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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Joseph Stiglitz全球化逆潮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一、導論：理想與現實的斷裂
全球化原本被描繪為一股促進繁榮與公平的力量。自由貿易、資本流動與技術擴散，被視為能讓所有國家共享成長紅利的機制。然而，史迪格里茲在本書中指出，現代全球化的進程，早已偏離了這一理想。掌控遊戲規則的國際金融機構與主要工業國，往往將自身利益置於全球公共利益之上，使全球化淪為少數國家與跨國企業的工具。
他批判「市場至上」的教條式信仰，認為自由化與私有化政策在許多轉型經濟體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貧富懸殊擴大、社會不穩定加劇，甚至導致民主制度的弱化。全球化因此從一項承諾共同進步的工程，轉變為一場制度性失衡的現象。
二、俄羅斯的教訓：激進改革的失敗
1990年代的俄羅斯，是史迪格里茲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案例之一。冷戰結束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美國經濟顧問團隊推動所謂「休克療法」，要求俄羅斯迅速自由化價格、私有化國有企業、開放貿易與金融市場。
結果卻是：
- 國內生產總值大幅下滑，
- 通貨膨脹失控，
- 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寡頭手中。
史迪格里茲指出，改革並非沒有替代方案。捷克、波蘭、斯洛維尼亞等國採取漸進式改革，雖然短期增長較慢，卻成功維持社會穩定並建立法治基礎。這顯示「轉型速度」不應成為唯一指標，制度建設與監管體系才是市場經濟得以健康運作的前提。
他進一步指出，IMF 與美國的雙重標準削弱了改革的正當性。當俄羅斯被要求開放市場、削減補貼時，美國卻以貿易保護為藉口，限制俄羅斯出口鋁與鈾。這讓許多轉型國家體認到，西方所宣稱的自由市場原則，往往是選擇性適用的。
三、制度信任與社會穩定的崩解
史迪格里茲在多個章節反覆強調：市場經濟的成功仰賴制度信任，而非僅僅依靠市場機制本身。
當私有化缺乏透明規範，財產權制度未完善時，「市場改革」很容易被扭曲成「利益轉移」。俄羅斯的私有化使國家資產被少數人低價收購，導致社會對政府與市場的信任崩潰。
在他看來，這一過程不僅是經濟失敗，更是一場社會與政治危機：
- 政府喪失公信力；
- 中產階級消失；
- 貧困人口暴增。
結果，民眾對民主制度失望，政治極端主義趁勢而起。史迪格里茲警告，若經濟自由化不伴隨社會保障與法治建設，全球化將不再是通往繁榮的橋樑，而是滋生不穩的溫床。
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迷思
史迪格里茲曾在世界銀行任首席經濟學家，對 IMF 的運作機制有深刻觀察。他指出，IMF 的決策結構由少數富國主導，其政策設計長期偏向金融界利益。該機構在亞洲、拉丁美洲與非洲的干預，往往強調貨幣緊縮、削減補貼與開放資本市場，但忽視社會穩定與就業的需求。
例如：
- 在印尼金融危機期間，IMF 要求政府取消糧食與燃料補貼，導致生活成本暴漲與社會暴動；
- 在非洲多國推行結構調整計畫時，削弱教育與醫療支出，貧困問題反而惡化。
史迪格里茲認為，這些政策的背後，是一種「殖民式心態」：假定發展中國家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必須仰賴外部專家與外資的指導。這種上對下的政策推動，不僅無法促進發展，反而加深了全球不平等。
五、全球治理與不對稱的權力結構
全球化的核心問題，在於治理結構的不平衡。IMF 代表的是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的聲音，世界貿易組織則反映出口商與跨國企業的訴求。民間社會、工會、環保團體等弱勢利益，幾乎沒有話語權。
史迪格里茲指出，這種結構導致全球規則的制定被「利益集團化」：
- 貿易協定保障跨國公司的投資權，卻削弱環保與勞動法規；
- 補貼與關稅保護了發達國家農業，卻摧毀了開發中國家的糧食安全；
- 國際仲裁制度傾向資本方，使政府在公共政策上受制於企業訴訟威脅。
他形容這是一場「被綁架的全球化」——形式上是自由市場，實際上是權力與資訊極度不對稱的體系。
六、建立公平市場的新路徑
史迪格里茲在第十一章〈建立市場經濟的較佳之路〉中提出改革構想：
- 漸進式改革：以制度建設為先，逐步開放市場，避免劇烈衝擊。
- 社會安全網：在改革過程中維持基本福利與就業保障，防止社會撕裂。
- 包容性增長：確保市場成果能惠及弱勢群體，而非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 民主化治理：讓國際機構決策更透明，增強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度。
他特別強調，「市場經濟的目標應是服務於社會，而非讓社會服從市場。」唯有在法治、公平稅制與公民參與的框架下，全球化才能回歸其原初的公共意義。
七、結語：從全球化到「公平化」
史迪格里茲最後指出，當前全球化的危機並非不可逆轉，而是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何為進步」。真正的全球化，應是讓不同國家在平等基礎上合作，共同制定規則，而非由少數強權主導遊戲。他呼籲建立一種「全球化的倫理」——在經濟效率之外，將正義、尊嚴與社會可持續性納入全球治理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