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身體的土壤

我在本書引言中講過克萊爾·哈瑟的故事，她拒絕惠普爾手術時明確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回到家，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

對於克萊爾來說，這意味著她要直面死亡的恐懼，意味著接受生命即將結束，意味著多與家人和朋友相聚，加深彼此的感情，讓他們的支持環繞自己。克萊爾不想把自己最後的時間浪費在討厭或怨恨任何人上，所以她放下心中的怨恨，寬恕了一些傷害過自己的人。她也不想浪費時間承受壓力和焦慮，所以學著調整了壓力應對方法。我們無法改變世界，也無法完全擺脫壓力和憂慮，但可以改變與壓力和憂慮相處的方式。這就是克萊爾的目標。

克萊爾不知道自己還剩下多少時間。她與閨蜜們在俄勒岡州的海邊租了一幢海濱別墅。朋友們為她製作了小卡片，在上面寫下對她的印象評語，然後站成一個圈依次把卡片呈遞給她。這是克萊爾生命中最動情的時刻之一。

“但不是總這麼沉重啦！我們玩得很開心。我們在小蛋糕上裱花，連著三天都在嘲笑自己有多傻。”克萊爾對我說。

在俄勒岡度過了一個週末之後，克萊爾回到波特蘭。那幾天裡朋友們給她的愛與支持就像小船一樣載著她繼續前行。

“我都描述不出它對我的重要性。”克萊爾說。這次行程讓克萊爾覺得自己必須在等待死亡時好好活著，給了她做出生活中其他改變的力量，也讓她避免被憎恨與抱怨綁架、鑽進“為什麼是我”的牛角尖，還教會她專注於美好的事物。吸氣四秒鐘，憋氣四秒鐘，呼氣四秒鐘——克萊爾每天都會用深呼吸練習來消除恐懼，使自己保持平靜與專注。

克萊爾逐漸改變了飲食習慣，開始吃那些能讓人感覺更好的食物，而不是加重腸道負擔的食物。她注意到自己的飲食變得越來越天然，素食的比重增加了。她開始戒糖，但是保留了比薩餅和咖啡——這些是她熱愛的東西，能讓她開心。

“我就是想過好每一天，不是想通過這些方法活命。”克萊爾說。

起初的幾個月，克萊爾感覺自己的狀況持續惡化。她更容易疲憊了，身體更虛弱，疼痛不斷加劇。隨後，一切似乎停滯了。突然有一天，克萊爾意識到自己最近感覺好多了。她以為這是一個短暫的喘息之機，就像平靜的颱風眼一樣，但是這種感覺一直持續著。她發現力量重新回到體內，自己正在逐漸好轉，並不是恢復了生病之前的狀態，而是穿過了一場叫作疾病的大火，被融化然後重塑，脫胎換骨。我是誰？我來這個世界要做什麼？克萊爾對這些問題有了全新的認識。

克萊爾沒有回頭找醫生去弄明白髮生了什麼。她想，何必呢？幹嗎要回到那個自己曾發誓再也不踏入一步的、連窗戶都沒有的候診室呢？去弄明白自己為什麼還沒死嗎？

不管因為什麼，克萊爾白撿了些時間，並且是身體感覺良好的時間。她越來越健康，開始繼續享受生活。五年之後，當因為其他問題進行的掃描檢查顯示她的胰腺乾乾淨淨沒有一點腫瘤痕跡時，克萊爾和醫生一樣震驚。

當我第一次採訪克萊爾時，關於身體土壤重要性的古老爭執又沸沸揚揚起來。克萊爾不知道自己的驚人經歷應該被歸因何處。她只知道，從離開醫生辦公室到幾年後因為不相干的問題重回醫院，這之間的某個時刻，癌症消失了。克萊爾並不是因為追求痊癒才徹底顛覆了自己的生活。她滿心以為胰腺癌是致命的，所做的一切改變只是為了讓自己剩下的時光更加充實和純粹，為了去完成那些她曾經很想去做、卻又因為恐懼和各種阻礙而逃避的事情。但是，也許這些改變組合在一起——飲食、生活方式以及更深層的情感和精神上的改變，就像給稀薄貧瘠的土地施以營養豐富的肥料一樣，改造了克萊爾身體的內部環境。

在自發緩解的案例中，總有某些變化重新激活了免疫系統。在巴西的幾個康復中心裡，我確實見證了高於平均水平的自發緩解發生率。那些地方存在著讓免疫系統發生深層次、根本性改變的東西，使治癒成為可能。也許這些案例代表了一系列發生在世界各地、被統計和平均值吞沒而不見蹤影的類似現象。舉例來說，在阿巴迪亞尼亞，人們會攝入營養豐富的食物，鍛鍊身體，並且冥想。他們把日常生活中的壓力拋之腦後，轉而面對內心深處真實的恐懼和被遺忘的夢想，開始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們往往是因為徹底重鑄了生活的基石而再次創造了自己。

康復中心的造訪者在身體、情緒和精神上的轉變裡也許暗藏我希望找到的答案，全國各地的絕症倖存者通過郵件向我講述的神奇康復故事裡也可能暗含自發緩解的秘密，只有把準確的線索組合在一起才能打開通往治癒的大門。我懷疑答案無法被歸結為一個單一的觸發因素，而是所有正確因素偶然結合，連點成線，才形成了這種罕見的突然痊癒。

所有攝入人體的東西都會影響我們的內部環境。吃的食物、滲入的毒素、服用的藥物、紮根在體內的細菌，甚至想法、感受、世界觀和人生觀也會影響我們免疫系統的土壤。天然殺傷細胞和其他抗疾病細胞的力量不僅與飲食、運動習慣和其他生活方式的選擇有關，還與壓力、人際關係、曾經遭受的創傷、信仰以及如何看待和理解自身息息相關。

根據巴斯德女婿撰寫的巴斯德傳記，“細菌學說之父”在晚年的時候也變得沒有那麼固執了。中風之後，巴斯德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他回首一生，重新審視了自己在事業上的立場。

他說：“伯納德是對的，病原體沒什麼好擔心的，人體內部環境決定一切。”他指的是克勞德·伯納德，貝尚的同事，那個喝下了一杯霍亂弧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