手出現在她面前。米拉不知道為何會做這種夢，但她認識這雙手，它們傳遞出家的感覺。在某一次夢中，這雙手開始為米拉緩緩翻動一本書，似乎在暗示米拉應該去閱讀它。但米拉並不是很理解書中的內容，而且，本該是圖片的地方只有一片空白。

米拉將這一切歸咎於化療，那些化學藥物可能擾亂了她的睡眠節奏。但她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預感，告訴她需要從這些夢裡學會些東西。它們生動而真實，並不像米拉此前的任何夢境。

有一次，米拉又夢到了那雙大手，它翻動著米拉不理解的活頁樂譜。但這次，一個聲音響起了：“生活就像這些活頁樂譜一樣，它在彈奏華麗的樂章，你的耳朵卻聽不到。”

米拉醒過來，拿過便箋簿，寫下了這句話。後來，她會記下醒來時的所有想法和感受，包括：

●我沒有光滑的邊緣，也不能被放進盒子。

●這是我計劃的一部分。

●目前還不能透露計劃，但要有信心。

●計劃不能在恐懼中披露。

●計劃中沒有圖片，這就是我選擇的呈現方式。

●……

記錄夢境及其意義讓米拉開始以第三人稱視角看待自己，從高處俯瞰自己的人生與她本人。家庭讓米拉總覺得自己“有錯”“不對”或者“不夠好”，然而現在，她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從某個角度講，米拉的人生就像一場表演，她在舞臺上扮演一個角色，一個她與家庭在很久之前就決定了的角色。從一開始米拉的角色就是反叛者。米拉意識到，她並不是自己所以為的壞孩子，只不過是在扮演一個別人交代的角色而已。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正是她的家庭所需要的。她並不完美，卻完美地符合了家庭背景。米拉稱之為“完美的不完美者”。

米拉開始明白，她一直在為別人表演，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自己。雖然看上去獨立又有抱負，但米拉的一生一直在取悅別人——父母、領導、兒子，從未取悅自己。

她說：“不管那些夢境或幻象是什麼，它們都很治癒。我不再覺得自己做錯了，反而意識到自己很完美。我有著完美的缺陷，完美地貼合我的親身經歷。”

同時，米拉也像其他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一樣，做出了重大而艱難的改變——這往往是人們面對絕望診斷時的不自覺選擇。她改變了自己對飲食和營養的看法與攝入方式。化療讓米拉很難進食，所以她把自己的食譜聚焦在了營養密度最高的食物上，並儘可能多地攝入。米拉還意識到，自己需要關注一下如何進食：放慢速度，享受過程，將營養進入體內的流程具象化。米拉還從公司請了假，改變了生活節奏，以此來緩解壓力，逃離慢性的戰鬥或逃跑反應。

這裡，我想說明一些事情。米拉很幸運，她有能力做出請長假的決定——有存款，公司也認可她這些年來辛勤工作的成果，給了她很大的自由度。她剛替公司完成了一個大項目，領導層告訴她想要休息多久都沒關係。我們必須明白，不是每個人都有像米拉這樣的選擇權，對於許多人來說，維持正常生活意味著被困在某些讓治癒自己變得更加艱難的例行事務中。

但是治癒更多關乎內心，而非外部環境。你並非一定要辭職才能改善健康狀況、獲得根本治癒，也不需要擁有很多可支配收入。最富有的人可能罹患最嚴重的疾病，相較之下，貧窮的人也可能經歷驚人的康復。有些康復策略的確有一定的經濟門檻，比如瑜伽、羅爾芬健身法、有機食品，但歸根結底，治癒是不能用錢買來的，世界上沒有銀色子彈，沒有讓健康狀況突然改善的外部力量。當我們總覽自發緩解的全景時，就會發現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獨特的康復之路。

米拉現在認為，那些昂貴的嘗試並不是康復的決定性因素。放假肯定有幫助，它意味著足夠的睡眠、休息與反思。但從根本上講，假期對米拉來說意味著設定界限，讓她有條件拒絕那些不太必要、壓力過大或者牽扯精力過多的事情，不再為錯過會議、不能每時每刻處於工作狀態而心懷愧疚。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意識到自己不欠別人任何東西，唯獨對自己的身體有所虧欠。”

醫生期盼腫瘤縮小30%，這樣就剛好可以手術，但米拉知道這幾乎不可能實現。她還知道，腫瘤再長大一點就可能損傷脖子中的重要結構，所以她開始追蹤梅爾的尺寸變化。米拉本擔心梅爾會長大，但突然之間，梅爾開始迅速縮小。米拉給醫生打電話說，梅爾正以每週半英寸的速度消失，甚至超過了30%的目標後還在縮小。起初醫生並不相信，可親眼見到米拉時，他感到驚訝和茫然。

“一定有很多人為你祈禱。”最後醫生這樣說。沒有其他解釋了。

“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

米拉僅僅是對化療藥物高度敏感嗎？

不同個體對化療的響應各不相同，米拉的響應遠遠超出了這種化療藥物已知的效果範圍，甚至是可以想象到的最誇張的範圍。醫生沒辦法將米拉身上發生的事情歸因於治療。腫瘤像熱爐子上的冰塊一樣融化了，緣由無從知曉。

幾個月之後，梅爾已經縮小到從外部看不到的地步了。米拉的醫療團隊十分震驚，他們好奇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得到答案。

主治醫生按計劃進行了頸部手術，成功從米拉右側的脖子上移除了33個淋巴結。腫瘤通常會通過淋巴系統擴散，所以醫生們往往通過檢查摘除掉的相關淋巴結來評估腫瘤的擴散情況。醫生還想要移除剩餘的腫瘤，但做不到，因為沒有了。病理報告顯示，米拉身上完全沒有疾病痕跡，從腫瘤位置移除的組織上也僅顯示出淡淡的黑色素漩渦，印記著那裡曾經存在的東西。這是一個不可能的結果。梅爾，那個複雜到頗有美感的惡性腫瘤，曾飛快長大、壓迫著米拉頸總動脈的腫瘤，就這麼消失了。

但凡有人問起，米拉都會說，華盛頓大學的醫生們給了她無與倫比的照護。醫生們技術精湛，富有同情心和奉獻精神。米拉一直都在強調感激之情，但同時也訝異，醫生們對那7個月間她所做的事情並不是十分好奇——從確診無法治癒的轉移性癌症，到得到疾病痊癒的診斷，米拉的一些行為可能影響了這次意外康復。醫生們確實對米拉的康復驚詫不已，他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病例報道，還在學術會議上分享了這一案例。現在見到米拉，他們會和她擊掌，稱她為“神奇女俠”。但似乎，醫生們滿足於把米拉的康復當作一個謎團。米拉就是他們所謂的“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從統計角度講，她自成一類，是一個孤零零的數據點。

我們無法確定經歷驚人康復時米拉體內發生了什麼，也沒辦法預知康復是否會發生，所以不能觀測它的發生過程。現在，我們能做的是努力完善拼圖。雖然仍有缺失，但圖案已經逐漸清晰了。

我們知道，像不良童年經歷這樣的創傷體驗，以及其他類型的壓力或負面經歷，都可能成為默認模式網絡（標記一個人侷限性的大腦地圖）的一部分。找到脫離默認模式網絡的途徑不僅能帶來思維方式的轉變，甚至還能帶來人體在化學物質和分子水平上的功能性改變。人無法改寫過去，但能夠改變自己的體驗方式。我們可以選擇讓哪些經歷成為未來默認模式網絡的一部分。

如何做到這一點？從感知開始。

米拉曾告訴我：“感知創造思想，思想創造感受。”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包括我們自身、他人、萬事萬物——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體驗和記憶、對生活的感受，以及最終的生物學響應。這些反應會一直流向人體的每個細胞。我們已經討論過轉變壓力認知（從“威脅壓力”轉向“挑戰壓力”）和這一轉變對人體生物學的影響，這裡我想要闡釋的是更深一層的概念。當你不僅僅改變了對生活壓力的看法，還改變了對生活、生命、根本自我認同的看法時，你的健康狀況可能獲得更大改善。

那麼，如何擺脫舊的默認模式並改變感知？最簡單的方法是從體驗開始。嘗試新事物往往是從嶄新視角看待自己和周圍世界的第一步。打破日常習慣意味著把自己放入新的情境，這是一種挑戰你對自己的假設（包括我是誰、我能做什麼）的很自然的方法。冥想、瑜伽、旅行……都是擺脫默認模式網絡的好方式。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學習新事物、嘗試新體驗和新的思考角度。也許有一千種方法能夠帶來新體驗，然而關鍵並不是“獲得”而是“吸收”，你需要積極利用切合實際的方式讓新體驗中的新真理融入生活。如果沒有按照新的信念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米拉的夢境和新想法只會退卻成模糊的記憶。經歷自發緩解的人們打破了默認模式，擺脫了曾經的侷限，從全新的視角看到了自己、體驗了世界，然後把獲得的新知識融合進了他們的生活與生命之中。

對於米拉來說，夢境催化了這一過程，但這是無法主動控制的，你不能要求自己也做一個這樣啟示性的夢。有些經歷無法強求，也無法被設計，但你可以向自己詢問一些有利於自我評估的問題，比如：我的故事是什麼？我對自己講述的關於我的故事是什麼？別人講述的關於我的故事是什麼？這些故事哪部分是真實的，哪部分是錯誤的？

你也可以對一些可能的體驗保持開放的態度，當機會到來時，儘可能地抓住並充分利用。米拉沒有拒絕潛意識的溝通嘗試。你的潛意識、你的免疫系統有沒有可能曾經嘗試引起你的注意？米拉留心到了，並認真聆聽、汲取了潛意識帶來的信息：她記錄下了那些信息，通過日記梳理了自己的思緒和感受。米拉保持了基本的開放思維，重新反思了對於自身和生活追求的根本看法。

然後，重要的是，米拉把她獲取的經驗應用在了日常生活中。她開始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增進了與伴侶的溝通，併為一直以來由於被工作中的“成就感”綁架而忽視的目標和夢想騰出了更多時間。修復自我認同和對自身的新理解讓米拉重寫了自己的生活規則。她把這段時期稱為“絕對的命運改變期”。

也許經歷了驚人康復的人們成功找到了那些久遠之前形成的自我認同（它們好像是鋼鐵鍛造的，年頭不短了），然後將其熔化重鑄了。這些人的物質組成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他們找到了被埋藏在那些聽來的故事、內心的創傷、揹負的壓力和重擔之下的真正的自我，找到了突破默認模式網絡的方法，得以從全新的視角看待自己、體驗世界。

新版本的我們會怎樣理解世界？我們如何安排事情的輕重緩急、會通過什麼樣的改變減輕壓力、增加快樂？在面對應激激素和這些激素對細胞的可能影響時，嶄新的我們所擁有的軀體將產生哪些化學反應？這個版本的我們如何更好地沉浸在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生活中？

深入探究這些醫生也無法解釋或理解的康復案例時，就會發現自我認同與免疫系統間聯繫密切。也許最終決定身體土壤健康程度的因素是我們是否瞭解最真實的自己——拋開所有你認為自己需要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在表面和麵具之下，在“應該如何”和他人的期待之外自由生活。根植於內心深處、最為核心的自我認同會像漣漪一樣淌過一切，決定了你的想法、感受和看待自己的方式；決定了你是否會為自己留出時間，是否會強迫自己走出戶外進行深呼吸，是否會把最好的食物放進身體；還決定了應激反應出現的時機、頻率和方式，激素釋放的確切水平，以及特定細胞對激素衝擊的響應。

米拉的醫生驚奇地稱米拉是“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從本質上講，這意味著醫生認為米拉獨一無二，與任何人都不一樣，都不是同類。在醫學文獻中，這一術語的解釋是僅有唯一受試的臨床試驗，在這樣的試驗中，任何干預或方法都僅在一位患者身上測試，並且高度個體化，專門為受試患者量身打造。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醫療所能做到的個體化的極致了。也許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像米拉那樣進行自己的“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通過自己的“臨床試驗”找到自己應該做出的改變，然後投入其中。隨著討論的深入，我會介紹具體的實踐方法——如何進行迫在眉睫的、基於個體的健康實驗，也是本書中記錄的絕症倖存者們進行過的實驗。

我們可以藉助本書前幾章講述的步驟幫助身體重獲自然康復的能力——聚焦於免疫系統，增強免疫功能，拒絕炎症性食物，提升高營養密度食物比例，改變壓力應對方式，學習摒棄腦中紛亂、進入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技巧。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些事，它們大有裨益，甚至可能帶領我們像湯姆、朱尼珀和簡那樣，在做出艱難而重大的生活改變後迎來驚人康復。然而，從多年研究中我獲得最大的經驗是，我們需要更加深入，潛入一切的根源追問我們是誰。因為歸根結底，自我認同可能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利用這些學到的工具和方法重歸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恢復和保持健康。

現在米拉不再算是癌症患者了。但是因為結果和預後相差太大，米拉仍然會定期進行腫瘤篩查，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次篩查的時間間隔越來越大：起初是每個月，然後是6個月，後來，米拉終於說服醫生一年進行一次篩查。最終，看著多年乾乾淨淨的檢查結果，腫瘤科醫生詫異地搖了搖頭。

“好吧，”他說，“好像我這輩子確實有了個機會對這種疾病說出‘治癒’這個詞。”

第十章　你不等於你的疾病

每個人都是天才。但是如果你以爬樹能力來評判一條魚，它將終生認為自己是個笨蛋。

——艾爾伯特·愛因斯坦

在下面的圖片裡，你看到了什麼？

你可能看到了一個老婦人，下巴縮在皮草外套裡，裹著白色的頭巾。她有著鉤子一樣的鼻子，小眼睛中流露出悲傷的神情，嘴角向下撇著。但再看一遍，把注意力放在鼻子上，想象它是臉頰的曲線，生氣地扭向一邊。老婦人的眼睛變成了耳朵，嘴巴變成了短項鍊，你現在看到一個年輕女人了嗎？

這幅畫是由一位不知名的畫家在1888年創作的，它被印在明信片上，當作新奇的小玩意兒四處傳播。多年後，一位報紙編輯偶然看到這幅畫，被它吸引了，並將它發佈在了報紙上，題目是“我的妻子與岳母”。編輯在標題中寫道：她們都在畫裡。找到她們！

現在把目光投向1930年。心理學家埃德溫·鮑林看到了這張圖片，把它複用到了自己一篇以“感知”為主題的期刊文章中。鮑林好奇人們為什麼能從這幅圖畫中看到不同人物，以及這樣的視覺轉換是否容易實現。通常來說，人們很難看到感知到的第一印象以外的東西——如果你開始看見的是老婦人，就很難再看見年輕姑娘了。鮑林發現，觀眾需要經歷某種“圖形-背景轉換”來發現就在他們眼前的圖像。在轉換過程中，我們可以讓圖像的某些特徵淡入背景，另一些特徵成為主導。然後，突然間，全新的圖像出現，我們才看到一直就在眼前的東西。

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在改變看待自己的方式時也經歷了類似的轉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一變化非常突然，好像他們一直盯著圖畫，一直看見老婦人，猛地向上一瞥，就看見了少女。上一章中提到的米拉形容這個過程像“面紗被扯下”，突然之間，米拉有生以來第一次清晰地看見了有關自己人生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和她一直以來的想象不太一樣。米拉經歷了劇烈的圖形-背景轉換——同樣的生命歷程，同樣的女人，圖像卻截然不同。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通過圖形-背景轉換來改變看待自我與疾病的方式。對於鮑林的圖畫而言，一旦覺察到了兩種圖案的存在，就能夠很輕易地在兩種圖像間轉換，但永遠不可能同時看到兩個人物。那麼，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病人，你還會看到其他可能嗎？

我在俄亥俄州遇到的年輕腦癱女患者凱倫就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凱倫和她的雙胞胎妹妹自一出生就患有腦癱。這是一種常由子宮內的發育異常或生產時缺氧導致的疾病，會影響人體的肌肉、運動和協調能力。凱倫的腿受到了嚴重影響，無法伸直，走路時腳跟無法觸地。談話時凱倫講到，當她在學校裡把自己緩慢地拉上樓梯時，其他小孩子們會像飛一樣從她身邊經過。當一個孩子無法做到其他所有人都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生活就不會輕鬆愉快。

然而，凱倫慢慢克服了她與生俱來的大部分生理弱點，變成了一個精力充沛的年輕女孩。上一次我見到她的時候，她看起來十分快樂。凱倫報名了理療師課程，嶄新的未來像華麗的地毯一樣從腳下鋪展出去，那是她從未設想過的未來。

談話時，凱倫的雙胞胎妹妹就靜靜坐在一旁的輪椅上。她見證了自己姐姐身體的轉變，卻拒絕去看醫生。她告訴我，她打心底覺得自己缺陷太多，不配得到醫生的注意，並且確信所有嘗試都將失敗。我永遠忘不了這些令我心碎的講述，它也提醒著我，很多人都傾向於相信糟糕的事情。有多少人是這樣生活的？認為自己有某種缺陷，因此不配擁有徹底的痊癒和完美的生活？人要怎麼做，怎麼才能擺脫對自己病態殘缺的印象，看到真正的自己？

感知的力量

我在印第安納州鄉下廣闊的農田中和無邊的藍天下長大，但我的世界狹小侷限，嚴苛的家庭管教，各種規矩與成見束縛著我。我穿著母親手工縫製的衣服，兄弟姐妹們都在家裡剪髮，我們的鄉村口音聽上去奇特而過時，甚至和身邊的人比起來也是如此。我清晰地記得7歲那年的某一天，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爸說話像個鄉巴佬！”我們同樣住在印第安納州最貧窮的縣，但這位朋友仍然認為我的父親——而不是他父親——說話像一個鄉巴佬。然而在我們家，沒人應該關心形象和時尚穿著，我們只應該關心如何恪守傳統。

在發現世界比我知道的更廣大、更遼闊、更美好之後，我就無法繼續待在那個侷促狹小的天地中了。我還意識到，想要實現自己的目標——追求高等教育、獲得高級學位甚至成為醫生，必須做出改變。大學開始之前，我用隱形眼鏡代替了醜陋的塑料框眼鏡，“叛逆”地找理髮師剪了頭髮，還購置了時新服裝。9月的一天，天氣依然悶熱，我走進大學校園，立刻被其中不一樣的氛圍震撼了。我明顯感受到了人們的態度差異，他們接納而非評判我，認為我是他們中的一員而非某種另類。這種解脫感讓我幾乎流淚了，我終於知道自己的內心與其他人並無不同。周圍人們的接納幫助我逐漸找到了看待自己的新方式。

所有人的真實自我和呈現出的形象間都有差異，有時這種差異十分巨大。這一認知對我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幫助。它是我的艱辛童年留下的禮物之一。

人們通常認為在意別人的看法是一件膚淺的事情。無論別人如何看待你，你都應該知道自己的價值所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別人的看法是重要的，它會影響你的感情和事業，甚至也會影響你的康復能力。人都會被他人的看法影響（其實他人的看法可能是我們授意的），如果別人認為你病弱或不健全，你或許也會感覺自己病弱或不健全，從而加固默認模式網絡中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認識。如果你認為自己“病了”，或者被帶著這樣看法的人包圍著，你的康復之路是不是會更艱難、更漫長？

我們已經看到了健康與感知世界之間的交織關係。舉個例子，兩個在紐約中央公園裡相鄰而坐的人，可能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宇宙中。一個人可能因繁忙的交通而心煩意亂，或被頭頂飛速旋轉的直升機槳葉驚嚇，身邊的人個個看起來都威脅重重——他們想幹什麼？而旁邊的另一個人可能注意到完全不同的景象：一位母親溫柔地為嬰兒車中的孩子蓋上毛毯，一對情侶旁若無人地牽手說著情話，紅色和金色的樹葉在陽光中紛紛揚揚地從樹梢落下。兩個不同的世界。如果保持這樣截然相反的感知持續數年，不難想象，兩個人體內的化學和生物反應會有多少差異。

感知甚至影響感官——你嚐到的味道和聽到的聲音。1976年，一位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名為《聽見唇語，看見聲音》的論文，其中指出，我們聽到什麼聲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看到了什麼場景。這就是著名的麥格克效應，以這位研究人員的名字命名。有很多關於麥格克效應的視頻，比如一個男人重複發出“Ba Ba Ba”的聲音，然後又開始重複“Fa Fa Fa”，“F”的發音十分明顯。然而重點是，這兩個音頻其實完全一樣，被重複發出的聲音一直是“Ba Ba Ba”。但是我們看見男人的嘴型做出了“F”音節發音的樣子，所以耳朵就聽見了“F”。我們生造出了一個清脆、清晰、準確無誤的聲音，然而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視線中的盲點也是如此。視神經與視網膜相連的位置沒有視錐和視感細胞，這導致了視線盲點的產生。但是，我們創造出了某種構建在裂隙上的“橋樑”，形成了視線沒有斷裂的視覺效果。不存在的東西可以靠創造填補，你甚至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有實驗表明，如果讓人們相信自己受到的痛苦是施加者故意為之，痛苦程度便會加深。另一項關於疼痛的研究發現，如果你弄傷自己時說句髒話，疼痛就會減輕。可以看出，情緒會影響我們對疼痛的感知——感覺被他人針對，疼痛增多；通過話語和語氣拒絕疼痛，疼痛減少。很多研究都展示了有關感知科學的驚人事實。一些在同一酒店從事相同工作的女性客房服務員被分成了兩組，其中一組被告知，她們的日常工作可以算作“運動”——滿足外科醫生對於每日推薦運動量的需求，而另一組沒有被告知任何信息。隨著研究的進行，第一組女性的身體指標（體重、腰臀比、BMI、血壓）顯著改善，另一組的對應指標卻沒有發生變化。在這個案例中，感知指的是“工作等同於運動”的觀念，它具有改變身體的力量。

還有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猜大多數人對衰老這件事都抱有消極態度。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逐漸衰弱，對生命中已經消逝的東西念念不忘。這種消極想法雖然完全合理卻危害巨大。哈佛大學的艾倫·蘭格和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貝卡·利維共同進行的研究發現，發自內心地積極看待衰老可以改善健康狀況、延長壽命，其效果比鍛鍊或戒菸還要有效。另外，關於衰老的負面想法會增加罹患阿爾茨海默病的概率。為什麼？研究人員發現，負面自我感知帶來的慢性壓力可能破壞海馬體，這是大腦中負責記憶、情緒甚至心臟跳動的結構。

科學家在探索物理領域時發現，人類的大腦並不僅僅是外界客觀現實的被動觀察者。觀察者效應表明，我們的感知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現實，改變我們的體驗，甚至改變我們的軀體。對感知的主觀選擇能力觸及了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核心：與其他動物不同，我們能夠選擇如何解讀自己的體驗，因而擁有了超越極限的能力。如同哲學家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洛在文藝復興早期所吟詠的那樣：我們要麼是神，要麼是野獸；要麼是天使，要麼是魔鬼。我們可以看見美好與希望，也可以只看見缺失與恐懼。我們看待自己與疾病的方式，要麼嚴重限制了自己的康復潛力，要麼開啟了一條意想不到的治癒之路。

阿拉莫的邊防將領

2014年，我收到了放鬆反應締造者、身心醫學開拓者赫伯特·本森的邀請。那是個好消息，但也讓人有點緊張：麻省總醫院希望我向教職工進行一次有關自發緩解的演講。那時的我已經參加過幾次電視節目，所以不應該緊張才對。但我還是緊張了。我將向一群最苛刻、最難被說服的聽眾——我的同行們——進行演講。

演講進行得很順利。我儘量突出了科學性，引入了量化數據，觀眾似乎很感興趣。演講結束後，我發現了一頁被某位醫生不小心遺落在現場的筆記，上面記錄著我講述的內容，其中有一句是：成為自我照護的英雄，在別人看見失能和疾病時看見可能和機會，去取得非凡的成就。這句話被標上了下劃線，旁邊還畫上了感嘆號和一張笑臉。

第二天，我收到了麻省總醫院精神科助理主任的郵件，內容與腎細胞癌自發緩解有關。腎細胞癌致死率很高，但也是自發緩解發生率較高的癌症。郵件裡寫道：有一位來自得克薩斯州的工程師，他叫傑拉德·懷特，有一個關於自己的神奇故事。

傑拉德稱自己為“傑瑞”，是那種會大嗓門兒打電話的傢伙，並非脾氣暴躁，只是精力充沛、為人熱情，想讓全世界都聽見自己講述的故事。那天，我打電話過去想要聆聽他患病又康復的經歷，他卻有另一個故事要講，一個關於野豬的故事。

傑瑞住在得克薩斯州中部，布拉索斯河河畔的一個小鎮。鎮子歷史悠久，磚牆和帶遮陽篷的商店門面散發出狂野的西部風情。得克薩斯州遼闊無盡的天空提醒著人們，這裡曾是一個未被馴化的獨立共和國。每年，傑瑞都會參加阿拉莫之戰（得克薩斯獨立戰爭重要一役）的戰場重現活動。他扮演吉姆·鮑伊，一位傳奇的邊防將領，以近戰時熟練的刀法聞名，在重病臥床的情況下仍然奮戰到了最後。據傳說，吉姆·鮑伊喪命之前，槍中的每一顆子彈都從他的床上射向了正在接近的敵軍。當傑瑞講述了自己在得州灌木叢中的一次“史詩級”對峙後，我就認為他非常適合扮演吉姆·鮑伊。傑瑞說，當時有一頭野豬闖進了他的院子，破壞了草叢和花束，嚇壞了他的家人和寵物。85歲高齡的傑瑞拿起古董手槍，毫不畏懼地追上了那頭豬。後來他從灌木叢中勝利歸來，正如他戰勝了兩種本來應該讓他送命的癌症後凱旋一樣。

接著，他給我講了疾病的故事。

“一切的起因都是一個裝病的園丁。”傑瑞說。他找了人給院子割草，但那人一次又一次推遲工期，憤怒的傑瑞最後得出結論：要想完成什麼事情，還不如自己動手。他從鄰居那兒借來一臺坐式割草機，“在暴怒中完成了工作”。在酷熱的天氣下工作了幾個小時後，傑瑞征服了巨大的草坪，上樓去洗澡。在擦乾身體時，傑瑞震驚了：他的左側睪丸突然腫成了葡萄柚大小。

之後是接二連三的看診。醫生給傑瑞進行了腹部CT掃描，想看看是什麼造成了這麼大的系統壓力，導致了睪丸炎症。當醫生把掃描結果掛出來時，連未經專業訓練的傑瑞都一眼看到了罪魁禍首：本該是灰色風暴雲樣的左腎位置，出現了巨大的凝膠狀團塊。

兩人盯著掃描結果。醫生沉默了幾分鐘，好讓傑瑞有時間努力消化眼前的信息，為聽到接下來的診斷做好準備。現在，回想起改變了自己一生的那個瞬間，傑瑞十分感激醫生給了他沉默和準備的時間。顯然，那幾分鐘是傑瑞生命裡的重大轉折點，就像颶風正中異樣平靜的風暴眼。醫生宣佈初步診斷後，傑瑞的家人開始提出各種問題，傑瑞只是安靜地坐在那兒，思考著。他說他的第一反應是否認：應該沒那麼糟，也許能忍一下，看開一點大概沒什麼問題。

在家人的一片沉默中他看向醫生：“如果我什麼都不做呢？”

“它會殺死你。”醫生說。

度過了最初的震驚後，傑瑞覺得這句話並沒有讓他特別不安。事實上，他非常欣賞醫生的直白。

“他的坦率真讓我舒服！”傑瑞告訴我。

診斷是腎細胞癌，或者叫腎癌。晚期，轉移性的。醫生估計，不接受治療的話傑瑞還剩下大約3個月的壽命，治療也不會對預後帶來太大改善。在20世紀90年代，轉移性腎細胞癌患者的選擇不多。這種癌症對當時可用的傳統療法（例如化療和放療）響應率很低，在已經測試的70多種化療藥劑中，最好的測試響應率只有不到10%，頗令人失望。

但是，無論傑瑞想不想嘗試那些不一定有效的治療方法，首要的事情都是將腫瘤切除，因為這個腫瘤已經給傑瑞的腎臟系統帶來了太大壓力。他們在達拉斯的貝勒大學醫學中心進行了緊急手術，漫長的7個小時之後，傑瑞的左腎和腫瘤一起被移除了。

傑瑞把腫瘤形容為一個“20磅的大傢伙”。“他們告訴我這還不是此類癌症病例裡摘除過的最大腫瘤。但我查了資料，沒找到更大的。”他說。

傑瑞毫不掩飾的好勝心讓我不由得笑了起來。他好像還挺失望！這個扮演過阿拉莫之戰指揮官的人，追著野豬衝進灌木叢的人，想要在每一件事上取得勝利，甚至是腫瘤的大小。

康復很艱難，過程漫長而痛苦，但傑瑞克服了一切。他每天都強迫自己在健身自行車上騎得更久一些，時刻提醒著自己漫長手術後醫生說的話：“我全搞定了。”

但癌症本身並沒有被搞定。

傑瑞總會全心投入自己手頭的任何事。他一直在研究腎細胞癌，發現這是一種相對難以預測且反覆無常的癌症。它可以快速移動，擴散到身體其他部位。手術一年之後，CT掃描複查顯示傑瑞身上曾經是左腎的位置有個小團塊。儘管腫瘤科醫生曾說腎細胞癌“永遠不會再回到腎床上”，但放射科醫生堅持認為這又是一個惡性腫瘤。活檢證實：複發性腎細胞癌。

主流治療方案救不了傑瑞。他進行了第二次手術，移除了復發的腫瘤，但癌症還會回來。當時，市面上唯一一種針對這個階段腎癌的治療藥物還在試驗階段，爭議很大。傑瑞的兒子看到了這項挺有意思的研究，它是一種免疫治療的新藥，叫作白細胞介素2(IL-2)。傑瑞重燃了希望，但當他把這項研究拿給醫生看時，醫生大為光火。

傑瑞說：“他從椅子上跳了下來，一拳捶在了桌子上。他對我喊道：‘告訴你兒子別再看那些垃圾書了！白細胞介素會要人命的！’”

從確診腎細胞癌，一年半已經過去了。雖然外科醫生盡職盡責，但傑瑞知道，他需要掌控自己的健康管理，這很重要。例如，CT掃描發現腹部小腫塊之後，傑瑞是那個要求活檢以防癌症復發的人。醫生堅持認為它不可能是惡性的，但它是。

傑瑞是一位受過良好訓練的工程師，也是一位發明家，在很多國家都註冊過專利。他相信，自己弄明白事物的工作原理永遠是最好的選擇。他深入學習了白細胞介素2的相關研究，認定是醫生的信息落後了。標準癌症療法（化療和放療）對於腎細胞癌的效果有限，而白細胞介素2和斯蒂芬·鄧菲使用的地塞米松一樣，都是利用免疫系統中天然存在的信使蛋白來對抗腫瘤細胞。20世紀90年代中期正是免疫療法的萌芽時期，儘管白細胞介素2已經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批准，但它的不良反應很嚴重，成功率相對較低，只有20%。然而，傑瑞被判死刑的概率是100%，20%的生存機會看起來已經相當不錯了。此外，傑瑞從未被渺茫的概率嚇到過。別忘了，這可是傑瑞·懷特，他是阿拉莫戰役中的吉姆·鮑伊，是追逐野豬的勇敢獵人。後來，CT掃描發現傑瑞的肺部出現了點片狀陰影，說明腫瘤已經從原發位置蔓延到了遠端（或稱為轉移灶）並開始生長，醫生終於同意了使用免疫療法。

傑瑞說白細胞介素2的不良反應就像“你能夠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感冒”，讓人高熱、寒戰和嘔吐。免疫療法會讓身體進入強烈的炎症狀態，以消滅癌症。在與免疫療法的不良反應做鬥爭的時候，傑瑞覺得自己還有其他事情要做。自從被確診以來，傑瑞就在瘋狂地尋找、閱讀一切他能夠得到的與腎細胞癌相關的資料，包括癌症本身及其治療方案，還包括倖存者以及他們的故事。營養、冥想……傑瑞開始嘗試所有方法，試圖讓當前治療達到最好的效果。

白細胞介素治療最困難的一點是，患者需要定期注射這種藥物，大多數病人不得不為了這簡單的一針奔波跋涉到醫生的辦公室。但傑瑞的女兒是一名護士，所以她能讓父親在家中接受注射，這增加了治療的舒適度。幾個月之後，傑瑞覺得自己制訂的日常計劃非常管用，已經讓自己的頭腦和身體達到了可以接受免疫增強療法的最佳狀態。他好好洗了個澡，放鬆身體，努力清空了頭腦，把擔憂和焦慮拋在腦後。他花了很長時間藉助引導性意象進行冥想。存在於傑瑞頭腦中的意象非常具體：白細胞衝出血管，找到黑色的破壞性癌細胞，把它們清出體外。當傑瑞準備接受注射時，家人會圍在床邊並將手放在傑瑞的身上，彷彿在向他傳遞治癒的能量。傑瑞發誓他可以感受到這種能量。

“甚至我4歲和5歲的兩個小孫子都吵著要和大家一起守著我。有一次，一個小傢伙禱告說，針劑會像利劍一樣殺死癌細胞。我太受感動了。”傑瑞說。

針劑讓傑瑞難受不已，但注射的過程就像一個與家人共同創造的儀式，或許這是針劑的最大價值。實際上，“注射之夜”的家人團聚已經成為傑瑞最寶貴的記憶。

傑瑞說：“至少，我們想辦法把那種冰冷無情的體驗變成了美好的經歷。”

8個月之後，傑瑞到達了極限。藥物不良反應太過強烈，隨後的CT檢查顯示療效也不甚理想。說得直白一點，癌症還在發展。

傑瑞決定提前終止白細胞介素療程，轉而專注於他在過去一年中練習的冥想和引導性意象。這是一個激進的決定，但傑瑞有種直覺，這是他最後的機會，也是最好的機會。

“這讓身心連接練習變成了生死攸關的事情。我覺得這是我開始全力以赴的原因。”傑瑞說。

傑瑞所說的“引導性意象”到底指什麼？在不同語境中，它可能指代不同的東西。對於傑瑞來說，這意味著通過高強度的想象過程讓“有意識的左腦半球和潛意識的右腦半球進行意象交流”。我知道，在神經科學領域，有些最新觀點認為把大腦分為左右兩部分過於簡化。是的，左右二分法並不是全部答案，但它在解剖學和象徵層面仍然十分重要，它提醒我們：人能夠以多種形式存在於世界、體驗世界。傑瑞的方法更是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其中的關鍵是，他嘗試尋找一種通過高強度視覺冥想向身體發送信號的方法，讓信號從有意識的自我出發，深入體內智慧的協調系統，改變免疫系統的功能。傑瑞選擇藉助冥想點亮每一個癌細胞上的抗原，讓它們像燈塔一般發出光亮，好讓免疫系統細胞——自然殺傷細胞、巨噬細胞和T細胞——找到腫瘤並將其處決。

傑瑞成功了嗎？顯然，他做到了！在他突然退出治療、開始冥想練習的3個月後，醫生通過檢查宣佈他康復了：沒有疾病跡象。

傑瑞有許多優秀品質，比如治療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與驚人的行動力、工程師的務實和從未失去的幽默感。但在我看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看待疾病的態度。他一直把疾病與自己截然分開，把它當作一個需要去對抗的敵人。回想我們的對話與傑瑞的郵件，在那些有關疾病的長篇文字中，我很難不注意到他的遣詞用句：他在“戰鬥”，他與癌症之間發生了“戰爭”，癌症就像“怪物”或“入侵者”，會發起“攻擊”。當小孫子說“像利劍一樣殺死癌細胞”時，傑瑞得到了極大的觸動和鼓舞。

在談論嚴重疾病時，許多人會用戰爭做類比。這種對疾病的比喻已經融入了我們每個人都會使用的公共話語體系。我們會戰鬥，可能勝利或失敗；我們將疾病當作需要戰勝的敵軍，需要擊敗的敵人。這種方法確實鼓舞人心，但未必對所有人有效——對有些人來說，將疾病視為入侵者可能弊大於利。比如，本書前言中提到的克萊爾會把疾病看作身體試圖與她溝通的信號，傾聽並回應是她痊癒的關鍵。但對於傑瑞，癌症是潛入阿拉莫的敵軍，驚擾了他床榻上的休憩，疾病還是闖進花園掘土的野豬，讓傑瑞拿著古董槍就追了上去。

在不同的人的內心世界中，相同詞語和比喻的含義千差萬別，也許這導致了它們的效果差異，對別人有用的卻可能對你沒有效果。你看待疾病的方式必須與你自己產生共鳴，必須包含你能感受到的能量與生命力。不管你將疾病看作溝通信號、敵人還是其他完全不同的東西，最關鍵的是，不要把疾病當作你自己。你不等於你的疾病，它不能定義你。

當然，一個身患重病的人可能很難堅持並施行這些想法。若你長期與疾病鬥爭共存，被疾病的聲音包圍，讓疾病改變了生活，被疾病定義了自己，怎樣才能從中脫身？

當疾病成為你的標籤

疾病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了許多不同的角色，有時它甚至在雪中送炭——面對難以處理的局面或難以招架的壓力時，身體可能通過崩潰的方式讓我們獲得必要的休息機會。對許多人而言，疾病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別人的關心，第一次能夠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你甚至不需要主動去尋求關注，疾病會替你做出決定。這也許是疾病附贈的禮物，我們無法控制。

如果能夠利用疾病逃離生活重負、恢復平衡、獲得喘息之機，我們可能會在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拒絕從疾病中康復。如果你已經偏離了正常的生活道路，只忙著關心和取悅他人，忘記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和真正需求，那疾病就不僅僅是警鐘，更是救命稻草。

疾病可能會與我們的自我認同和感知糾纏在一起，難以釐清。我每天都在醫院中看到，不管在精神科還是其他科室裡，人們往往會用疾病來表達內心最深切的希冀、恐懼、需求和渴望。這可能是因為其他表達途徑被阻塞了。你需要問問自己：疾病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疾病也許蘊含了你的部分真實身份（或自以為的真實身份），從疾病中康復似乎意味著放棄自己。你需要意識到，你可以讓自己的身份從疾病中剝離出來，同時仍然完整健全，甚至可以帶著從疾病中得到的經驗教訓，重塑新的自我。

日常生活中，為了自己和他人的方便，我們可能變換不同身份。想象一個小巧袖珍、晶瑩剔透的玻璃稜鏡，它看上去非常簡單，但放在光源前輕輕旋轉時，它就會從一種顏色變成另一種：粉色、藍色、黃色……人也是如此。你可能是丈夫或妻子、兒子或女兒、兄弟或姐妹，可能是領導、愛人、某人從年幼時就結識的好友。你做家長與做晚輩時的表現一定不同，這不會讓你變得更不真實，或更不像自己，這僅僅是成為社會人並不斷深化與他人的種種獨特關係時的必要步驟。我們在當下時刻的身份取決於當下的環境。

有時，我們會故意旋轉稜鏡來呈現特定的身份。比如我發現，有些患者希望我扮演權威醫生的角色，談吐果斷自信；有些患者希望我問診時在心理上脫下白大褂，表現得像一個有恐懼和擔憂的普通人。在這麼多年的行醫生涯中，我必須磨鍊出這種知道什麼時候要如何表現、表現幾分的技能。

有時，我們又會無意識地在不同身份間自動轉換。例如，催促孩子們上床睡覺後，你走下樓梯，與配偶共享私密時光，從一位母親變成了妻子。在與病人交流時，我會把這種現象稱為面具轉換。我們身份中的不同側面就像不同的面具，既揭示了身份，又隱藏著身份：揭示是指這些面具凸顯了我們身份中的某些特質，隱藏是指與此同時我們往往藏匿起了其他特點。

身份的不同側面是世界為每個人貼上的標籤，而不是我們的主動選擇。但最重要的是，不論你將身份理解成面具還是標籤，它們不能代表全部的你，也可能沒有準確地刻畫你。疾病——尤其是長期慢性病或絕症——可能成為我們無法揭下的面具、無法撕除的標籤。想要修復自我認同，就必須有超越面具或標籤的洞察能力，你需要看到這些表象下的真實自我。一個稜鏡，雖然有無限多面，但終歸統一於一個整體。你也是如此。

在我們的視線之外還存在著更深層的自我，人們一直試圖用“靈魂”這個詞來捕捉這種精神存在。知名神經外科醫生懷爾德·彭菲爾德曾經講述，清醒開顱術中，在部分頭骨被移除、患者重獲神智後，用小電極觸碰大腦不同部位便會激發病人相應的感受、記憶、各種感官知覺以及運動行為。彭菲爾德揭示了大腦內部如何理解身體，並繪製了一份被稱為“感觀侏儒”的大腦功能地圖。但眾所周知的是，彭菲爾德沒有找到自我。當他操縱大腦特定部位，引發運動行為或感官知覺時，患者永遠會說：“這是你做的，不是我。”

受文化影響，我們經常被他人所看到的身份折磨著，這些身份可能終將定義我們。但真相是，我們還有另一套身份，它更完整、更本源，隱藏在更深處。過去和現在的行為定義不了我們。並不是所愛的人相信你是什麼樣的人，你就是什麼樣的人。自然，你更加不等於你的疾病。在所有的標籤和麵具之後，存在著看不見的神秘真我。那麼，如何實現圖形-背景轉換，轉變自己的感知以看到真正的自己？如何才能穿透層層面具——尤其是疾病的面具？

揭下疾病的面具

人不能強迫自己進行圖形-背景轉換。在我研究過的眾多案例中（包括米拉的案例在內），人們口中關於自我認同的圖形-背景轉換往往都是自發的。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自發緩解發生之前都有漫長的準備工作。

當一位患者的母親因為一次家庭治療來到我的辦公室時，我正在仔細思量著上面的問題。這位女士走進來與我握手，她笑容燦爛，目光溫和，像是典型的中年中產階級家長：身材標緻，衣著光鮮，談吐自若。等候她女兒的時間裡，她簡要介紹了自己的情況。她說，許多年前，她把自己困在了一種自毀的行為模式中：搞砸過幾次婚姻，不停嘗試擺脫童年時被性侵的陰影卻一再失敗，反覆濫用藥物，失業……好像無論如何努力也沒有辦法打破這個循環。她身上不良童年經歷的印記十分明顯。這位女士告訴我，很長時間以來，她都認為自己從根本上就是一個殘次品，因而註定要做出糟糕的選擇，註定會染上疾病，甚至悲慘地死去。這一切似乎都紮根在她對自己的核心認知之中，儘管迫切地渴望擁有一個健康、快樂和乾淨的人生，但她自己並不相信會有這種可能。然而，現在我面前這位自信、健康的女士和她描述中的那個人大相徑庭。

“你身上發生了什麼變化？”我非常好奇這個驚天轉變背後的原因。這是很多患者努力追尋的目標，很多人都失敗了。

令我驚訝的是，這位女士說出了一個非常具體的時刻，她在那一瞬間突然發覺自己誤解了自己的一生。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很多人描述過的圖形-背景轉換。

“我仍然記得它發生的確切時間。那是一堂瑜伽課，我在做嬰兒式，前額貼著地面，這個意識突然掠過大腦——我並不是一個有缺陷的人。可能，我其實一直都是這麼想的。人不能被自己的過去和錯誤定義，我已經做得足夠好了，值得擁有美好的生活。”

她停下動作，站起來走出瑜伽工作室，帶著這種嶄新的自我理解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活。12年過去了，曾經的她一定無法想象生活會變得如此不同：事業一次次成功，身邊還坐著結婚10年的丈夫。我看得出來，這位丈夫十分欣賞她。她似乎還是那個人，但又完全不一樣了。她成功讓視線越過了世界（和她自己）給她貼上的殘損標籤，剝落了帶來束縛和疾病、藏匿了真相的面具，重新找回了在路途中遺失的核心自我。

上述一切不是在瑜伽課上“瞬間發生”的。這位女士為自己所經歷的圖形-背景轉換做足了準備。在用藉口逃避多年之後，她下定決心要認真對待自己的身心健康。她嘗試了各種改變生活習慣的方法，努力過，都失敗了。最終，對改變的渴望讓她報名了瑜伽課，作為邁向健康的又一次嘗試。這就是她通過嬰兒式發現自我、靠頓悟改變了人生的契機。她不是碰巧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了正確的地點，而是推著自己出現在了那個位置。

深入研究手邊的病例時，我發現它們也不是“瞬間發生”的。從朱尼珀、簡到米拉、克萊爾、傑瑞，在想要從生活中得到什麼、如何治療（或不治療）自己的疾病這兩個問題上，他們都進行過許多反思。有時候，他們做出了重大生活改變，並循著這些改變順流而下，卻只抵達了崎嶇黑暗的終點。但這些旅程也為他們提供了重新評估或清晰審視各種因素、擺脫默認模式網絡的機會。

人不能強迫自己在瞬間洞悉真相，或要求圖形-背景轉換在某個特定時間點上發生，但可以為之做好準備。我們需要培育好土壤，在頓悟時刻出現時接納它的到來。這可能意味著尋找能夠跳出默認模式網絡的新環境，從嶄新的視角體驗世界、感受自己。就像之前的章節所提到的那樣，這也意味著要思考疾病對自己的意義。你有什麼“把柄”在它手中？為什麼你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著它？把疾病當作自己的主要身份，是否能幫助你減輕或逃離壓力？你的生活中缺少了什麼？你是不是花費了太多時間關注他人，而忽略了自己真實的需求和夢想？還是你拼命滿足他人的期望，卻忽略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你什麼時候忘記了說“不”？是否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最想要大聲喊出“可以”和“我想”？回答這些問題，做好準備工作，你也許終將找到一條路徑，讓自己在疾病的束縛之外依然能夠優先響應自己的需求，過上自己真正期待的人生。

有時候，為了找到真正的自我，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自我終將毀滅。無論我們患病與否這都是遲早需要面對的問題。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會把死亡這個鐵罐子一路踢下去，直到道路盡頭。而直面死亡可以帶來巨大轉變，可以促進圖形-背景轉換的發生，這是修復自我認同的關鍵。

拒絕惠普爾手術的幾周之後，克萊爾·哈瑟自己一個人開車去了她在波特蘭的家附近的購物中心。上一次去購物還是在得到診斷之前，她和母親一家接一家商鋪逛過去，聊著天，試穿著衣服。克萊爾記得自己曾站在試衣間的鏡子前，決定要不要購買一件毛衣。她斟酌著自己會在什麼場合穿上這件衣服，手指摩挲著面料，判斷著毛衣多久可能變形。現在，面對生命的終點，克萊爾想到自己曾那麼輕鬆地暢想未來，感覺有點奇異。克萊爾眼中的未來已經改變了。她在購物中心裡想象著沒有她的世界。

克萊爾正在努力完成《人生最後一年》這本書中的練習項目：走遍自己生活的世界，想象自己已經不在了。克萊爾走過商店，走過她為自己與丈夫購物時最常選擇的路線，手指掠過衣架上的服飾。克萊爾意識到，即使她不在了，衣架仍然會存在，但上面掛著的會是不一樣的服裝。仍然會有百無聊賴的丈夫們癱在試衣間外的沙發上等待。正在美食廣場上排隊的人們依然會出現在世界的某個地方，繼續著他們的生活：或者開車去上班，或者親吻著自己的孩子，或者吃著冰激凌。但克萊爾不會了。她開始感覺自己像一個真正的幽靈一樣，沒人能看見她，她已經不在了。那是一種空洞的感覺，讓人傷心。

談到這次體驗，克萊爾說：“它明確了一個事實，沒了我，世界也會照樣運轉。這個事實就像一支扎向我心窩的箭。”

這樣的體驗讓人倍感煎熬。但克萊爾告訴我，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催化了她的痊癒，那就是直面並接納死亡。對許多人來說，這就是圖形-背景轉換的催化劑。它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帶來了振聾發聵的衝擊，讓人們得以發覺自己想要過上怎樣的生活、成為怎樣的人。它是引發後續一系列改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會像漣漪一樣擴散到生活、生命和身體細胞中的每一個角落。

但這也帶來了一個棘手的矛盾：如果你迫切地想要活著，如何真正接納死亡？

第十一章　向死而生

醫生，你醫治自己吧！

——《聖經·路加福音》第4章第23節

大學二年級時，我向初戀女友簡求婚。她答應了我。我記得自己當時感覺要飛起來了。雖然童年艱辛，但是我可以和簡組建自己的家庭，開始全新的生活。

春假的早晨，我們和其他四位同學擠進了一輛有些年頭的旅行車，從芝加哥驅車前往簡在康涅狄格州的家，我與簡和司機一起坐在前排。簡正在閱讀一本我給她的書，名叫《嚴酷的愛》。這本書是講述夫妻關係的，我讀後大受震撼。我望向車窗外，俄亥俄州的農田不停地從身邊掠過，太陽落山後又看到了賓夕法尼亞州黑黢黢的起伏山丘。每隔一段時間，遠處就會出現明亮的色塊兒，那是農場裡仍然醒著的人們點起的燈光。天色已經很晚了，我記得自己曾好奇那些點燈的房子：人們為什麼沒有睡覺？他們孤單嗎？星期六的晚上，他們在思索或者憂慮什麼呢？

我們行駛在被冰雪覆蓋的公路橋上。穿越賓州洛克黑文附近的山口時，一輛半掛車突然橫在面前，車尾與橋欄杆之間只有區區幾英尺的距離。我記得自己喊著：“往右打！”再之後，我的記憶就像擋風玻璃一樣碎掉了。

起初是一段詭異的寂靜，彷彿世界被按下了暫停鍵。然後，所有信息都湧向了我。卡車司機爬出駕駛室，大聲咒罵咆哮著，顯然被嚇到了。一位坐在後排的同學衝下車，尖叫著跑進了暗夜中。我立刻發覺司機已經死了，而簡弓著身子，血從脖子上一個深深的傷口中不斷湧出。當我把她從車子裡拖出來時，她的脈搏已經消失了。

天很冷，很黑。我也受傷了，但完全沒有意識到。我擦掉糊在眼睛上的血，就開始對簡做心肺復甦。我做了一個多小時，也可能是兩個多小時。因為道路結冰，救護車沒辦法接近，直升機也不行，所以我就一直堅持著。從醫院護理員那份工作起我就知道，一旦開始做心肺復甦就需要持續到救援抵達。我遵循指示，機械而麻木地重複著，直到急救隊將我從簡身邊拖走。

簡死了。

那天晚些時候，我躺在急診室裡聽別人打電話聯繫我的父母，卻得知我的祖父，家裡唯一真正關心我的人，當天在蒙大拿州由於心臟病意外去世。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整形外科醫生一邊縫合我臉上的傷口、一邊和護士嬉笑調情時，我正努力消化著一個冰冷的事實——好容易看到亮光的美好生活剛剛終結。身邊的聲音很遙遠，我彷彿躺在一口深井之中。

兩天之後，我衝出ICU，違背醫囑強行出院了。醫院讓我簽字，證明我理解出院風險。他們覺得我肺上有穿孔，如果出現氣胸會性命不保。我簽了字。對我來說，那時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及時趕到康涅狄格州為簡守夜，然後參加葬禮。我固執、憤怒、迷茫、悲傷，不管當時誰說什麼，我都一定會趕赴那場葬禮。這次事故令我深感震撼，因為它赤裸裸地展示出生命的脆弱。前一個時刻，簡還依偎在我身邊翻動著書頁；後一個時刻，我在人們帶走簡的時候，手裡捧著那本血染的書。

為什麼我還活著？這一切有什麼意義？我的生命充滿痛苦，令人迷茫。為什麼我深愛著的兩個人在同一天離開？人會在何時因何事死亡，有什麼規律嗎？宇宙又有什麼規律可言嗎？它就這麼一遍遍地讓生命出現，又讓生命消失；把能量轉化為物質，又讓物質消散為能量。

這場事故的陰影伴隨了我很長時間，就像一條不停追咬著人腳後跟的惡犬。疑惑縈繞著我。賴以生存的假設不存在了，只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痕。我不知道此後還能相信什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內心麻木，照常去上學、去工作，外表堅強，內心卻一片冰冷。有些人的悲痛情緒來得激烈迅速，走得也快，我卻會悲痛很久。

然而，在機械重複的日常生活之下，有什麼東西開始醞釀。

有影子的地方一定有光。那場事故讓我失去了人生中最深愛和最尊崇的人，讓我不得不面對獨自一人的未來，內心備受煎熬。但如果非要從中找到些積極因素的話，那就是——它解放了我。從冰冷的悲傷迷霧中醒來，我意識到自己不再關心他人的期待。我想要從人生中得到什麼？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成為一名認真的學生。我必須努力學習，克服創傷，恢復自己的思考能力和注意力。我有了渴望答案的問題，也下定決心去尋找答案。我進入了醫學院，學習人體科學。我開始走上屬於自己的道路，人生第一次想要過上真正的生活。那次事故以及簡和祖父的離世在我閉塞壓抑的人生圍牆上鑿出了一個洞，透過那個洞我看到了全新的世界。那個世界也有痛苦，因為那是一個沒有簡的世界，我也會在其中和自己的死亡相遇。但我發現那是一扇通向我自己的人生大門，讓我不再想要取悅他人。現實地講，那次事故將我從某個無法逃離，甚至鮮有覺察的牢籠中解放了出來，讓我現在的生活成為可能。事實證明，死亡，就是通向生命的大門。

不管是否身患重病，直面死亡都是人生的重要課題。

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對死亡的抗拒已經被寫入了人體的各級代碼中。歐內斯特·貝克爾在他獲普利策獎的作品《拒斥死亡》中寫道，我們的文明建立在對死亡陰霾的抗拒之上，精心構建的文化體系讓我們得以抵禦每日盤旋的死亡幽靈。我們內心的一部分相信永生，我們會通過後代、成就、紀念性建築……來尋求永生，並相信那些紀念性建築能夠永久保存我們的肉體。推遲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並不困難。作為醫生，我每天都會看到患者家屬拒絕在放棄治療同意書上簽字，無視他們深愛著的患者的自身意願，讓患者不得不面對搶救後糟糕的生活質量，或不得不依賴生命維持系統再彌留許久。醫生也是如此：“不要在我排班的時候讓病人死掉。”

然而，我在本書中介紹的絕大多數絕症倖存者都相信直面自己的死亡是治癒道路上的關鍵一步。

克萊爾說：“一旦你能直面死亡，很多事都可能實現。你會感到身上卸下了什麼重擔，讓自己不再畏懼，可以在剩下的有限時間裡自由地生活。你會為自己當下仍然活著而心存感激。這很有意義。”

有時候，為了修復自我認同、尋找真正的自己，我們首先需要的是面對和接受自己的死亡。

死亡帶來了什麼

在面對死亡時不向後退縮是一種超凡的行為。死亡就像一場大火，當你不再逃避，徑直走向它時，火焰會摧毀一切，卻單單留下最重要的部分。你內心深處的自我、最想要得到的東西、人生對於你的意義會突然變得明晰。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這樣幫助我們修復自我認同，書寫嶄新人生。

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假我的象徵性“死亡”。許多扛過絕症的人一遍遍告訴我，疾病是他們收穫的最好的禮物，因為疾病幫助他們解放了真我，讓他們通過死找到了生。直面最糟糕的可能，挺過最嚴峻的挑戰，他們成功擺脫了束縛自我的“恐懼病”，並且意外地發現自己可以自由地生活了。

就像克萊爾對我說的，直面自己的死亡讓一切成為可能：重新審視自己是誰、想要什麼，然後做出徹底改變，開始真正的生活。米拉也說癌症診斷“給了她一張許可證”，讓她可以不再按照他人期待的樣子生活，轉而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

直面死亡幫助我們變成想要成為的自己、真正的自己，而非他人需要我們成為的人。它可能幫助我們完成修復自我認同的最後一步，讓我們得以擁抱真實而充實的生活，更長久、更全面地進入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對自身死亡的理解可能是一種催化劑，促使我們轉變了對自己深層身份的認識；它也可能是帶來根本性圖形-背景轉換的開關，突然間讓我們看清了自己。其他“重要”的事統統不存在了，我們由此解放了真我。

擺脫舊的生活模式意味著重塑嶄新自我的自由。這個新自我可以不再建立在疾病和缺陷之上，不再建立在錯誤之上，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正確和優秀之上。

當然，對於那些對診斷預後全盤接受、毫不抗爭的人來說，診斷帶來的是束縛而非自由。那麼，是什麼決定了對死亡的接納會帶來束縛還是自由呢？被死亡“治癒”到底意味著什麼？直面死亡的真實含義是什麼？

首先，接納自己的死亡並不意味著蜷在角落等死，不意味著接受不符合自己獨特個體情況的預後。那些經歷了自發緩解的人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不管患上的是慢性疾病還是絕症，他們內心中會有一個聲音吶喊：我是人，不是預後統計數字。

拒絕按計劃死亡

預後很容易獲得，它是醫生對於疾病發展軌跡的推測。我們可以將預後看作預言，但醫生並沒有水晶球，他們不能直接看到未來。

預後是醫生根據某種疾病過去的治療經驗和記錄得出的最有可能的疾病發展軌跡，遠非確鑿事實。它是所有相關可用數據的平均值。圖表上，那些數據小點最密集，甚至形成了雲狀圖案的地方讓人們覺得最可靠，但同時，更多數據點落在“雲團”之外，它們代表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比預期更早離世的不幸患者和大大超出生存預期的幸運患者。這種圖表以及基於圖表得出的預後結果全都無法捕捉到一個事實：就像雨雲是由獨立的水滴組成的一樣，數據點也是由獨立個體組成的，每一個黑點都代表一條生命，而其中的很多黑點都落在平均值之外。預後，從定義上講，就是讓平均值掩蓋了個例。

大多數人的結局與預後保持一致。這是因為預後真的是無可避免的結局，還是因為我們相信預後是最有可能出現的結局？是不是因為我們預期出現平均結果，才表現出了平均結果，反過來給平均結果添加了更多例證？

患者的病情會基於已有的生化指標繼續發展，醫生也因此能夠從邏輯角度預測出這條軌跡的終點。就像觀測一個被球棒擊出、在空中劃出弧線的棒球一樣，結合觀看比賽的經驗、對棒球運動的瞭解以及在物理和重力領域的基礎知識，一個球迷就能夠對棒球軌跡做出合理猜測。但是，當克萊爾、朱尼珀、巴勃羅、馬特、簡、帕特里夏和傑瑞讓自己的精神世界發生了深刻轉變時，轉變引起的一系列生化變化改變了他們原來的人生軌跡。因此，他們並沒有像預期一樣降落在外場界內，而是乘著上升氣流，一路飛出了球場。

在醫學領域，告知患者預後是否會影響其治療結果的爭論也日趨激烈。有些研究顯示，給出時間範圍就好像在說那是患者確定的剩餘壽命，患者會像服從命令一樣“按計劃”死亡。醫生當然傾向於提供所有信息，但這麼做是否合適？如果希望是良藥，信念能夠改變人體的生物特徵，那醫生拒絕提供希望，在猜測的基礎上下結論，讓患者相信自己只剩下短暫的生命，這是否算我們照護工作的失職？

一個4月的雨天，在開車去上班的路上，我打開收音機開始調臺。我被堵在了路上，雨刮器吱吱的響聲也沒能緩解我的無聊。我碰巧聽到了一集《美國生活》，瞬間就被吸引了。那集的主題是“捍衛無知”，主旨是有時無知是福。也許某些時候，不瞭解某件事情反而利大於弊，甚至能拯救自己的生命。

一個名叫王露露（音）的電影製片人講述了她奶奶的故事。露露說，奶奶是大家庭的女主人，“一頭燙過的銀髮，5英尺高，身材嬌小，但當她走進房間的時候，每個人都畢恭畢敬”。80歲的時候，奶奶在常規體檢中被診斷為晚期（Ⅳ期）肺癌，醫生認為她活不過3個月，建議立即住院。

在某些文化中，如果診斷和預後太過負面，向患者隱瞞相關信息是可以接受，甚至被鼓勵的。疾病治療策略也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共同決定，一種常見的情況是，醫生會首先將診斷結果告知家屬而非患者，家屬則可以決定什麼時候、採取什麼方式，甚至是否將結果告知患者本人。而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病人的權利和家屬的決定權界限有些不同。醫生採取的是更為個人主義的做法——患者是第一個、並且通常是唯一一個與醫生溝通的人。

許多人會對這種隱瞞絕症診斷的做法大為驚詫，認為這不符合道德準則。但露露的家人就這樣做了。長途跋涉到醫生辦公室聆聽體檢結果的人並不是奶奶，而是露露的姨奶奶（奶奶的妹妹）。在家庭討論之後，他們一致決定不向奶奶告知診斷結果。

醫生們嚇壞了。他們堅信不讓奶奶住院是一種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因為她的癌症已經很嚴重了。但是，如果不告知奶奶診斷結果，就沒辦法讓她住院。露露的姨奶奶擔心直言相告會帶來重大打擊。“她不僅僅是擔心奶奶會感到不安，而是確信隱瞞真相才有可能延長奶奶的生命。她瞭解奶奶的性格，猜想奶奶會陷入恐懼和沮喪，不吃不睡，失去活下去的動力。在中國人看來，精神和情緒的健康與身體健康關係很大。”露露說道。

家人們又找了第二個、第三個醫生，試圖證明最初的診斷是一次誤診，但並不是。預後也永遠相同——3個月，也許更短。於是，露露全家偽造了一份醫生報告，抹掉了晚期癌症的診斷，用一份假的體檢結果騙過了奶奶。為了防止奶奶因為總有人來探望而起疑，他們以婚禮預熱為理由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原本計劃第二年結婚的新郎和新娘臨時組織了慶祝儀式，好讓每個人都能夠露面卻又不引起奶奶的懷疑。宴會上每個人都微笑著在內心悄悄與奶奶告別。奶奶“仍心心念念想著未來——那個有她存在的未來”。

所有人都以為奶奶會很快病重離世。然而，她沒有。

死亡日過去了一年，奶奶依舊是老樣子，身體還挺健康。那一年她說自己感覺挺好的，沒必要看醫生，所以拒絕了體檢。又過了一年，診斷結果沒有變化，Ⅳ期肺癌，剩下3個月。再下一年也是如此……

奶奶的疾病既沒有惡化，也沒有好轉。時光流逝著，什麼都沒有改變。奶奶的身體狀況似乎停滯了，因為沒有收到自己生病的信息，所以就沒有生病。

露露在廣播直播中採訪了姨奶奶，姨奶奶給她講了一個笑話：“有兩個人去看醫生，其中一個人身體健康，另一個人身患絕症。但是，醫生把兩個人的體檢報告弄混了，他們錯拿了彼此的診斷結果。然後健康的人死了，身患絕症的人活了下來。”

“這真的是個笑話嗎？好像不是很好笑。”露露說。

“哦，是笑話呀。”姨奶奶笑著回答道。

那晚查房的時候，我一直思索著知曉絕症診斷結果的利弊。我們做錯了嗎？我們精心設計、仔細校準、從圖表的平均值中獲取的結果，是不是宣判了病人的命運？

從我個人做內科和精神科醫生的經驗來看，許多人會因為知曉了自己的預後而沮喪：絕症診斷會擊垮他們，讓他們感到悲觀、恐懼與絕望。但也有些人會從自己的診斷結果和醫生對疾病的最佳預判中獲得動力。對於這些人來說，知識就是力量。他們能夠從全局出發，確定自己的位置，找到適合自己的道路，把健康掌握在手中。他們能夠直面死亡的真相，把死亡的高牆變為一扇大門，然後穿門而去。

關於是否要隱瞞診斷結果的研究尚未達成真正的結論。我們沒辦法設計這麼一個實驗，向患者隱瞞病情真相，然後在一旁觀察後果，這是不道德的。即使是在習慣於隱瞞診斷的文化環境中，人們也在努力保障患者的知情權，讓患者本人掌握更多信息。不過我認為，最終的答案應是不要向患者隱瞞病情，在這些年我研究過的所有病例中，隱瞞和迴避從未起到積極作用。至少，人們應該有機會知道自己剩下的生命時光比想象中的更短暫，並利用餘下的時間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與此同時，作為專業醫療人員，我們應該改進給出預後的方式，讓患者從中獲得激勵而非束縛。我們不應該再擔心提供“虛假的希望”，否則只會錯失無限的可能性。

斯蒂芬·傑伊·古爾德是一位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他曾在哈佛大學任教多年，40歲時被診斷患有間皮瘤，一種會影響腹壁的致命癌症。醫生宣佈他還有8個月時間，並聲稱這是“中位數”，是合理預期。起初，古爾德很沮喪，但後來他自己開始研究這種疾病，併發覺“中位數”只代表一些可能結果。是的，中位數附近聚集了更多病例，但上下兩端散佈的病例也為數不少。

古爾德意識到可能性中包含了更多不確定性，實際希望比醫生所說的更大。他寫了一篇題為《中位數不能傳達什麼》的文章，呼籲得到了類似預後的患者們一起抗爭：“我不是統計數字，而是活生生的人，我不會遵循醫學圖表上的曲線來走完一生。”古爾德堅定地認為，他有合理且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將擁有比中位數更長的壽命。果然，他從間皮瘤中完全康復了，在因其他原因去世前又活了20年。

也許，重點不是應不應該隱瞞預後信息，而是提供什麼類型的信息。是拿出中位數，讓患者被平均值束縛，還是提供希望？平均數和可能性範圍，到底哪一個能讓患者獲得力量？我們能在保證坦誠、透明、真實的同時，讓患者意識到自己有可能點燃生命之火嗎？

1954年，一英里跑的世界紀錄是4分2秒，隨後的近十年內都沒有人能夠打破這個紀錄。當時有些醫生認為，從生理角度講人類不可能跑進4分鐘之內。但是後來，醫學生羅傑·班尼斯特在牛津大學的煤渣跑道上創造了奇蹟。那是體育界的重大時刻，全世界的報紙都刊登了班尼斯特在3分59秒時撞線的照片，他筋疲力盡，又如釋重負。然而，這一記錄並沒有維持很久。45天之後，又有人跑進了4分鐘，還比班尼斯特的記錄快了1.5秒。在那之後，越來越多的運動員達到了這一水平。迄今為止，已有超過500位運動員成功在4分鐘之內完成了一英里跑。一旦有人證實了可行性，後來者就紛紛跟上。本以為存在的是生理壁壘，最終被證實只是心理障礙。

王露露的故事震撼了我。如果要追問疾病為什麼有時惡化、有時好轉，這個故事絕對要被考慮進來。但我並不認為隱瞞診斷是合理的。除了替他人做出不該做的單方面決定外，還會讓患者無法體驗到被死亡催化的顛覆性生活轉變。直面死亡無疑是釐清思緒的最好時機，這不僅僅能夠改善健康，或許還會改變人生。在研究自發緩解現象的過程中，我發現對病情的否認或無知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恰恰相反，很多最終康復的患者都曾與自己的死亡積極接觸，正面搏鬥，然後達成和解。一個反直覺的事實是，逃避死亡比直面死亡傷害更重。

逃避死亡的危害

有些文化不擅長探討死亡這一話題，傾向於忽略或推遲對死亡的思考。很多人直至走到生命道路的盡頭，才發覺自己不僅從未考慮過想要的死法，也從未考慮過想要的活法。

很多人不會頻繁討論死亡，反而一直對自己說：還太早了，我還不需要想這些事。人們都迷戀青春美好的東西，只在私下裡悄聲談論死亡。悼念儀式也變得形式化，大部分人會死在醫院裡，從別處僱來的陌生人會處理好一切：將屍體帶走，準備埋葬或火化。在許多文化中，人們會在摯愛之人死亡後舉行頗為私人化的儀式（例如在葬禮前為逝者沐浴），既是為了紀念死者，也是為了幫助失去親人的家庭成員挺過悲傷與心理衝擊，而西方文化已經將這種儀式棄之一旁。我們的祖先們會通過哀悼儀式觸及實實在在的死亡，而現在的西方文化流行拆解與剝離：不再親自處理死亡，而是購買外包服務，讓別人代勞。也許有人認為這樣能使活著的人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但活著的人會因此而錯過什麼呢？這又會給身體和心靈造成哪些連帶傷害？

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擁有無限的時間，他就很難用好自己掌握的時間。無法面對死亡不僅阻礙人們過上真正想要與需要的生活，還可能傷害身體健康。用臨終關懷這一爭議話題來舉例吧。讀到“臨終關懷”這個詞組你可能會立刻產生負面聯想，將它與死亡聯繫起來。沒錯，臨終關懷的確意味著生命盡頭，它可能發生在療養院等場所，但更常發生在患者家中。簡而言之，臨終關懷意味著一個人已經患上絕症，並且不再嘗試治療，因此它關注的重點是舒適。對於許多患者來說，臨終關懷意味著疼痛管理，相關從業人員也擅長減輕疼痛。其實，臨終關懷不僅讓患者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儘可能舒適，還會幫助他們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自己的剩餘時間，有時候還涉及心理治療和目標設定。總之，不僅滿足患者急需的生理需求，也滿足他們急需的情緒與精神需求。

因此，聽到臨終關懷能延長壽命這一說法時，你應該不會特別驚訝。很多人對臨終關懷的固有印象是病榻上打著嗎啡的垂死患者，但現實完全不是這樣。幾年以前，世界上最負盛名的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一項研究，證實確診後立即接受臨終關懷的肺癌患者與對照組相比平均壽命延長了3個月（請注意這裡說的是“平均”，所以還需要強調一下，有些人的剩餘壽命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不僅如此，在這段額外時光裡患者們的生活質量也得到了提升。

這項研究裡沒有出現真正的自發緩解病例，但疾病進程的延緩與患者福祉的提升卻實實在在。它暗含著與死亡談判的重要（甚至必需）籌碼。也許臨終關懷減輕了患者的焦慮，帶來了心靈的寧靜；也許它讓人們不再被世間的規則和他人的期待所約束。所有絕症倖存者都曾告訴我，在真切理解人的一生是多麼短暫與珍貴後，他們脫胎換骨，重獲解放。也許，高度個體化且以患者為中心的臨終關懷能用它的獨特方法產生顯著效果。

臨終關懷是一種優秀的醫學護理模式。當然，並非所有臨終關懷都能產生同等效果，不同從業者的方法、理念和技術水平差異很大。但臨終關懷代表了醫學領域的一個獨特分支，它不僅治療表面上的疾病，還治療人的本身——身體、心靈和思想。臨終關懷會根據每個人獨特的需求、慾望和目標找到合適的前進道路。想象一下，如果所有醫療行為都以患者的個體情況為出發點，考慮患者的治療目標和對不良反應的忍受底線，顧及患者對疾病和死亡的焦慮、對生活的希望和夢想……我們將會擁有一套以患者為中心的醫學理念，將注意力從狹隘的疾病轉移到患者本身，因而獲得更全面的視野。

現實情況是：想要得到臨終關懷資格，患者必須讓醫生證明自己的剩餘壽命在6個月之內。

我們已經知道，醫生無法確定患者到底能存活多久，他們只能聲稱，根據這種特定疾病的正常發展曲線和統計數據，6個月是平均值。突然之間，患者就有獲得臨終關懷的資格了。

然而，有些人即使獲得了資格，也不願意擁抱臨終關懷這種體驗。對於這些人來說，儘管臨終關懷能夠提升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甚至延長生命，但他們無法接受自己只剩下6個月或者更短的時間，無法接受自己真的要死了。

這是多麼殘酷的悖論啊：為了獲得更長的生命，你必須面對並接受即將到來的死亡。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並不容易。

越早接受臨終關懷的人，生命質量的提升會越明顯。但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臨終患者在進入關懷項目後僅僅生存了不到12天，許多人只有幾天。關於其中緣由，克萊爾·哈瑟在我們的數次通話中曾談起過：“我有個好朋友，她為臨終患者的親屬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她跟我說，克萊爾，大部分人都不接受臨終關懷，哪怕快要死了也不接受，只有真的意識到自己沒剩多少日子時才會轉變想法。”

談及死亡及其對生命的啟示，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04年，瑞士社會學家伯納德·克雷塔茲在故鄉納沙泰爾的一家餐廳裡舉辦了一次非正式聚會。不久前結髮妻子去世後，他因感受到人們對死亡“蠻不講理的忌諱”而震驚，因而決定在餐廳或咖啡館這樣的公共場合舉辦開放式沙龍，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聚會不設固定議程或特定主題，人們只是談論死亡，不管是因為失去了親人，還是自己正面臨死亡，還是僅僅想提前瞭解和探討這一概念。

克雷塔茲撰寫了一本書來記述他創立的這一活動。書裡寫道：“我從未如此接近真理。有那麼一會兒，我感覺這個東拼西湊的聚會是從本真而生的。多謝死亡。”

無論你處在人生的哪個階段，要弄明白自己是誰、活著想要什麼，面對死亡都是重要的一課。但是，當然，經歷自發緩解的人們也無法避免死亡的困擾。

每一個故事都有結局

我們很容易忘記，自發緩解並不意味著永遠治癒。還記得萊特先生嗎？他相信自己服用的克力生物素時病情就會好轉，失去對這種藥物的信心時病情就會復發，這種過山車一樣的經歷也算自發緩解。儘管萊特先生最終死於那種疾病，他仍然是自發緩解的經典案例，提醒著我們多樣的可能性。萊特先生也是一個展現希望（與絕望）力量的例子，醫學界仍在探討他的病例，希望從中汲取經驗與教訓。從末期狼瘡中康復的珍妮特·羅斯也算自發緩解，儘管狼瘡對她的心臟已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珍妮特將這種負面影響解釋為身體向她傳遞的信息，提醒她放慢節奏、減輕壓力並優先考慮健康。她從死亡邊緣活了下來，恢復程度遠超任何醫生的想象。同時，她還學會了觀察復發跡象，以幫助自己保持健康。

如果我們追求的是永遠治癒，那就是在追求一樣不存在的東西。人類自從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就像追尋海市蜃樓一樣追尋著永生。我們有各色關於永生的神話傳說：西班牙征服者在尋找青春之泉；中國古代的皇帝派遣船隊出海尋找長生不老藥；還有美索不達米亞的戰神國王吉爾伽美什，他看到朋友在戰鬥中死亡後第一次覺察到了自己的命運，並開始尋找欺騙死神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有人選擇將自己冷凍，想要在疾病可以被治癒的未來再次醒來。

然而，對於永生的追求似乎從未成功。比如有人按照醫生的建議服用了含有水銀的丹藥，本期望藉此延長生命，卻因為重金屬中毒而殺死了自己。永生的追求者似乎都有著同樣的結局，他們從未發現自己想要什麼，卻在追求的過程中浪費了太多寶貴的東西。文學作品倒是描繪了一系列實現了永生的人物，但這些人想要的似乎恰恰相反：有終點的生命才是有價值的生命。

我是否也在尋求永生？這些年來，我一直四處奔忙，飛來飛去。我研究文獻，在冗長的郵件中尋找真正自發緩解的跡象。我花了多少小時、多少天、多少星期記錄他人的談話？也許，我也想要找到欺騙死神的方法。一旦解鎖了自發緩解的秘密，我或許也會用它讓自己免於疾病。當死神帶著絕症來找我，我可以隨時掏出這張王牌。這是另一種尋找長生不老藥的表現嗎？

目前為止，我的研究已經持續了約17年。我一直追蹤著那些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聽他們的人生故事，不斷得到奇妙的收穫。帕特里夏·凱恩仍然沒有肺纖維化復發的跡象，又開始用自己的醫學專長回饋他人。她還創辦了一份週刊，叫作《醫生的每日一笑》，其中記述了各種讓人開懷大笑或重振精神的笑話、故事和語錄。帕特里夏相信，笑聲是一種良藥，態度能帶來治癒。她認為回饋社區讓她找到了生活的目標和意義，幫助她遠離疾病。我訂閱了帕特里夏的週刊，確實很有趣，最近的一則笑話尤其讓我印象深刻——

米奇坐在醫生辦公室裡，不停做出奇怪的禱告：“我希望我病了。我希望我病了。”

另一個等待醫生的病人問：“你為什麼想要生病？”

米奇回答說：“我要是沒生病還感覺這麼難受的話，可就太糟糕了！”

患有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的兩位年輕人，巴勃羅·凱利和馬特·艾爾蘭，在我寫下這段文字時仍然沒有病情反覆。他們各自撫養著年幼的孩子，期盼能擁有更長時間的健康與體面，但同時也知道現狀不會永遠如此。他們並不是膚淺地追求長生不老。

我也不是。聽完這些他人慷慨分享的故事，我更加謙卑了——就像那場車禍帶給我謙卑一樣。你會發覺，你可能做對了所有事情，卻仍然罹患疾病；或者你像所有人一樣有著明顯的錯誤，卻仍從重病中康復；還有一些我曾訪談過的人，病情緩解後又再次惡化……我們還有太多事情尚未理解、無法控制。翻過治癒的山脊，另一側就是生的希望；但與之相伴的是永不消失的陰影——總有一天，生命會終結。

每一個故事都有結局。克萊爾·哈瑟與丈夫在火奴魯魯買了一幢房子，如願在夏威夷過上了退休生活。克萊爾的女兒和女婿也搬了過去，他們是在城裡四處演出的音樂家。晚上，克萊爾和丈夫躺在夏威夷式露臺上的時候，排練的聲音就會從樓下傳來。

在被診斷出患有致命的晚期癌症後，克萊爾又與家人一起在夏威夷度過了10年的快樂時光。2018年初，常規掃描檢查在克萊爾的肺上發現了病變，看起來很像是癌症轉移。

它很小，沒什麼動靜，沒在長大，這讓醫生很疑惑。如果它是一個轉移瘤，如果它與克萊爾的原發性胰腺癌有關，它不該在這麼多年後出現，也不會是這種表現形式。但活檢證實了那就是惡性腺瘤，來自胰腺。

這是一個壞消息，也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消息。歷經10年的緩刑——沒有一絲疾病的跡象——癌症又復發了。克萊爾用郵件告訴我這一診斷，並說道：“對我來說，唯一的好處是這邊的醫生終於相信我患過胰腺癌了。我的腫瘤科醫生、外科醫生和家庭醫生都曾嘲笑過我——他們說我被誤診了，或者我誤讀了病理報告，我患上的是其他疾病而不是胰腺癌。這些話他們都說過。現在，外科醫生給我解讀病理報告，說我的肺上有胰腺癌時，我突然感到了巨大的解脫。他們終於相信我了。被醫生忽視的滋味不好受。有時候，我甚至感覺醫生和癌症一樣，都是我的敵人。”

克萊爾放棄了積極治療，這並不奇怪。她已經73歲，還在等著另一項掃描檢查的結果，她覺得自己可能的確要走向死亡了。但正像她所說的：“我已經體驗過一次了。”鑑於自己的診斷、預後和治療選擇，克萊爾再次決定她不會為了幾個月的希望把剩餘的生命浪費在痛苦的治療上。這種決定極其私人，每個人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疾病類型和治療選擇做出現實的考量。對於克萊爾來說，如果剩下的日子要伴隨著難以忍受的化療不良反應、躺在檢查床上的漫長煎熬和醫院候診室的日光燈，她寧可選擇放棄。

克萊爾說：“我相信對於某些人來說那是正確的選擇，但它不適合我。”

克萊爾有一段時間情況不太好，時常感到身體虛弱、疲憊不堪。她做過一次肺部手術，目的是得到更準確的診斷，可手術讓她的身體狀況更糟了。不過，現在她又恢復了一點。她還服用過一種可能會幫助改善呼吸的藥，但藥物沒有效果，把藥停掉反而感覺更好一點。這是反覆失敗再嘗試的過程，有些日子很煎熬，有些則比較輕鬆。克萊爾仍患有Ⅳ期癌症，面對死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克萊爾在郵件裡告訴我，她正在進行心理輔導，好“讓自己想明白”。她又開始讀10年前的那本書——《人生最後一年》，並稱之為自己的《聖經》。

“死亡不是問題，走向死亡才是。”她揶揄道。

在那場奪去了我未婚妻性命的車禍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在想我對死亡的認識是否正確——她與我的死亡。以前的我可能並沒有理解面對死亡的真正意義。死亡不一定與疾病、沮喪和恐懼聯繫在一起，接受死亡的方式也並不只有一種。在那次事故以後，我第一次對生活的真實性產生了興趣。我看待自己和未來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不再揹負著他人的意願生活，而終於擁有了自己的人生。如同米拉所說，她發覺自己誤解了自己的身份與生命的意義，好像突然“揭下了一層面紗”。

直面死亡並不意味著屈服。你可以接受死亡，卻仍然為生命而戰；你可以直視死神，卻仍然做出生的選擇。

生的選擇

在確診絕症轉移性黑色素瘤後，米拉·邦內爾度過了一段至暗時刻。她的內心在掙扎，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她有點想放棄。醫生說她會死，所以她覺得大概就這樣了。

米拉說：“我和男友坐在廚房的餐桌旁，我記得自己這樣說，我覺得還有選擇，而且成功與否會取決於我的想法。但這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好像沒那麼大動力。一字不差。這讓我男朋友很受傷。”

米拉現在說，接受現實，做好在幾個月內死亡的準備，“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這一切都具有一種神秘的吸引力。她的話會讓男友感到不安，是因為男友“沒有體驗過那種感覺”。“他不明白。但每個曾近距離觸碰過死亡的人，都會感覺死亡像回家一般舒適。”

接下來的兩個晚上，米拉都在床上靜坐到凌晨，清醒地體會著即將到來的死亡。最終，米拉做出了決定。她不怕死，但選擇好好活著。

巴勃羅·凱利在醫生無法解釋的病情緩解狀態下生活著。他知道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隨時可能復發，它可能永遠沉默，也可能第二天就回歸，這是現實。

“我不再覺得死亡是一個問題。”他在電話裡告訴我。這是來自英國的越洋電話，信號時斷時續，聽筒中傳來的聲音顯得沉悶。他說：“我很久之前就該死了。”

從巴勃羅現在的生活方式很容易看出他的選擇。他很早就決定拒絕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的標準療法，因為這種療法的主要不良反應之一就是不能生育。巴勃羅一直想要孩子，但醫生擺在他面前的選項明確地回答了他還沒有問出口的問題。治療或許能保住性命，但也會剝奪他擁有後代的權利，巴勃羅很快就選擇了拒絕。

他說：“如果能活下去，我想要擁有生活，我想生孩子。如果不能有孩子，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巴勃羅的癌症仍未復發。他依然保持著嚴格的飲食習慣，在他看來那是康復的關鍵。當身邊所有人、整個社交圈都與你的行事方法不一致時，堅持可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巴勃羅試圖保持清醒，不讓恐懼替自己做出決定。他選擇嚴格的飲食習慣不是因為懼怕死亡，而是因為渴望活著。

他的女兒在6月出生，健康又完美。

“我大哭了一場。”他發郵件告訴我這個消息時說道。

想到巴勃羅，我腦海中浮現出一句話，是創辦了死亡主題沙龍的伯納德·克雷塔茲所說。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克雷塔茲說自己漸漸不再組織沙龍活動了——截至那時，他已經虔誠地將這一活動持續了10年以上。當採訪人詢問原因時，克雷塔茲回答說，停止這一活動令他心痛，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但聆聽了那麼多別人與死亡搏鬥的故事之後，是時候想想他自己的故事了。孩提時代他曾從宗教中吸收過許多有關死亡與罪孽的觀點，現在，他需要改變自己對死亡的認知。克雷塔茲說，沙龍活動的初衷也是為了糾正他小時候獲得的有關死亡的負面想法。發起活動時，克雷塔茲曾說：“我重讀了希臘哲學。古希臘人說要把生活中的每一刻當作最後一刻。就是這樣。盡力去活。”

盡力去活。多少人敢說自己做到了？

那次採訪的兩年後，也是退出沙龍活動、開始專注於自己的生活與死亡的兩年後，克雷塔茲去世了，享年80歲。在採訪結束前，克雷塔茲告訴記者，他以何種方式死於何時何地都無關緊要。“那些都不重要，”他說，“當你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此時此刻，你就永遠活著。”

這些經歷了自發緩解的人們擁有無與倫比的專注力與行動力，可與最偉大的運動員比肩。他們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獲得了常人認為從生理角度看不可能的成績。打破紀錄的運動員們全身心投入了訓練，不停接近、突破著自己的極限。從某個角度講，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絕症倖存者們也做出了類似的事情？

第十二章　燒掉你的船

我發現，選擇放棄並不是一件羞恥或值得被人議論的事情，也不會帶來任何傷害。但是如果選擇活下來，道路會很艱難。

——米拉·邦內爾，轉移性黑色素瘤患者

按照醫學規律，我已經在墳墓裡15年了。

——帕特里夏·凱恩，特發性肺纖維化患者

我接受診斷，但不接受預後。

——朱尼珀·斯坦，強直性脊柱炎患者

我知道醫學之外還有其他東西，它們讓死神放棄了我。15年過去了，我還活著。

——馬特·艾爾蘭，膠質母細胞瘤患者

記住，如果你不對自己的治療負責，其他人就會接手。那樣你可能沒法兒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傑拉德·懷特，腎細胞癌患者

1519年，西班牙探險家埃爾南·科爾特斯抵達了墨西哥韋拉克魯斯附近的海岸，打算為西班牙奪下阿茲特克帝國的土地。科爾特斯有11艘船、13匹馬和500名士兵。那時的阿茲特克帝國從墨西哥灣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是有史以來最大、也是最強大的中美洲王國，人口超過500萬，軍隊以兇猛和戰無不勝而聞名，並且人數比科爾特斯的小型部隊要多上許多倍。

科爾特斯甚至都不應該出現在那裡。他的指揮官撤銷了前往墨西哥的指令，但科爾特斯還是來了。在墨西哥灣邊緣登陸的科爾特斯，眼前是無法應對目標任務的超小型部隊，身後是根本不存在的後備支援，停泊在海灣的11艘艦船是他們的唯一退路。考慮到此戰幾乎沒有勝算，他們大概率會需要這些船。然而，當所有士兵都踏上沙灘的那一刻，科爾特斯下達了一個瘋狂的命令：燒掉那些船。

科爾特斯讓他的隊伍意識到除了贏得勝利之外別無選擇。燒掉艦船時，科爾特斯就燒掉了任何撤退的可能性。

“要麼佔領這座城市，要麼死在這兒！”據說科爾特斯這樣對他的隊伍喊道。

殖民者對待土著文化的態度十分殘暴，我絕不認同他們。我只是想請你暫時把自己想象成某場不得不打的戰役中的一名士兵，有著自己的生活、家庭、目標和夢想，面對一支傳說級的武裝力量，內心忐忑，這時卻突然發現自己出現在沙灘上，眼睜睜地看著遠處港口己方的11艘大船燃起了熊熊烈火，逃生計劃煙消雲散。想象一下那時的感覺，你發現自己如果不奮力一搏就會失去一切，別無退路，只能向前。

讓你設想這一場景的意義是，當你沒有逃脫的機會，沒有後備計劃，沒有其他選項時，就只能選擇迎擊而上。

談及治癒領域的類似故事，我會想起湯姆，當我問他是否會作弊——偷吃高營養密度糖尿病治療餐以外的食物，他的答案是“從來不會”；我會想起瑜伽課上的朱尼珀，為了治療，她會忍著疼痛把自己的身體推向更難的體式，讓包裹著自己關節的鈣化層逐片脫落，而後變成我認識的最健康、最有生命力的人之一；我會想起簡——她做出了對於一位母親來說極其艱難而傷心的決定——放下自己的孩子，給彼此自由，這也拯救了她自己；我還會想起米拉，她坐在餐桌旁思考著自己是否要為生命而戰。這些人一旦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治癒途徑，便會孤注一擲地走下去。

而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大多數人都會給自己留下退路——一條可以退回之前行為習慣、信念體系的道路。我們在制訂新計劃、提出新方案時，會在頭腦中留下一道逃生門，在港口留下一艘小船，好在壓力過大時隨時逃回舊生活或以往的思維感知模式。港口的小船可能是一種令人放鬆的習慣，可能是酒精或毒品，可能是你知道會帶來健康隱患的一段感情或仇恨，還可能是食物，是讓醫生和家人替你做出健康或生活方面的決定，或者是什麼也不做，因為實現積極健康的生活狀態所需的改變過於重大而且艱難。

絕症倖存者不會給自己留下退路。一旦發現某些重大改變能夠讓自己更健康、恢復更迅速，他們就會立刻消滅自己重回舊習慣的所有可能性。消滅的方法多種多樣。比如克萊爾，她扔掉了餐盤裡所有促炎性、非治癒性的食物。再比如簡，她切斷了阻止自己成為自己的社會關係，為了從晚期狼瘡中康復而完全擺脫了舊生活：結束有害的婚姻，離開壓力過大的工作，解決經濟困擾，跳出與孩子們的緊張關係（孩子們認為簡除了是個病人之外就沒有其他身份）。簡去了巴西，像從行將墜毀的飛機上跳傘一樣逃離了曾經的人生。在身體好轉後簡也曾短暫地重回舊時的生活狀態，狼瘡立刻復發了。可見，為了完全治癒，她必須徹底重生。

我在本書中記述的每一位患者都找到了自己獨特的治癒方法。他們像探險家一樣，在叢林中開闢出全新的道路，找到了修復自我認同的合適途徑，最終抵達了相同的目的地。而一旦抵達，他們就會燒掉自己的船，讓自己無法回頭。

掌控自己的健康

研究自發緩解的障礙之一是，我們無法量化人們對各種治療方法的真正參與度。數以百萬的研究只關注參與者是否實施了特定治療計劃，卻忽略了他們的參與方式與參與程度。每個人參與臨床試驗任務的目的都不一樣——有些人是想借這些嘗試挽救自己的生命，而有些人只是想得到50美元的參與報酬。

基於科學方法的標準實驗流程讓我們可以對不同研究進行有效比較，從而得出合理的重要結論。依賴這種科研模板，我們已經量化了藥物效力、治療方法、生活方式變化等因素，但並非所有因素都可以被這樣測量。

傳統科學方法只能幫助我們研究可見可觸的對象。評估藥物影響時，我們能夠精確地知道一顆藥片會讓參與者攝入多少克數的藥物。現在我們也用類似的方法來研究冥想，追蹤參與者一週之內的冥想頻率和時長。我們知道參與者A每週冥想3次，每次20分鐘，然後把這一數據與不進行冥想的對照組進行比較。但是，我們對參與者A冥想時的狀態知之甚少。她的冥想練習強度如何？她有多專心？能夠有效平息戰鬥或逃跑反應、進入放鬆狀態嗎？冥想練習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她只是為了湊夠練習時長，還是全身心認真投入了？

太多細微差別和內部因素無法被精心設計的定量研究捕捉，太多可能性因為並不適配當前狹隘的科學方法定義而尚未被探索。研究可以告訴我們朱尼珀·斯坦每天進行兩個小時瑜伽練習，卻不能告訴我們她比身旁同樣進行著練習的女士多投入了多少精力。

自發緩解的案例告訴我們，治療的參與程度對治療結果影響重大。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了這一點，或無法量化這一點。人們接受健康干預（從化療到飲食再到冥想）後的表現大相徑庭，這讓我不得不懷疑，造成這些差異的並非某種干預措施存在與否，而是接受干預措施的個體如何應對。我還記得去上大學之前人們對我說：“大學生活的樣子是由你自己決定的。”他們的意思是，僅僅被動地坐在教室裡並不能獲得改變人生的知識與深刻廣博的體驗。我必須積極融入，主動尋找。

現在問題變成了：人們對各種治療方法的參與程度如何？不同參與程度又會帶來怎樣的差異？

臨床醫學仍處於接納精神對身體具有治癒作用的早期階段（而且還有些勉強）。有些醫生終於意識到了戰鬥或逃跑反應在疾病誘導中的作用，開始向患者推薦緩解壓力的方法，但仍有牽絆讓我們徘徊不前。不管是醫生還是患者，大多數人所受到的教育都在指引他們去尋找銀色子彈。相較於改變自己的生活，人們會傾向於接受醫學治療，因為這更不費力氣。但深層自我價值與自身能力的覺醒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理狀態。如果我們認可精神的力量，認可情緒可以改變很多事情，那也不得不承認，精神上的重大改變可能促成生理上的重大改變，有時候甚至是病情緩解。

20世紀80年代末戴維·斯皮格爾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如果女性乳腺癌患者每週參加兩次小組心理輔導，她們的生存期將平均延長18個月。這項被視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獲得了廣泛關注，至今仍被反覆引用。但是，很多試圖復現研究結果的人卻紛紛失敗了。

後來，阿拉斯泰爾·坎寧安重複了這項實驗。坎寧安是一位教授兼心理學家，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行為醫學和健康心理學的交叉領域，也曾設計過探究心理諮詢與存活率間關係的實驗。坎寧安的幾處與眾不同引起了我的注意。20世紀90年代，坎寧安在多倫多大學經營著一家腫瘤診所。47歲那年，他本人被診斷出患有Ⅲ期結腸癌，存活概率是30%。一般來說，心理學家與臨床醫學接觸甚少，然而坎寧安是一位在腫瘤診所工作的心理學家，自身也是癌症治療專家。因此，坎寧安的研究既是職業興趣驅使，也與他自己切身相關。

坎寧安在1998年進行的研究得出了與斯皮格爾矛盾的結論：他未能在心理諮詢與康復或生存期延長間找到類似的正向聯繫。坎寧安總結說，小組心理諮詢對疾病進程或生存率沒有顯著影響。

但是坎寧安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事。

實際上，實驗組中確實有一小部分人在接受心理諮詢後出現了明顯的病情改善。其中，7位女性的生存時間大大超過了其他人，7人中的2人在研究開始的8年之後仍然活著，健康狀況似乎還有所好轉。然而這個樣本量太小了，並沒有統計學意義，坎寧安的總體結論仍然必須是“未發現重大影響”。

不過，回顧了這些患者在實驗中的表現後，坎寧安懷疑患者的治療結局與其治療參與程度有關。他發現，這7位生存時間更長的患者沒有被他的研究侷限，除了參與每個人必須接受的治療外還積極探索了其他治療方法，投入了時間和精力去進行冥想、練習瑜伽、記日記、表達感恩之情……基本上，除了積極治療外，這些人還表現出了徹底改變行為習慣、生活規律甚至人生規劃的意願。因此，坎寧安認為他的研究存在其他可能解釋，並總結道，積極性與行動力可能與病情緩解或生存期延長有關。

這項意外發現並不是該研究試圖尋找的東西，但坎寧安無法忽略它。那些主動為自己的健康負責、能夠多想和多走一步的患者往往活得更久，甚至病情也發生了改變。因此，坎寧安又設計了一項前瞻性縱向研究，旨在更聚焦地探索轉移癌患者的生存期與所謂心理建設之間的聯繫。心理建設是一個相當寬泛的術語，本書中絕症倖存者所嘗試的大部分方法都可以被囊括在內，心理諮詢和其他形式的自我救助當然也在其中。我立刻就想到了米拉、帕特里夏等人對自己的探索——對自我認同、目標和願望的評估。這次，坎寧安將目光匯聚在了那些對自助方法表現出濃厚興趣的積極患者身上，並且發現“參與自助”與生存期有顯著關聯。接著，坎寧安更進一步，開始研究“參與自助”對於患者的意義。

坎寧安在2002年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為生命而戰：心理治療輔助的自助方法對轉移癌患者影響的定性分析》。這項研究旨在同時從定性與定量兩方面剖析目標患者身上發生的故事，工作異常艱鉅。儘管樣本量很小，但實驗設計縝密，每個研究對象身上都有超過100小時的觀測記錄，這種量級的數據實屬罕見。坎寧安找到了9位被他定義為“高度參與”的患者，他們每天都會抽出固定的時間——通常是幾個小時——進行冥想、記日記或其他放鬆活動。這9個人中的8位都獲得了良好的生活質量，生存期比最初的估計超出了至少2年。還有2位甚至意外地完全康復了，在研究發表的數年之後依然身體健康。

另一方面，坎寧安找到了8位參與度顯著低於平均水平的患者。根據這些患者自己的講述，他們要麼不相信自助可以改變疾病進程，要麼因為低自尊等問題受到了負面影響。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不值得付出這份努力。儘管這些患者在治療開始時的預後並不比“高度參與”組更悲觀，但他們的生活質量更糟糕，整體診斷後生存期較短，只有一位患者在得到診斷後生存超過了2年。

坎寧安發現，那些積極參與了他所謂的“自助療法”的患者比那些低參與度的患者擁有了更長（近3倍）的生存期。值得注意的是，坎寧安發現的有效自助方法與那些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在改變精神、心理和生活狀態時的嘗試十分類似。

為了區分影響預後結局的條件和特質，坎寧安總結提煉出了一個基本框架：

倖存者與不幸逝世的患者是否存在心理差異？是什麼導致了可能的差異？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坎寧安進行了另一項研究，並發現倖存者在早期心理自助上的投入更多。這是一項有關瑜伽與癌症康復的實驗，結果證實，從疾病中恢復的那一小部分人在瑜伽練習時更認真、更深入。這些結論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研究的成果讓坎寧安相信“修復自我認同”類行為可能是康復的主要因素。但因為真正做出這種嘗試的個體數量太少，所以幾乎沒辦法在研究論文中體現出他們的獨特之處。我們的科學方法天生關注平均值、淡化異常值，這使得坎寧安測試過的干預措施看起來影響極小。

無論如何嘗試，坎寧安都無法突破傳統科學研究方法的核心問題，彷彿這種方法天然無法解答他的疑惑。對於坎寧安找到的影響疾病發展的重要干預手段，個體參與度的準確測算幾乎完全依賴於患者的自我評估報告，還會受到語言和個體感知的影響，量化實驗幾乎不可能實現。

阿拉斯泰爾·坎寧安無疑是探索這一領域的最佳人選。他已經退休了，但仍為那些希望自己掌控治療計劃的患者運營著一個組織。更重要的是，他有雙重身份——既是心理學家又是患者。

這項主題研究跨越了坎寧安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並使他確信，對治癒方法的參與度能夠顯著影響疾病發展進程。這其實應該是常識了。我們都知道，在體育領域，獲得的回報與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但在討論健康問題時，我們似乎忘記了這一點。

但我要鄭重指出，為自己的治療負責並不意味著因為疾病而自責。的確，我們知道得越多，就能在健康管理方面做得越好。但沒有誰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文化背景、家庭環境和基因情況。主流醫學認為，身心醫學治療方法的實質是譴責患者，甚至說身心醫學的負面影響（讓患者認為患病是因為自己做了或沒做某些事情）會抵消它的一切可能好處，這是其抵制身心醫學的原因之一。我不同意這種觀點，卻也必須承認這一說法並非全無道理。有些患者確實會因疾病自責，面對“掌控自身健康和治療方案”的想法不知所措，身心醫學運動也並非總能將“責任”與“所有權”有效區分。

生病不是你的錯

當前醫療模式的好處之一是，你可以走進醫院治療疾病，同時不會感到任何壓力或受到任何評判。有時候，病人們想讓感冒就被當作一場感冒，心臟病就被當作心臟病，或讓酗酒、躁鬱症等問題被簡單地理解成生理疾病。這的確很重要。瑪西婭·安傑爾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提出：儘管探索疾病與思維模式之間的聯繫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但我們不應該做這種嘗試；如果患者因為自己的疾病而自責，其受到的傷害可能更嚴重。

安傑爾博士強烈反對將疾病看作心理狀態的投射。她舉了一些很好的例子：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裡，人們都認為肺結核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直到發現其與結核分枝桿菌有關，而結核分枝桿菌可以被利福平治療；梅毒和淋病也是如此，人們曾將它們看作道德疾病，但實際上是由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造成的，可以輕鬆被抗生素治癒。但是，生物學基礎並不總代表生物學原因。換句話說，生物學因素的參與並不意味著生物學因素永遠是主要原因。

看起來，安傑爾並不是在否定身心醫學的科學價值，只是擔心患者會因疾病自責。即使疾病沒有被治癒，患者也不應受到責備，這個論點正確且重要。但是，探究我們對自身、對世界的深層信念如何影響健康和疾病，與這一論點並無衝突，不應該混淆這兩個概念。我們能夠，而且應該採取這樣的立場：人不應因患病而受到指責，人類治癒疾病的能力比想象的更加強大。

約翰·薩爾諾醫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薩爾諾曾是紐約大學的醫生，幾年前剛剛過世，享年93歲。他治療慢性疼痛的觀念一直很受爭議：他認為大部分慢性疼痛是由心理狀態引起的——並不是責備患者，而是指出這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機會。薩爾諾會接收那些對傳統治療沒有響應的患者，並常說80%的患者可以在接受他的治療後減輕疼痛。

《紐約時報》的訃告裡寫道，紐約大學的同事們經常“在午餐閒聊時嘲笑薩爾諾，儘管他們中的有些人就會因為自己的小病小痛私下找他”。我經歷過這種局面。令人遺憾的是，“健康政治”逼迫人們選擇了立場，這與科學探索的真正精神背道而馳。但我們也要看到，很多睿智的業內人士曾在私下裡呼籲，要為這類問題的討論留下足夠的自由空間。

薩爾諾醫生死後，人們證實了他的正確性。在被質疑了許多年後，一些研究發現慢性疼痛常常存在情緒基礎。薩爾諾超前於“金標準”加持的雙盲研究，領先一步，發覺從情緒和焦慮的角度處理慢性疼痛能讓患者得到根治。他是對的。

我認為，作為醫生，我們需要更多地聽取患者的意見。我的意思是聆聽更廣泛的聲音，而不僅僅是在檢查室裡跟來看診的患者交流。那些來自全世界的低語聲正講述著人們對自己身體、疾病和健康的直覺認知。許多人曾給約翰·薩爾諾寫過感謝信，描述薩爾諾的方法如何拯救了他們的性命，但醫學領域的反應是：“沒有研究支持。”好吧，現在終於有了。

記得我的一位病人曾在閒聊時說：“我知道我受傷後的恢復時間比別人更長。”這句話在我腦海中縈繞許久，它完美地說明了人們可以憑直覺本能地瞭解自己對疾病的響應方式，只是醫學還沒有準備好聽見這些聲音。

如果想在健康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我們必須開始關注完整的真相，而不是通過隻言片語強化自身的偏見和疑慮。主流醫學和身心醫學兩派的觀點常常過於兩極分化，甚至妖魔化對方，導致他們無法承認彼此治療方法中的可取之處。如果因擔心患者自責而放棄探尋有關自發緩解的真相，那我們就是在傷害每個人的利益。

那麼，誰有能力改變這種局面呢？

你。

我看到，多年來，儘管技術突飛猛進，變化的發生卻很緩慢。醫學界已經擁有了觸手可及的驚人資源，從利用大數據提供身體內部工作狀態觀察窗口的可穿戴設備，到將人體內細胞重編程為新型高效癌症鬥士的先鋒免疫療法，這些令人振奮的技術具備無限潛力，可能引領我們找到通向健康與治癒的革命性新方法。但是我們能夠抓住機遇嗎？我們需要的是重新評估建立了當前醫學體系的根基，是反思我們對於醫學實踐和疾病治療的基本假設。這些改變的推動者不會是醫生，而是像你和我一樣的普通人，是那些認定自己不能坐等專家提供解決方案的人，是那些認為疾病進程會被更高層次推動力影響的人。你的選擇不僅能夠塑造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還能改變整個醫學領域。

如果耳邊的聲音讓你覺得自己應該為疾病負責，讓你感受到壓力而非力量，那就應該忽略這種聲音。別管它，這不是給你聽的，聽不見也沒關係。並不是每條信息都針對所有聽眾，並不是所有事物都會引起共鳴、帶來啟發，也並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立刻發生。有時候人們確實需要通過疾病獲得喘息之機，重新調整、休息、評估現狀；然而有時候，人們也可能還沒有做好與糟糕的那部分自己告別的準備，還需要更多時間。那就給自己一點時間。做這件事不需要日程表，你應該得到一個機會而非負擔。如果你感覺它變成了負擔，那也許還沒到需要破釜沉舟的時候，這也沒有關係。這是你的路，不是別人的路。

為了不讓他人的評判或責備成為你前進時的負擔，就要記住：歸根結底這一切無關於疾病與治癒，我們並不是在討論做或不做某件對的或錯的事情就能決定治癒是否發生，而是在說人要尋找有意義的生活——能夠理解並體會到自身價值的生活，能夠清晰辨別目標與期待的生活。在這一前提下，生命的長短並沒有那麼重要。

薩拉，今年38歲，因躁狂症在麥克萊恩醫院住院。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和雙相情感障礙作鬥爭，最近酒癮又復發了。她現在和母親一起生活，沒有工作，錢幾乎都花光了。家裡人接濟過薩拉很多次，在她病情失控時把她帶來了醫院。薩拉同時服用著多種藥物，但它們似乎沒有一開始那麼有效了。

薩拉的同卵雙胞胎姐姐特蕾莎想要幫點忙，於是跟我預約了一次診療。特蕾莎十幾歲時也被診斷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並掙扎多年，所以她準確地知道薩拉正在經歷什麼。

見面的日子到了，特蕾莎和薩拉走進辦公室時我大為震驚，因為幾乎看不出這對雙胞胎之間有任何相似之處。除了精神異常，薩拉也要應付精神疾病和抑鬱引起的各種生理問題——也許疾病暴發時混雜的應激激素會對細胞和組織造成瘋狂轟炸，雙相情感障礙可能引起肥胖症、心臟問題、甲狀腺疾病等各方面身體疾病。薩拉身上佈滿被抑鬱、躁狂症和艱辛生活蹂躪的痕跡，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許多。

特蕾莎先講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和薩拉在二十多歲時有著相似的患病軌跡，接受同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診療。醫生會讓她們試著服用一種藥物，然後停藥再嘗試另一種，但似乎永遠無法改善症狀。後來特蕾莎注意到，只要遠離酒精、注意飲食，就能讓她的病情更加穩定。另外，晚上是出門還是待在家裡也會產生影響。

特蕾莎在28歲時做出了決定——夠了。她說：“我就是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要停止沒完沒了的藥物試驗、談話療程和週期性復發。我要掌控自己的生活。”

她戒掉加工食品，讓自己沉浸在冥想練習中。當然，冥想不是解決嚴重精神疾病的靈丹妙藥，但對於特蕾莎而言，這正是最關鍵的基礎，它像根系一樣聯結著所有變化。看到特蕾莎的勁頭與熱情，我毫不懷疑這些改變能夠深刻地影響她的思想，然後是她的身體。

想要做出真正的改變並不容易，甚至可以說十分困難，開始的兩年尤其如此。但是，特蕾莎的冥想練習為其他重大轉變叩開了大門，並給她帶來了滿意的工作和婚姻。現在，特蕾莎覺得自己已經建立起了自愛的堡壘，挫折不會再讓她輕易陷入曾經的惡性循環了。她健康、快樂，在過去的8年間沒有服用過任何藥物。“你可以做到的，”她對薩拉說，“只要你下定決心。”這對雙胞胎姐妹並排坐著，看上去好像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她們的年齡只相差60秒，健康狀況卻相差許多年。

這對雙胞胎的故事告訴我們遺傳並不能決定命運。同卵雙胞胎的基因相似度高達99%，然而，薩拉和特蕾莎的健康狀況相差太大，僅僅閱讀體檢指標的話，醫生永遠也猜不到這是一對姐妹。特蕾莎經歷過破釜沉舟的時刻，但薩拉還沒有。從那個時刻起，兩人就分道揚鑣，漸行漸遠。

習慣於依賴舊模式思考和生活並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默認模式網絡讓生活更高效、更輕鬆，但它很可能傷害我們。即使是走在健康和痊癒之路上的人們，即使是那些正在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做出改變的人們，也往往會不自覺地為自己留下一條退路，偷偷留下一扇通向不健康習慣的後門，好讓自己挺過困難和壓力。如果條件有利，壓力不大，在港口留下一條船也許沒什麼問題。但當事情變得棘手，你沒有太大勝算、已經開始思考自己是否要堅持戰鬥下去時，一旦存在後退的選項，你就會選擇它，讓身體重新回到舊的舒適區。

為了獲得想要的生活，尤其是在患病的時候，你必須確定港口是否還停靠著船隻。如果有，就將它們永遠焚燬。我們在前文簡單提及了“船隻”的定義——舊的生活習慣、不健康的食物或其他什麼東西。顯然，酗酒和煙癮都在此列。其實，每一種能讓人上癮、引起刺激-獎勵反饋的東西都應包含在內。飲食、日常活動，甚至他人的存在都有可能激活多巴胺通路，讓人眼睜睜看著自己走進泥潭。但船隻還有可能比這些更加隱蔽，它們通常披著合理性的外衣。

面臨重大或艱難的改變時，我們可能會找到各種理由否定改變的效果，勸說自己不要白費力氣。明知自己需要改變，卻尋找種種看似合理的藉口拒絕改變，這就是在依賴港口裡的船隻。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人際關係也可能成為船隻。我們做出重大改變時，生命中的其他參與者可能感到困擾。這時，他人的情緒和期待就是船隻。與朋友、愛人或家人的正面關係會變成我們逃避的藉口：因擔心改變會影響這種關係，我們選擇躊躇不前。

我可以毫不費力地列出各種合理性。當意識到自己能夠通過必要的改變重塑人生，卻在行動開始之前就考慮放棄的合理性時，你就需要警惕了——這就是尋找船隻的表現。你擔心什麼人會生氣或失望嗎？你害怕未知嗎？你是否開始想象脫離了舊軌道的人生，並因此產生了牴觸和厭惡情緒？

有時，做出重大改變的確會讓我們失去一些東西。離開家鄉去追求適合自己的生活時，我失去了很多——故鄉、家人，還有留在那個被玉米田環繞的小鎮上的我——但收穫的更多。想擁有點燃火柴的勇氣，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將要得到的東西上。

點燃火柴

人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找到徹底改變人生的契機和堅持改變的動力。克萊爾·哈瑟告訴我，她最初的主要動力是恐懼。在獲知診斷、剛剛發覺自己馬上就要死掉時，克萊爾處於嚴重的恐懼之中。這時，她發現網上有些研究說鹽的攝入與胰腺癌的發生有因果關係。“我特別喜歡鹹味的食物，但很快就戒掉了鹽，速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克萊爾說。

恐懼讓克萊爾開始改變。然而恐懼這種燃料的消耗速度很快，並不能支撐我們走完對抗慢性疾病或絕症的整個旅程。接下來，克萊爾選擇直面死亡，明確自己到底想在剩下的生命裡過上怎樣的生活。這一舉動驅散了恐懼，給克萊爾帶來了更持久的動力和能量。她會問自己：“癌症想要教會我什麼？疾病想要傳達什麼信息？其中的機會在哪裡？”克萊爾選擇與自己的身體融洽相處，通過聆聽它的聲音，朝著善待身體、精神和心靈的方向轉變了行為習慣與思考方式。這些方法讓克萊爾既能追尋自己想要的生活，也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朱尼珀·斯坦是那個說自己“接受診斷，但不接受預後”的人。她接受自己必須與疾病共存，卻不接受人們想象中她與疾病共存的方式。她不想成為坐在輪椅上的新娘，不想被身體拖後腿，不想成為家庭的負擔。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一個家庭，一具能夠帶著她走遍世界、完成所有夢想的正常軀體，以及不被持續性疼痛糾纏的生活。在被瑜伽練習折磨的最困難、最痛苦的日子裡，她牢牢記得自己想要什麼。

米拉·邦內爾說，她很快就知道自己需要做出某些改變，卻很難讓大腦與自己達成一致。大腦固執地重複著刺激-獎勵反饋循環——被多巴胺和5-羥色胺不斷強化的化學性快樂通路。“就像談判一樣。我的身體試圖告訴大腦怎樣做才能恢復並保持健康，但大腦不願意接受這些規矩。”

壓力過大時，我們會退回已經習慣的舊模式。這一現象背後的原理已經有了清晰的解釋：大腦會在身體感到壓力時耍個小花招，讓我們相信正確的做法就是使用過去熟悉的方法。“就這一次。”我們這樣告訴自己，還自欺欺人地相信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大腦確實很強大。成癮症也是這個道理：讓人上癮的物品通過神經通路帶來即時的歡愉和舒適，卻對健康和痊癒能力造成永久的負面影響。我們之前談到過成癮，酒精、藥物、食物和行為習慣，甚至某些思想方式也可能具有成癮性。比如，消極或侷限性思維方式就會令人上癮，阻礙大腦形成更健康的思想回路。打破舊的習慣、信仰和行為模式也像克服成癮一樣困難，你的生物和神經機制會極盡一切努力阻止變化的發生。

那麼，在面對最窮兇極惡的對手——我們自己的思想時，怎樣才能做出根本性改變並堅持下去呢？

有些人通過儀式行為來記錄變化，有些人則一步到位——簡搬到了巴西，巴勃羅飛速改變了飲食習慣，再也沒變回去過。還有的人像克萊爾一樣，在漸進的學習過程中逐漸滿足了自己的深層需求，讓那些老舊過時的不健康行為自動消失了。他們不斷填補著舊信念或舊習慣留下的靈魂空洞，直到自己徹底康復。

深陷絕境，眼看就要向以前的習慣、信念或選擇投降時，你可能很難做出正確的決定，因為處於壓力狀態下的默認模式網絡會想方設法欺騙你。因此，重點是，你需要提前為這種局面做好準備。下面列出了我們現在就應當思考的問題：

●我面對壓力時的情緒觸發點在哪裡？在什麼情況下我最想放棄？我是否能夠避免這些情況的出現？是否能提前做好應對準備？

●我的人生願景是什麼？有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鼓舞我的士氣、讓我願意犧牲此刻的歡愉？我要如何實現願景？會遇到什麼阻礙？

●處於以上情況時，我可以向誰尋求建議？誰能在我打電話過去時支持我而非動搖我？

●如果我堅持住了，我可以給自己什麼獎勵？這一獎勵應該及時、有意義，並能讓自己感到快樂。與自己在意的人聯繫一次，還是放一首自己喜歡的歌曲？

●什麼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理解自身價值，看到我帶給世界的美好？

●為什麼我決定改變自己的生活？要牢記原因，牢記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期待的健康狀態，讓自己感受到它們的美好。

思想的編碼方式會阻止我們孤注一擲地燒掉自己的船。那些長期存在的神經突觸會將我們引向可能傷害自己、危害自己康復的習慣、行為和信念。如果已經存在一條走了無數遍的道路，為什麼還要在森林中開闢新路？想象水流過河床，在大地上刻下深溝，隨著時間的流逝，河床將越來越深，河水越來越難以分流。思想就是大腦中的電流，它也會沿著阻力最小的路徑前進，就像水穿過溝槽。我們已經知道，默認模式網絡可以將人禁錮在特定的習慣和思維模式中，讓這些模式定義我們的生命和健康，給我們繪製一張通向未來的地圖，讓我們在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遵循地圖的指示前進。

但是我們也知道，默認模式網絡可以被推翻重建。

人的大腦電路沒有被焊接在一起，我們可以創造新的神經聯繫，將快樂和獎勵與更健康的習慣關聯起來。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燒掉由舊神經連接做成的船，才能創造新的連接。在《奪寶奇兵3》這部電影的結尾，印第安納·瓊斯穿過佈滿致命機關的廟宇，面前是一道寬闊到不可逾越的深淵。沒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唯一的前進道路就是跳進深淵。瓊斯博士跳了，然後腳下觸到了一座堅實的橋。橋一直就在那裡，只是隱藏著自己的存在。大腦構建新的神經突觸時，神經遞質也會進行相似的信仰之躍，然後抵達深淵，構建一座新的橋樑。通過障礙後，瓊斯博士用一把沙子標記了路徑，好在下次更容易發現這條道路、更快穿越它。大腦中的神經連接也是這樣工作的。下一次需要的時候，你會發現這條神經通路更熟悉、更順暢了。

創建新的神經通路需要45天的時間。想象一下它在人的一生中所佔據的時間，真的不算太久。但當你身處其中，日復一日地試著糾正自己的習慣、思維方式和一輩子的信念時，確實會感到這樣的日子永無盡頭。

為了熬過這45天，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巴甫洛夫的狗，正在進行反射訓練：一旦做出了任何可以幫助自己留在治癒之路上的行為，就立刻給自己大量的快樂回報。這裡的行為包括識別出一次消極或侷限的思維模式、拒絕促炎性食物，等等。你可以給自己列一張清單：什麼值得你獎勵自己？

同時要記得，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繪製一張新的地圖。開拓新道路並不容易，誰都會時常感到沮喪。但你已經在前進了。你離開了沙灘，港口被遠遠拋在身後。反正那裡也沒有船隻等候了，根本無法回頭。要麼前進，要麼死。

如果45天意味著全新的人生，你值得為那45天做出任何事情。

在過去的15年中，我見證了許多康復。正如本書介紹的那樣，這些案例都是獨一無二的，只有一個克萊爾，只有一個米拉。但是我們從個性中找到了共性。如果醫學領域想要進行下一次飛躍，我們需要儘快學習自發緩解帶來的經驗：為了更徹底地治癒身體，必須治癒飲食習慣、免疫系統、壓力反應和自我認同。這4條線索巧妙地貫穿了我所見證的每一個康復故事，並可能為下一次醫學革命奠定基礎。但首先，我們可以在小範圍內完成革命，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完成革命——就像書中記述的絕症倖存者所做的那樣，從燒掉自己的船開始。

我選擇去上大學就意味著選擇放棄家鄉。在過去的許多年中，我好像一直被撕裂著，既要滿足家庭的期待，又要滿足自己對人生的渴望——成為一個健康向上的人。我很難繼續忍受那種被嚴苛規矩和狹隘信仰所禁錮的生活，但同時，離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賭注太高了：一旦離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會被逐出傳統。對於家人來說，我已經死了。

這是我做過的最艱難的選擇之一。但事實證明，它也是人生最重要的禮物之一，因為做出選擇後我就沒有退路了。我棄船上岸，我的家人將船燒掉。你生命中的艱難時期（比如生病時）都是燒掉船隻的好時機。有時候，疾病就是那個替你下令燒船的人。問題是：船燒燬後，你會躺在沙灘上，還是繼續前進？

我們誰都不知道自己剩下的人生有多長。世界上沒有永生的秘訣，一切終會結束。本書記述的絕症倖存者是在接受這個事實的基礎上找到了繼續向前的道路，他們在當下奮力享受最美好、最純粹和最充實的人生，找出那些能夠幫助他們變得更健康、更有生命活力的重大而深刻的改變，並盡力去實現。如果這意味著重構生活，他們會重構；如果這意味著放棄狹隘的關係，他們會放手。他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問：別人講述的有關我自己的故事是怎樣的？為什麼那是錯誤的？沒人會半途而廢，或自以為能欺騙死亡。他們踏上旅途，就是為了向世界宣佈當下的生命是屬於自己的。這是他們痊癒的原因。這些人因對待自己身體的方式而痊癒，因改變了自己對世界、對未來消極或破壞性的信念而痊癒。最終，他們重寫了“我是誰”的故事，修復了自我認同，從而獲得了做出改變的自由和能力，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這首先是思想和精神上的鬥爭，身體緊隨其後。”談到自己的痊癒時，米拉這樣說。

結語　遠處的希望與腳下的可能

身處中心就看不到世界之外的紛繁景色。那些宏大而超乎想象的東西——邊緣處的人們會首先看到它們。

——庫爾特·馮內古特，美國作家

希臘海岸：公元前300—350年

時光倒流，讓我們回到另一個時代。想象你生活在古希臘，一個鄉下的小村莊裡。你是一個農夫或漁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並不輕鬆，所以你要十分拼命地勞作。如果受傷或生病，當地醫生也許會開點草藥，或為你禱告。你也許要親自前往寺廟，許諾為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獻上金銀祭品，說出的數字可能比你能拿出來的要更多。如果病重，你還要沿著朝聖之路跋涉到內陸某座久負盛名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廟。

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廟以醫神命名，被視為希臘的醫療中心，那裡整合了情緒、精神和物理療法。抵達之後，你會被帶去宿舍。晚上，你在宿舍與其他病友一起休息。早晨，你會向牧師講述夜裡的夢。牧師醫生會為你開出處方：可能是一個淨化療程，吃營養豐富的乾淨飲食，併到浴場沐浴；你甚至會被要求進行藝術治療，通過創作來排遣內心的憂傷情緒。牧師醫生可能會為你量身準備個人禱告詞，讓你銘記在心、不斷重複，以保持內心的積極態度。手術這種更為嚴肅的治療手段也會在神廟進行。鴉片類麻醉劑會讓人進入半夢半醒的狀態，訓練有素的手術師則會由此接手。你的名字還可能被刻上大理石板。數千年後，想要尋求更佳治療方法的人們將找到這些石板，發現上面記載著你的經歷、所患疾病和治療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都曾嘗試與這些古老儀式十分相近的治療策略：果斷徹底的飲食習慣改變、對心靈的求索、離開尋常生活的壓力和磨難、來到有益於身體和精神健康的療愈中心。在對夢境、禱告和冥想的運用中，人們發覺，治癒通常始於身體更深層的地方。

我並不是在宣揚古代生活。那時的人們對身體和疾病知之甚少，他們會向聖泉拋擲硬幣來祈禱痊癒。我也會向噴泉扔硬幣許願，但不會認為它能治癒我。然而，人類確實應該反思，在大步前進的過程中是不是遺忘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如果我們回到過去，拾起那些已經被忘卻的知識，將它與當今令人讚歎的科學、創新、技術編織在一起，是不是會擁有無與倫比的醫學模式？毫無疑問，若想讓治癒能力再上一個新臺階，我們終將重拾那些被放棄的方法——沒有別的途徑。

夏威夷，檀香山：2049年

“早上好，克萊爾。歡迎來到健康診所。你今天感覺怎麼樣？”

走進在診所預約的房間，視覺傳感器立刻通過臉部掃描認出了克萊爾，並調出了她的全部健康信息。數據是從各處收集來的：跟蹤器、環境傳感器、可穿戴設備、手機應用和數字化的電子病歷等。人工智能熱情問候克萊爾的同時，還以比人類突觸快百萬倍的速度將所有數據整合成了精細畫像。可以說，它比克萊爾本人和醫生還要了解克萊爾的健康狀況和健康史。人工智能從這些信息中獲取了克萊爾的癌症家族史信息，她的姑婆因癌症離世，克萊爾的名字正是來自她的姑婆。在2049年，癌症已經實屬罕見了。自從醫療系統全面改革以來，癌症、糖尿病、心臟病等生活方式病，以及自身免疫疾病和抑鬱症等慢性疾病患者數量急速下降，有時甚至很難及時找到精確的統計數據。

當克萊爾準備好之後，人工智能就會通過柔和的聲音引導她穿上長袍。同時，藉助獨特算法，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克萊爾的數據輕鬆找出她的健康隱患和可能的改善方向：人工智能瞭解克萊爾的習慣，知道她正在嘗試或已經實現哪些改變，因而可以超能力般地連接起有關克萊爾的數十萬個數據點，向她提出健康改善建議。過去，人們可能需要一生的時間才能找到其中的聯繫。人工智能還能將個體數據與最新研究關聯起來：一旦接入互聯網，就立即檢索業界認可的最新研究成果，並將它們整合到自己的系統中，供所有患者使用。

人工智能還會知道過去提出過的健康建議是否有效。如果克萊爾沒能完全遵守那些建議，它也會提供新的選擇，通過分析數據讓計劃變得更可行或更具吸引力，同時完全不帶有主觀評判色彩。其實，在克萊爾走進診所的時候，人工智能已經知曉了一切：過去幾周以來，數據一直在源源不斷地流入，然後被輕鬆地整合進了克萊爾的全景式健康畫像中。她本人不需要提供任何信息，因為信息早已存在。人工智能的角色就是如此：成為你絕對公正、無可挑剔的專屬觀察者，幫你實現健康、有生機、有活力的人生。

等一下——克萊爾的醫生在扮演什麼角色？人工智能徹底取代了人類醫生嗎？

完全沒有。

2049年，人工智能解放了醫生，讓他們得以完成自己真正的工作。“醫師”(physician)這個詞糅合了拉丁語和舊式法語。拉丁語的physica表示與自然有關的事物，在舊式法語中fisicien可以翻譯成“治癒的藝術”。在2049年，醫生成為真正的治癒藝術家，他們的角色不可或缺。

克萊爾可以舒服地躺在臥室裡通過電腦與人工智能溝通。家中植入的人工智能程序可以有效地檢查克萊爾的日常營養攝入、目標完成狀態、壓力水平，並快速評估克萊爾處於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時長。但今天是上門問診日，除了檢查之外，她還需要與自己的健康指導醫生進行面對面交流。醫生了解克萊爾，並以一種與和藹全知的人工智能截然不同的方式關心著克萊爾。

克萊爾不是很瞭解與自己同名的姑婆，但她母親曾和姑婆十分親密，並對克萊爾講起過她。在家人看來，姑婆一直是個小太陽般熱心的人，坦誠直率，從不虛與委蛇。姑婆留下了一本胰腺癌康復手冊，這是她當年自己在線出版的電子書，意外地受人歡迎。這本手冊是姑婆博客文章的選集，淺顯易懂地介紹了姑婆患上絕症、以為自己還剩下幾個月生命時做出的每一步選擇與應對措施。手冊的結尾很有戲劇性，姑婆沒有在幾個月內離世，癌症消失了十幾年。困惑的醫生努力想找到解釋，後來卻只是認定最初的診斷有問題。但姑婆瞭解自己的身體，她知道癌症確實存在過。當經歷了漫長的疾病緩解期，癌症重新殺回身體的時候，姑婆終於證明了自己，這讓醫學界不得不認真對待她的經歷。

不僅僅是姑婆。標準醫學曾將那些驚人的康復案例當作個例和意外，並回避尋找可能的解釋。這讓那些經歷了驚人康復的人們愈發不滿，他們從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發出了越來越強的聲音，講述著自己的試錯故事與成功經驗，想要幫助他人從中獲益。

他們做到了。曾讓克萊爾姑婆備受矚目的道路已經變成了人們習以為常的道路，很多人沿著她的足跡實現了徹底治癒——就像姑婆許多年前做到的那樣。現在，這條路更好走了。21世紀初的道路還佈滿荊棘，姑婆孤身一人在荒野前進時，每踏出一步都要應對外界的質疑和抵制。但隨著人們對新治療手段的呼聲越來越高，醫學界終於開始改變。

技術也在變化，或者說飛速發展——納米機器人可以輕鬆進入血管，定位並根除正在生長的癌細胞，或者修復血管壁、去除衰老細胞、治療甲狀腺和心臟問題……類似的治療方法變得越來越常見。可穿戴設備能夠收集重要數據，記錄血壓、血氧和壓力水平，並隨著價格下降而愈發普及。非物質化和去貨幣化法律的通過讓電腦和手機應用成本驟降，產能飛昇；新算法和新技術一旦出現，就會被免費擴散上億次，幾乎惠及全部人群。

這些輕便的技術順暢無聲地融入了克萊爾的生活，在克萊爾都沒有覺察的情況下就知道她在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中停留了多久，並知道如何幫助她在兩種狀態中切換。這些技術甚至能提醒克萊爾進行壓力轉換，將身上的“威脅壓力”轉化為“挑戰壓力”。當克萊爾喝著早晨的第一杯咖啡、點擊手機上的應用按鈕時，日曆就會彈出，佔滿整個屏幕。各個事項被用不同顏色標記著，有些顏色代表向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轉化的事（比如午餐時間步行去辦公室附近見一位朋友），有些代表可能帶來“挑戰壓力”的機會（與一位喜歡爭論且總是反駁她的同事開會）。

每週，克萊爾的人工智能都會向她的手機裡下載購物清單和飲食計劃。只需要把清單發送給百貨商店，商店就會將待採購的物品打包好等待克萊爾上門取貨，或乾脆在克萊爾回家和孩子們見面的時候送貨上門。腕帶會適時振動，提醒克萊爾一天中的喝水或休息時間。克萊爾時常頭痛，保持水分、控制壓力是預防頭痛、避免吃藥的最好方法。

醫生進來時，克萊爾感受到了自己噴湧的催產素。這是和愛人或親密友人見面時的反應——克萊爾很喜歡與她的醫生見面。面談大約每隔幾個月進行一次，交談時長並不固定，需要的話可以一直進行下去。克萊爾還記得小時候母親帶她看醫生的經歷，她大部分時間都和護士待在一起，量體重、做檢查、完成無窮無盡的待辦事項。醫生會在最後時刻衝進來，只待幾分鐘就離開，而且大部分時間都盯著電腦。

現在，克萊爾與醫生聯繫緊密。這個見證了克萊爾孩子出世的女人曾為克萊爾的健康付出了許多艱辛努力。醫生精通人際關係藝術，這成為醫學院最重要的課程之一。克萊爾講述了自己的擔憂——最近有一項頗具挑戰的商業交易工作需要加班，她有點焦慮，感覺身體沒能很好地處理這個壓力，導致了消化問題、體溫調節問題、睡眠異常……由於家族病史，克萊爾可能在這個年紀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她有點擔心身體上的小毛病是疾病的預警信號。

“有這個可能。”醫生表示同意，“壓力可以引發許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特別是在你這種遺傳易感的情況下。但是，我們可以一起努力防止這一切發生。”

人工智能已經提示過醫生，克萊爾的皮質醇和腎上腺素水平偏高，近期睡眠並不規律。醫生從桌子上拿起平板電腦快速滑動著（大多數時候醫生並不需要使用平板電腦，因為她的主要目標是坐下來和病人溝通），打開了克萊爾最後一次端粒檢查結果。端粒檢查可以通過面部拭子輕鬆完成。結果顯示，克萊爾的端粒長度和完整性都還不錯。另外，她的健康年齡（比時間年齡更能反映個體的真實狀況）狀況也不錯。但如果克萊爾正面臨重大壓力問題，那最好儘快解決，否則這些問題可能引起上升螺旋，最終導致患者情緒沮喪、身體失能、陷入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後來的時間裡，克萊爾和醫生討論了人工智能收集的數據和得出的結論，並制訂了行動計劃。其中包括：克萊爾要和丈夫溝通，讓他意識到她需要更多支持；恢復之前效果顯著的抗炎飲食習慣；早晨擠出時間游泳、練習瑜伽或者在附近快步走。人工智能的建議總能立刻降低克萊爾的皮質醇水平，並在壓力最大的日子裡也儘量幫助她維持壓力激素的穩定。在屏幕上點了幾下後，醫生讓人工智能密切關注克萊爾的壓力水平和炎症標記，這樣她們就能在破壞產生之前及時發現苗頭。

數十年前，我們曾希望建立起一種像安全護欄一樣的醫療系統，當人們走在高聳的懸崖邊那些曲折的人生之路上時，醫療系統能夠保證他們的健康與安全。然而，我們卻發展出了讓救護車等待在懸崖下的醫療系統，只等著人們從高處掉落再把他們飛速送往醫院。我們確實在拯救生命，但對死亡和痛苦的根源卻一無所知。終於，被技術進步、希望的力量和健康領域優秀典範所推動的醫學改革帶領我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克萊爾的醫生與醫生身後的整個醫療系統像護欄一樣守衛著克萊爾一生的健康。

2049年，物理世界和人工智能的無縫對接悄然實現了身心完全融合。算法比我們更瞭解我們自己，能夠發覺人類喜怒哀樂產生的原因，告訴我們什麼樣的關係和互動帶來了壓力與疲倦，什麼帶來了平和與能量。總有低聲絮語提醒著我們對自己的精神、身體和心靈健康負起責任。

醫生不必再整日追逐最新的疾病治療研究進展、奔波於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任務間，而是可以專注於患者。人工智能成了醫生的大腦，這讓醫生可以全心傾聽患者的心聲，扮演好顧問和教練的角色。醫學院的錄取不再關注高強度背誦的能力，而是更重視候選人的同理心與對人類行為和交流模式的興趣。克萊爾才是自己身體的知識專家，醫生則是真心實意對待克萊爾的教練。當然，現在我們可以測量兩個人之間的感情程度了。克萊爾能夠體會到醫生溫暖、客觀、專業、純粹的情感，走出房間時也會感覺自己剛剛和一位智者交談，而那位智者曾花費數年學習用心感受人類行為，尊重個體權利與選擇。

在研究證明醫生的關心和關注甚至會在亞原子水平產生重大影響之後，醫學的價值也發生了巨大改變。人們對醫生的期待不再是成為信息提供者（這是人工智能的工作），而是完善、理解、見證患者的人生圖景，並根據患者經歷量身打造出照護方案。人工智能沒有取代醫生，而是解放了他們，讓他們可以真正地實踐醫學藝術——一門彙集了醫學“四大支柱”的藝術：調節免疫系統，平衡營養結構，改善壓力應對，修復自我認同。大量研究證實了“四大支柱”的重要性，現在，在醫生的處方里，更多出現的是行動、體驗和重大生活改變，而不僅僅是實際藥物。

最重要的是，我們已經瞭解了人工智能的專長與侷限。有一樣實現真正治癒必需的東西是任何人工智能都無法給予的：愛。

人工智能可以探查並整理大量數據，幫助我們改善身體甚至精神健康。它比最有經驗的專家更擅長髮現疾病和病因。但是它不會愛。科技可能帶來治療革命，帶來前所未有的身體享受，然而，有些疆域只有愛可以抵達，只有純粹的關注、同情和聯結可以抵達。愛會引領我們繼續深入，最終接近治癒的世界。在某些我們還不甚理解的影響下，物理世界的法則和樣貌甚至會被那些更深層的世界改變。這就是疾病消退的時刻。

克萊爾離開診所時，她的人生之路得到了修正。短期之內，她不再有墜落懸崖的風險。

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現在

我辦公室的牆上張貼著兩份文件，患者往往會在第一時間注意到它們——這也是我的意圖。它們是《獨立宣言》和《解放宣言》。

“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我把它們貼在牆上是為了提醒患者和我自己，很多時候，我們真正需要的並不是藥物，也不是由我這樣的專業人士進行的心理治療（儘管有時的確會有幫助），而是擺脫一切枷鎖，尋找能讓我們完全、徹底、盡情展露真實自我的生活。“幸虧精神科醫生沒有摻和波士頓傾茶事件！”有時候我會給患者講這個笑話，“他們會給事件參與者一人一張處方，打發他們回家。但這些人需要的不是處方藥，而是擺脫束縛，擁抱自由並有尊嚴的生活。他們需要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能發揮他們真正潛能的世界，一個能被他們的光芒照亮的世界。”

從許多角度看，《獨立宣言》都可以被當作寓言故事。革命也是寓言故事，讓我們看到了曾經不存在的可能性。它們描繪了更好的未來，從想象照進了現實：我們看到了未來的願景，就能實現這個願景。

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新的革命，一場寓言故事的革命。這個故事裡有疾病的緩解與康復，有痊癒後的人生，還有這一路的艱辛歷程。

從絕症中康復不是什麼令人愉悅的體驗，向陌生人剖析自己的靈魂也沒那麼簡單順利，但本書中我採訪過的所有絕症倖存者都慷慨地分享了他們是如何帶著謙卑與勇氣走完了叩問內心、直面死亡、發現真我的歷程。正是因為自己接到死亡診斷後不得不踏上了一段孤獨求索的旅程，他們才獲得了向世界分享這些故事的動力。

當克萊爾·哈瑟初次被診斷患上胰腺癌時，她在網上瘋狂搜索過那些與她病情相仿的患者的康復故事，但什麼也沒有找到。這就是克萊爾決定深入詳細地分享自己的經歷的原因——她想讓下一個患者能夠找到哪怕一個康復故事，她的故事。與許多曾聯繫過我的患者一樣，克萊爾懷抱著對他人的熱忱幫助之心。發覺自己的胰腺癌痊癒之路能為他人和整個世界打開了一扇可能性之窗後，克萊爾決定用自己的經驗回饋世界。

這本書談到的每一位患者都把自己變成了“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在深入探索的旅程中，他們自己是唯一的受試對象。這些故事暗暗指出了通向新醫學與新科學的重要方向：逐漸擺脫對隨機試驗的絕對依賴，轉而關注與個體更加相關的個體數據。正像這本書中的案例所講述的，最個性的東西就是最共性的。掙扎在病痛中時，你或你愛的人的治癒並不僅僅與你們自己有關。人類健康故事是一個比我們自己的生老病死宏大得多的故事，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個故事從數千年前起始，直到我們離開還將繼續被講述下去。而我們的努力很有可能決定這個曲折故事的未來走向。

我們需要對醫學的未來心懷希望。幸運的是，希望已經出現了，它暗藏在那些治癒絕症的故事裡，暗藏在實踐“希望療法”的醫生和護士心中，暗藏在已發表的科學研究中（雖然被埋藏在平均數法則之下）。看看那些散落在圖表邊緣的個例數據吧，讓視線越過平均，其實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常見。而只要有足夠的渴望，我們也能成為其中的一員，成為推動醫療改革的力量之一。

改變不是突然發生的，也不是在應該發生時發生的，而是在人們拒絕繼續被忽略、大聲喊出自己的故事時發生的。請加入我們，把嶄新的醫學願景分享給正在病痛中掙扎、需要另闢蹊徑的人們，分享給醫學系統內有能力促使改變產生的人們，分享給你愛的人，儘管他們也許尚未面臨健康難題，甚至可能永遠不會遇到這些問題。每一個分享了自己人生故事的康復患者都有一個願望，這也是我的願望——讓這些故事與你們的故事一起被大聲傳誦，直到所有人都站起身來認真聆聽。

後記

2003年開始研究自發緩解時，我感到十分孤獨。然而近年來，我的同行者也多了起來。在這裡，我也要鳴謝他們對這一領域做出的長足貢獻。

凱利·特納(Kelly Turner)的優秀著作《癌症完全緩解的九種力量》（Radical Remission，2014年）探討了癌症領域的自發緩解。在《心靈更勝藥物：科學證明你可以療愈自己》（Mind Over Medicine，2014年；2020年修訂）中，莉薩·蘭金(Lissa Rankin)同樣討論了自發緩解這個話題，並在修訂版中有所增補。她的這本書為那些想要更進一步調節並維持自身健康的人們提供了優秀且全面的建議。還有些人促進了該領域的發展：卡里爾·赫希伯格(Caryle Hirschberg)和馬克·伊恩·巴拉希(Mark Ian Barasch)的《偉大的康復》，伯尼·西格爾(Bernie Siegel)的《愛·治療·奇蹟》，肯尼思·佩勒蒂爾(Kenneth Pelletier)的《用心靈治癒，被心靈謀殺》，路易絲·海斯(Louise Hays)的《治癒你的身體》。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增進了人們對自發緩解的認知。

2014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宣佈開啟了“異常響應者計劃”，並收集了超過100位患者的組織樣本用於科學分析。

2018年，哈佛大學醫學院生物信息學系主任艾薩克·塞繆爾·科哈內(Isaac Samuel Kohane)博士主持建立了一個有關異常響應者的網站。有些療法在常人身上沒有效果，卻在某些患者身上取得了成功。科哈內博士想要彙集這些打敗了概率的患者，建立起全美國第一個異常響應者註冊網站。

在過去的許多年間，我一直對研究對象進行著持續追蹤，這對於研究自發緩解尤為重要。我想讓大家意識到，我們應該關注這一現象在所有疾病中的發生情況，而不僅僅是癌症。我希望這一倡議能夠開啟科學探索新時代的大幕，我們終將能夠真正理解和應用那些案例帶來的寶貴經驗。

致謝

首先，我要感謝那些多年來一直慷慨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與病情記錄，引領我深入其人生的患者們。語言無法表達我的感激之情。他們也使我發生了脫胎換骨的改變，讓我變成了全新的個體和更優秀的醫生。

我還要感謝麥克萊恩醫院和古德撒瑪利亞醫學中心的所有患者。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向我分享著人生中的各種時刻和私密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斷向我揭示著人類的本質，以及身體和精神間彼此的糾纏和深入影響。

我也很難盡述自己對艾麗莎·尼克博克(Alyssa Knickerbocker)的感謝。她極其聰慧而有才幹，在這個漫長的出版項目中始終保持著高水準，即使在分娩、失眠、面對我的書寫疏漏時也能保持鎮定冷靜，我不得不說，她非常棒。道格·艾布拉姆斯(Doug Abrams)和艾倫·斯蒂夫勒(Ellen Stiefler)以積攢多年的經驗智慧對我進行了耐心指導，也使我獲益匪淺。我還需要感謝布·普林斯(Boo Prince)出色而有見地的指導，以及泰·洛夫(Ty Love)、拉拉·洛夫(Lara Love)，珍妮爾·朱利安(Janelle Julian)和其他同事的耐心周到，他們都極富經驗。

我由衷的感激之情也要傳遞給出版社的整個團隊，尤其是鮑勃·米勒(Bob Miller)和莎拉·墨菲(Sarah Murphy)，他們的人格魅力和智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難以回報他們對我的恩情。我常常因出版社同事們的善良品格、奉獻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態度而讚歎不已。能與具有如此精湛技術水準的同事合作，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

如果沒有吉爾·博爾特·泰勒(Jill Bolte Taylor)的聰明才智，我很難想象這本書會是什麼樣子。吉爾擅長勸說他人堅持自己的初心，也擅長教人駕馭寫作和溝通，她是一位講故事的天才。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吉爾對我說：“我等了你22年。都過去22年了，從來沒有一位醫生問過我是怎麼把中風治好的。這是個相當了不起的故事，當然也正是我想要通過這本書解決的問題。”後來，吉爾不僅成為我的密友，也成為我的出色顧問。

我還需要感謝我在麥克萊恩醫院、哈佛大學和古德撒瑪利亞醫學中心的同事和朋友，這些年來，他們給我提供了堅實的支持。尤其是麥克萊恩醫院的管理團隊：斯科特·勞赫(Scott Rauch)博士、喬·戈爾德(Joe Gold)博士、蓋爾·辛普雷亞(Gail Tsimprea)博士、鄧肯·麥克考特(Duncan MacCourt)博士、西蒙娜·薩瓦(Simona Sava)博士、莉薩·拉納斯(Lisa Llanas)博士、馬克·朗舍(Mark Longsjo)、達林·斯科特(Darlyn Scott)和裡奇·席爾瓦(Rich Silva)，他們與我一同見證了這一研究項目的高潮和低谷。我也不會忘記後勤人員的幫助：瑪麗安·貝茨(MaryAnn Betts)和蘇·麥克菲(Sue McPhee)完美地處理了他人難以想象的瑣碎事務，露絲·伯恩斯(Ruth Byrnes)一直以來都向我提供了堅定的支持和鼓勵。此外，我還要感謝古德撒瑪利亞醫學中心的管理團隊，包括馬裡塞拉·馬雷羅(Marisella Marrero)博士、肯尼斯·勞森(Kenneth Lawson)博士、馬修·赫斯凱斯(Mathew Hesketh)和馬修·科蒂(Matthew Cotti)，他們在我不時因寫作和演講而請假時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與寬容。還有，腫瘤專家卡里姆·馬里克(Karim Malek)博士、神經放射科專家考沙爾·梅塔(Kaushal Mehta)博士和古德撒瑪利亞醫學中心高級住院醫生克里斯·卡塔沃洛斯(Chris Katavolos)博士曾向我提供重要見解，麻省理工學院的安德烈亞斯·梅爾辛(Andreas Mershin)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博士和哈佛大學的邁克爾·羅漢(Michael Rohan)博士從物理學家的角度為我提供了類似的支持。但是，本書若出現任何疏漏錯誤，責任均由我一人承擔。

在這裡，我還要表達對以下老師的感激之情：惠頓學院的理查德·布特曼(Richard Butman)博士、肯尼·多德(Kenny Dodd)和傑裡·羅特(Jerry Root)，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詹姆斯·洛德(James Loder)博士和第歐根·艾倫(Diogenes Allen)博士，以及哈佛大學的萊斯·黑文斯(Les Havens)博士、約翰·麥克(John Mack)博士和埃倫·蘭格(Ellen Langer)博士，他們的情懷和見地深刻地影響了我的思想和個人發展軌跡。當然，名單很難保持完整，我僅列舉部分為例。

我感謝伊薩姆·內梅(Issam Nemeh)博士和凱西·內梅(Kathy Nemeh)多年來的一貫耐心，他們在我努力瞭解人們的康復方式和相關康復因素時一直支持著我。伊薩姆和凱西組成了一個溫馨的家庭，同時也是一支高效的隊伍，他們的一生都致力於為他人帶來福祉和治癒，是我想要追隨的榜樣。同樣，我也要感謝米格爾·科爾(Miguel Coll)，他的堅韌態度和奉獻精神是照亮我前進道路的明星。安妮·庫維利爾(Anne Cuvelier)和新港城(Newport)小組也是如此，他們擴寬了我的視野，讓我窺見了人類旅程的神秘與奇妙。這項工作還得益於比爾·漢斯(Bill Hanes)的慷慨支持和牢固友誼，以及金·謝夫勒(Kim Schefler)的睿智建議。

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們，他們也為這本書的誕生做出了犧牲，尤其是我的孩子蘭登、布林和西蒙——他們為這個世界帶來了璀璨而特別的光亮。然後是大衛，我的兄弟和朋友。我和他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身邊的民眾和媒體對外界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大衛讓我意識到，儘管存在種種差異，我們真正想要的、需要的都是相同的東西，是最基本的，還沒有被媒體和偏見扭曲的東西。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同事和最好的朋友拉切爾·唐納德(Rachael Donalds)。我難以盡言她對我的啟發與激勵。她作為Biosay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做出了極具影響力的貢獻。Biosay的初衷就是提供一種幫助人們完全掌控自身健康狀況的必需工具，書中描述的一些想法就是受到Biosay產品的啟發。我相信，拉切爾的工作能夠帶領我們走向一個全新的世界，在那裡，我們通向健康的新徵程上不僅有新藥物的陪伴，還有對精神狀態的重視。

最後，我還要感謝戴維·唐納德(David Donalds)和內裡·唐納德(Neri Donalds)。他們是我的堅實後盾，為我提供了出色的建議，幫助我高效地探索了許多不同的思想世界。我特別感謝內裡，她沉著、細緻、專業，幫我管理著合同以及專業領域與個人生活中的一切瑣碎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