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自己的健康

研究自發緩解的障礙之一是，我們無法量化人們對各種治療方法的真正參與度。數以百萬的研究只關注參與者是否實施了特定治療計劃，卻忽略了他們的參與方式與參與程度。每個人參與臨床試驗任務的目的都不一樣——有些人是想借這些嘗試挽救自己的生命，而有些人只是想得到50美元的參與報酬。

基於科學方法的標準實驗流程讓我們可以對不同研究進行有效比較，從而得出合理的重要結論。依賴這種科研模板，我們已經量化了藥物效力、治療方法、生活方式變化等因素，但並非所有因素都可以被這樣測量。

傳統科學方法只能幫助我們研究可見可觸的對象。評估藥物影響時，我們能夠精確地知道一顆藥片會讓參與者攝入多少克數的藥物。現在我們也用類似的方法來研究冥想，追蹤參與者一週之內的冥想頻率和時長。我們知道參與者A每週冥想3次，每次20分鐘，然後把這一數據與不進行冥想的對照組進行比較。但是，我們對參與者A冥想時的狀態知之甚少。她的冥想練習強度如何？她有多專心？能夠有效平息戰鬥或逃跑反應、進入放鬆狀態嗎？冥想練習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她只是為了湊夠練習時長，還是全身心認真投入了？

太多細微差別和內部因素無法被精心設計的定量研究捕捉，太多可能性因為並不適配當前狹隘的科學方法定義而尚未被探索。研究可以告訴我們朱尼珀·斯坦每天進行兩個小時瑜伽練習，卻不能告訴我們她比身旁同樣進行著練習的女士多投入了多少精力。

自發緩解的案例告訴我們，治療的參與程度對治療結果影響重大。但大部分研究都忽略了這一點，或無法量化這一點。人們接受健康干預（從化療到飲食再到冥想）後的表現大相徑庭，這讓我不得不懷疑，造成這些差異的並非某種干預措施存在與否，而是接受干預措施的個體如何應對。我還記得去上大學之前人們對我說：“大學生活的樣子是由你自己決定的。”他們的意思是，僅僅被動地坐在教室裡並不能獲得改變人生的知識與深刻廣博的體驗。我必須積極融入，主動尋找。

現在問題變成了：人們對各種治療方法的參與程度如何？不同參與程度又會帶來怎樣的差異？

臨床醫學仍處於接納精神對身體具有治癒作用的早期階段（而且還有些勉強）。有些醫生終於意識到了戰鬥或逃跑反應在疾病誘導中的作用，開始向患者推薦緩解壓力的方法，但仍有牽絆讓我們徘徊不前。不管是醫生還是患者，大多數人所受到的教育都在指引他們去尋找銀色子彈。相較於改變自己的生活，人們會傾向於接受醫學治療，因為這更不費力氣。但深層自我價值與自身能力的覺醒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理狀態。如果我們認可精神的力量，認可情緒可以改變很多事情，那也不得不承認，精神上的重大改變可能促成生理上的重大改變，有時候甚至是病情緩解。

20世紀80年代末戴維·斯皮格爾在斯坦福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如果女性乳腺癌患者每週參加兩次小組心理輔導，她們的生存期將平均延長18個月。這項被視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獲得了廣泛關注，至今仍被反覆引用。但是，很多試圖復現研究結果的人卻紛紛失敗了。

後來，阿拉斯泰爾·坎寧安重複了這項實驗。坎寧安是一位教授兼心理學家，他的主要研究興趣是行為醫學和健康心理學的交叉領域，也曾設計過探究心理諮詢與存活率間關係的實驗。坎寧安的幾處與眾不同引起了我的注意。20世紀90年代，坎寧安在多倫多大學經營著一家腫瘤診所。47歲那年，他本人被診斷出患有Ⅲ期結腸癌，存活概率是30%。一般來說，心理學家與臨床醫學接觸甚少，然而坎寧安是一位在腫瘤診所工作的心理學家，自身也是癌症治療專家。因此，坎寧安的研究既是職業興趣驅使，也與他自己切身相關。

坎寧安在1998年進行的研究得出了與斯皮格爾矛盾的結論：他未能在心理諮詢與康復或生存期延長間找到類似的正向聯繫。坎寧安總結說，小組心理諮詢對疾病進程或生存率沒有顯著影響。

但是坎寧安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事。

實際上，實驗組中確實有一小部分人在接受心理諮詢後出現了明顯的病情改善。其中，7位女性的生存時間大大超過了其他人，7人中的2人在研究開始的8年之後仍然活著，健康狀況似乎還有所好轉。然而這個樣本量太小了，並沒有統計學意義，坎寧安的總體結論仍然必須是“未發現重大影響”。

不過，回顧了這些患者在實驗中的表現後，坎寧安懷疑患者的治療結局與其治療參與程度有關。他發現，這7位生存時間更長的患者沒有被他的研究侷限，除了參與每個人必須接受的治療外還積極探索了其他治療方法，投入了時間和精力去進行冥想、練習瑜伽、記日記、表達感恩之情……基本上，除了積極治療外，這些人還表現出了徹底改變行為習慣、生活規律甚至人生規劃的意願。因此，坎寧安認為他的研究存在其他可能解釋，並總結道，積極性與行動力可能與病情緩解或生存期延長有關。

這項意外發現並不是該研究試圖尋找的東西，但坎寧安無法忽略它。那些主動為自己的健康負責、能夠多想和多走一步的患者往往活得更久，甚至病情也發生了改變。因此，坎寧安又設計了一項前瞻性縱向研究，旨在更聚焦地探索轉移癌患者的生存期與所謂心理建設之間的聯繫。心理建設是一個相當寬泛的術語，本書中絕症倖存者所嘗試的大部分方法都可以被囊括在內，心理諮詢和其他形式的自我救助當然也在其中。我立刻就想到了米拉、帕特里夏等人對自己的探索——對自我認同、目標和願望的評估。這次，坎寧安將目光匯聚在了那些對自助方法表現出濃厚興趣的積極患者身上，並且發現“參與自助”與生存期有顯著關聯。接著，坎寧安更進一步，開始研究“參與自助”對於患者的意義。

坎寧安在2002年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為生命而戰：心理治療輔助的自助方法對轉移癌患者影響的定性分析》。這項研究旨在同時從定性與定量兩方面剖析目標患者身上發生的故事，工作異常艱鉅。儘管樣本量很小，但實驗設計縝密，每個研究對象身上都有超過100小時的觀測記錄，這種量級的數據實屬罕見。坎寧安找到了9位被他定義為“高度參與”的患者，他們每天都會抽出固定的時間——通常是幾個小時——進行冥想、記日記或其他放鬆活動。這9個人中的8位都獲得了良好的生活質量，生存期比最初的估計超出了至少2年。還有2位甚至意外地完全康復了，在研究發表的數年之後依然身體健康。

另一方面，坎寧安找到了8位參與度顯著低於平均水平的患者。根據這些患者自己的講述，他們要麼不相信自助可以改變疾病進程，要麼因為低自尊等問題受到了負面影響。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不值得付出這份努力。儘管這些患者在治療開始時的預後並不比“高度參與”組更悲觀，但他們的生活質量更糟糕，整體診斷後生存期較短，只有一位患者在得到診斷後生存超過了2年。

坎寧安發現，那些積極參與了他所謂的“自助療法”的患者比那些低參與度的患者擁有了更長（近3倍）的生存期。值得注意的是，坎寧安發現的有效自助方法與那些經歷過自發緩解的人在改變精神、心理和生活狀態時的嘗試十分類似。

為了區分影響預後結局的條件和特質，坎寧安總結提煉出了一個基本框架：

倖存者與不幸逝世的患者是否存在心理差異？是什麼導致了可能的差異？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坎寧安進行了另一項研究，並發現倖存者在早期心理自助上的投入更多。這是一項有關瑜伽與癌症康復的實驗，結果證實，從疾病中恢復的那一小部分人在瑜伽練習時更認真、更深入。這些結論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研究的成果讓坎寧安相信“修復自我認同”類行為可能是康復的主要因素。但因為真正做出這種嘗試的個體數量太少，所以幾乎沒辦法在研究論文中體現出他們的獨特之處。我們的科學方法天生關注平均值、淡化異常值，這使得坎寧安測試過的干預措施看起來影響極小。

無論如何嘗試，坎寧安都無法突破傳統科學研究方法的核心問題，彷彿這種方法天然無法解答他的疑惑。對於坎寧安找到的影響疾病發展的重要干預手段，個體參與度的準確測算幾乎完全依賴於患者的自我評估報告，還會受到語言和個體感知的影響，量化實驗幾乎不可能實現。

阿拉斯泰爾·坎寧安無疑是探索這一領域的最佳人選。他已經退休了，但仍為那些希望自己掌控治療計劃的患者運營著一個組織。更重要的是，他有雙重身份——既是心理學家又是患者。

這項主題研究跨越了坎寧安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並使他確信，對治癒方法的參與度能夠顯著影響疾病發展進程。這其實應該是常識了。我們都知道，在體育領域，獲得的回報與所付出的努力成正比。但在討論健康問題時，我們似乎忘記了這一點。

但我要鄭重指出，為自己的治療負責並不意味著因為疾病而自責。的確，我們知道得越多，就能在健康管理方面做得越好。但沒有誰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文化背景、家庭環境和基因情況。主流醫學認為，身心醫學治療方法的實質是譴責患者，甚至說身心醫學的負面影響（讓患者認為患病是因為自己做了或沒做某些事情）會抵消它的一切可能好處，這是其抵制身心醫學的原因之一。我不同意這種觀點，卻也必須承認這一說法並非全無道理。有些患者確實會因疾病自責，面對“掌控自身健康和治療方案”的想法不知所措，身心醫學運動也並非總能將“責任”與“所有權”有效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