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打開醫學的黑匣子

人有兩種被欺騙的方式：一種是相信虛假的故事，一種是不相信事實。

——索倫·克爾凱郭爾，丹麥哲學家

時間是2008年，克萊爾·哈瑟往後的人生看上去一片坦途，這一年她63歲，歷經過人生風浪，已經習慣了生活的起起落落，曾經憧憬的未來正在逐漸變成現實：她和丈夫再過幾年就要退休了，兒女已順利長大，過得都挺不錯，孫輩也在健康成長。夫婦倆在俄勒岡的波特蘭度過了半生時光，這個城市有綿柔的細雨、生機勃勃的公園和紅磚砌成的房子。克萊爾曾在衛生保健系統做了很久的行政人員，坐在被日光燈照亮的辦公室裡，從早到晚埋頭於文件堆中。

克萊爾和丈夫很喜歡波特蘭，但他們還是準備在退休後移居夏威夷。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在為這個計劃存錢。眼看就要夢想成真時，克萊爾寧靜而充實的生活突然被打破了。她被一些似有似無、讓人隱隱不安的症狀困擾：噁心的感覺日益頻繁，腹部刺痛也反覆發作。克萊爾去看了醫生，醫生也有所懷疑，便讓她去做CT掃描。克萊爾躺在CT機裡，手臂舉過頭頂，努力穩定自己的呼吸，期盼這個穿過身體的強大磁場不會發現什麼異常。不幸的是，CT在她的胰腺上發現了一個直徑大約兩釐米的團塊。接下來的活檢擊碎了克萊爾最後一點希望：這團物質是惡性的，也就是說，是癌症。克萊爾最終被診斷為胰腺癌，一種兇殘的、無法被治癒的胰腺腫瘤。

腫瘤是一個沉重的詞語，是現代社會的惡魔。有些腫瘤並不致命，只是安靜而無害地蟄伏在身體裡，這種情況下患者不會因癌症死去，而是會在腫瘤的伴隨下因為其他原因走到生命的盡頭；有些腫瘤雖然致命，卻很容易被手術、化療或放療治癒。有些腫瘤會緩慢而持續地生長，還有些會惡化後又好轉，起起伏伏許多年。有的腫瘤會自行消失，也有的則刀槍不入，對於後者，治療只是努力讓患者感覺好一些、腫瘤惡化的速度慢一些。更多情況下，腫瘤的表現會介於這些類別之間，嚴重程度也各有不同。

在已知的胰腺腫瘤中，克萊爾患上的恰是最致命的一種，病情發展迅速，殺人毫不留情。每年，大約有4.5萬美國人被確診為胰腺癌，而在歐洲這個數字還要翻倍。大多數患者在被確診的第一年內就會去世。在目前的癌症致死人數分性別排行榜中，胰腺癌在男性榜和女性榜上均位列第四，趨勢顯示它很快就會上升到第三位。

胰腺癌的診斷就像一個死亡判決，問題不再是你會不會死於它，而是什麼時間死於它。這種疾病為什麼如此致命呢？因為在胰腺癌的早期，腫瘤會悄無聲息地生長、擴散，讓人覺察不到任何症狀。等到病症信號出現——比如食慾下降、體重降低、後背疼痛，偶發的輕微黃疸（表現為皮膚和眼白微微發黃）——再治療就已經有些遲了，腫瘤往往已經從胰腺轉移到了身體的其他部位。治療能夠延長患者的壽命，卻終究無力迴天，96%的胰腺癌患者會在五年內死於這種疾病。大多數病人甚至活不到這麼長時間，經驗表明，在積極治療的前提下，患者在診斷後的存活時間僅為三至六個月。按照這個標準，克萊爾還算幸運：醫生告訴她還有一年時間。

克萊爾眼睜睜地看著她觸手可及的未來——花園、夏威夷、夫妻倆寧靜的退休生活——在一夜之間消失了。癌症如同颶風般摧毀了一切。

***

克萊爾與主治醫生的第一次會面最早只能預約到兩週之後。她的家人和朋友在聽到這個消息後都覺得不可思議，克萊爾可是得了兇殘的胰腺癌啊！不是需要儘快治療嗎？怎麼能讓她帶著一個隨時可能惡化、擴散的腫瘤，就這麼生活幾周呢？但克萊爾覺得這樣也挺好，她需要鎮靜下來好好想一想，因為最終診斷讓一切看起來像一場離奇的夢，她突然看到了生活的終點，就像火車正在眼前駛下懸崖，這太不真實了。還有，醫院對待克萊爾的方式也讓她感覺不自在：自己像待辦事項列表上等待完成的任務，變成了一具沒有感情、被不停推向下一個流程的軀體。作為龐大醫療系統中的一名患者，克萊爾覺得自己被困在了這臺機器中，流水線冷冰冰地推著她前往一站又一站。一切都是流程化的例行公事，沒有一絲人情味。

回到家，克萊爾一頭扎進了資料堆，想要弄明白胰腺癌是怎麼回事。她瘋狂地閱讀書籍和文章，瀏覽網站，尋找每一絲可能的希望和醫生遺漏的線索。但是，她讀到的一切都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了同樣的消息：沒有人能夠在患上這種癌症後存活下來。克萊爾查遍了網絡，想找到哪怕一個病情緩解或患者倖存的例子，可一個也沒有找到。

一種叫作惠普爾手術的外科手術或許能給克萊爾一線生機。這是一種很激進的手術，它將切除膽囊和部分胰腺，還有可能切掉部分小腸（包括十二指腸和空腸），甚至波及部分胃和脾臟。手術有很嚴重的不良反應和併發症。第一，身體機能會出現異常，因為胰腺承擔了很多重要功能，比如調節血糖和消化食物。第二，胰液中的胰酶侵蝕性很強，在惠普爾手術後往往會隨著胰液洩漏出來，造成胰瘻，引起的疼痛讓人虛弱無力。此外，克萊爾還將面臨體液瀦留、胃痙攣和常人難以忍受的術後脹氣疼痛。長期來看，她還有可能患上糖尿病和貧血，並面臨消化問題，這些會導致維生素和礦物質缺乏，讓體質下降。

夜裡，克萊爾無法入睡，把想要問醫生的問題一一寫了下來：

惠普爾手術是我的唯一選擇嗎？如果我做了惠普爾手術，是不是會得糖尿病或造成胃無力？我還能正常吃東西嗎？會疼嗎？如果會疼的話，要疼多久，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我在資料裡讀到過，手術會讓我產生疲勞感，它會消失嗎？這個手術你做過多少次，結果怎麼樣？這個手術在醫院裡常見嗎？通常結果是什麼？

“結果不會太好。”克萊爾的主治醫生在會面時說。他就像克萊爾要求的那樣，十分直率坦誠，克萊爾還挺喜歡這樣的。

醫生告訴克萊爾，兩釐米的腫瘤可以通過惠普爾手術切除，這是她康復的機會。但風險同樣存在，因為這將是一次不完美的手術，結果也並不明朗。他拿出了外科手術圖譜，翻到惠普爾手術的部分。這是一本名副其實的百科全書，裡面記錄了各種把人分成一塊塊再組裝回去的技術。

“看見了嗎？完成這種手術的方法有很多。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他目光堅定，“這意味著沒有一種方法讓人滿意。”

他告訴克萊爾，惠普爾手術可能長達八個多小時，病人有可能在手術檯上心臟病發作或中風。關於死亡率的統計結果不一，有人說手術期間患者的死亡率是2%，也有人說是15%。主治醫生告訴克萊爾，即使做了手術，她再活五年的機會也只有約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得了這種癌症的人，哪怕做了手術，也會在五年之內因癌症去世。這時，腫瘤專科醫生插話表示五年生存率其實接近20%，而主治醫生堅持只有5%，然後他們爭論了起來。

“你看，有些醫生喜歡給病人推銷這種手術。”主治醫生總結道，“但我不會，這種手術我已經做得夠多了。而且，我也不用掙這個錢，我連遊艇都買了。”

克萊爾知道醫生想要治好自己。他是一名外科醫生，接受的訓練就是通過科學的魔法和精巧的技術把各種東西修好。但他也像克萊爾要求的那樣，把未經雕琢的真相直接呈遞在她眼前。

回到家，克萊爾在網上找了許多視頻，視頻裡接受過惠普爾手術的病人講述著手術的可怕不良反應，疼痛讓他們輾轉難安。

克萊爾搜索著各種存活率的統計數據，然後痛哭，並祈禱。她嚴肅地問自己：我能忍受什麼程度的疼痛？我餘生願意忍受什麼程度的疼痛？我能接受帶著什麼樣的不便繼續生活？如果不能再去登山徒步，我願意接受嗎？

克萊爾最終拒絕了手術。她不願意把剩下的生命浪費在醫生辦公室和候診室裡，不想去追逐虛幻而渺茫的治癒希望。“我決定順其自然，”她說，“不管生命還剩下多久，我要盡我所能去熱情、快樂地生活。”

***

時間飛逝，轉眼到了2013年，在被診斷為癌症之後的第五年，克萊爾因為其他疾病住院了。醫生們要求克萊爾進行一次腹部CT掃描，這是自那次診斷後她第一次做影像檢查。克萊爾曾以為自己會很快死去，所以她只是專心去生活，而時間竟然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了。醫生們沒有特別關注她的胰腺，但從掃描結果上能看到，她的胰腺毫無異樣，曾經長著腫瘤的地方乾乾淨淨。

困惑不解的醫生們認為一定是某次診斷出了問題，他們聚在一起，把每次活檢的樣本逐一進行重新檢查，卻發現那些診斷都是正確的。沒有接受任何治療或手術，克萊爾的胰腺癌憑空消失了。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沒有人知道，克萊爾自己也不知道。她的醫生只知道克萊爾沒有做什麼：沒有手術，沒有化療，沒有放療。我見到克萊爾的時候，她已經完成了從診斷到痊癒的驚人轉變。但奇怪的是，沒有一位醫生對此感興趣，他們說克萊爾的經歷“沒有任何醫學價值”，她只不過像那些意外中了大獎的幸運兒一樣，一切只是偶然罷了。

***

許多人會用不可思議來形容克萊爾身上發生的故事，在醫學領域，我們把這樣的病例稱為“自發緩解”，是指疾病的意外痊癒或病情的意外改善。絕症或進行性疾病開始好轉而非惡化，個體表現優於均值成為特例，都是自發緩解。

自發緩解的病例其實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它們就像尚未被醫學開啟的黑匣子一般。自發緩解的“自”意味著沒有原因。但事實上，我們只是沒有花心思去尋找原因罷了。醫學歷史中，幾乎從來沒有人嘗試過使用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工具去弄明白為什麼有人能從這些絕症中恢復。從常理來講，這些病例也許偶然觸及了那些我們求之不得的治癒疾病的關鍵，所以更值得探究，可是該領域的研究幾乎一片荒蕪。

醫學界把克萊爾這種人稱為幸運兒或者個例，潛臺詞就是“我們沒辦法解釋這種事”。可在我看來，這些醫療領域的個例，與很多在其他領域被稱為個例的人一樣值得被研究。

網球巨星塞雷娜·威廉姆斯和籃球天才邁克爾·喬丹也都是非比尋常的個例，但他們被看作凸顯人類潛力的光輝典範，無數人模仿著他們的技巧和方法，期待實現自身能力的提升。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奧運會上，美國跳遠選手鮑勃·比蒙加速助跑，然後高高躍起衝向沙坑。在那場盛事的影像記錄中，鮑勃挺起胸膛，像巨鳥般飛在空中，落地時雙腳向前，就像抓住了地面一樣穩定。最終鮑勃以超越世界紀錄兩英尺的成績震驚了現場觀眾，讓其他選手的表現都黯然失色。那一跳不僅像觀察員所說的“超越了信仰”，也超越了現場儀器所能測量的極限，被稱為“世紀之躍”。這之後，運動員和科學家們立刻著手研究世紀之躍的奧秘，他們想知道鮑勃是如何做到的，以及怎樣才能超越這項紀錄。然而，直到23年之後這項紀錄才被打破。

可是，當類似的事情發生在醫學領域時（比如一個被醫療系統宣判了死刑的人突然好轉），我們卻認為這讓人尷尬，好像這樣的案例會成為醫療系統的潛在威脅，而不是帶來啟發。幸運、個例，我們給它貼上重重標籤後，便不再去尋求更多解釋。

縱觀歷史，人類對於疾病產生的原因有過很多猜測與探索。幾百年前，大部分文化還將疾病歸因於神靈之力：要麼是上帝的意志，要麼是惡靈的詛咒。

如果生活在古埃及，你可能會隨身佩戴護身符，一是為了得到神靈庇護以抵禦疾病，二來還能用它在割傷或刮傷處塗抹蜂蜜這種天然抗生素。如果你病得很重，醫生會建議催吐，當時的理論是，人體由縱橫的通路組成，通路堵塞可能造成疾病，而催吐能夠清理淤堵。

如果出生在古希臘，你也許會堅信人體是由各種元素組成的，它們之間互相平衡，而疾病則意味著失衡。生病時，你可能會走進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廟，接受淨化、夢療和醫學護理，醫生會在醫神的注視下，為你施加物理和精神的混合療法。

雖然許多古代文明的醫療實踐都嚴重依賴魔法、宗教和迷信，但它們也有閃光之處：深入的解剖學知識，從觀察、試驗和錯誤中得到的健康理論，依賴草藥、經得起重複驗證的疾病和外傷療法，這些都是現代醫學的早期體現。但疾病的根源隱藏在暗處，長期困擾著我們。疾病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它會發生於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在依賴放血療法和占星術的年代，人們就逐漸發現，許多疾病都是由髒水和穢物引起的，保持身體、城市和水源的清潔很重要——儘管當時他們並不十分理解原因。

公元前36年，羅馬學者馬庫斯·特倫蒂烏斯·瓦羅出版了《論農業》一書，這是一本針對農民的實用指南。在關於家畜飼養的章節中，他提出要避免在沼澤附近飼養牲畜，因為“某些肉眼看不見的微小動物會在那裡繁殖，這些微小動物能通過空氣傳播，從嘴和鼻子進入體內，引起難以消除的疾病”。這是一個有趣的理論，但在當時沒能得到證明。

意大利醫生吉羅拉莫·弗雷卡斯托羅於1546年出版了《論傳染性和傳染病》一書。在書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理論：微小、繁殖迅速的致病生物通過接觸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或者隨風傳播。他的理論在當時很受歡迎，但同樣因為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的支持而漸漸衰落，最後幾乎沒人記得。後來，是法國科學家路易斯·巴斯德在19世紀60年代明確證實了細菌學說。他提出的消除病原體的方法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巴氏滅菌法。這一理論的確是醫學的巨大飛躍，但它也使我們陷入了某種關於健康和疾病的思維定式，鑽進了“殺死病原體”的牛角尖。或許，正是因為我們過分專注這一思路，才錯過了通向健康的重要途徑。

我們的醫療教育體系教導醫生不要關注患者的故事和個人生活，從而更好地洞悉患者身上關於特定疾病的症狀。我們被病理學所侷限，把目光聚焦於缺陷與病態，而非每個人正確、優秀和特別的行為，因此，結局常常和我們的期望背道而馳。我們治療疾病，而非治療患者，所以不免管中窺豹，忽略了那些蘊藏在患者生活中、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恢復健康的豐富線索和啟示。我們關注病症，而非疾病的根本原因，對症下藥卻不嘗試解決更長遠的難題，忘記了讓患者恢復免疫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性。我們把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截然分開，而非嘗試理解和接納二者之間的聯繫，但是大部分疾病往往與這二者同時相關。

最終，因為不符合“唯一病因，唯一療法”的治療範式，我們不再考慮那些不同尋常的痊癒經歷。憑經驗，我敢說大部分專業醫療人員都曾遇到自發緩解的案例，但因為不知道應該如何看待它們，也無法將其納入自己的知識體系，於是便選擇把這些故事埋進記憶裡，假裝將它們遺忘，頂多在深夜的護士站喝咖啡時，或沉浸在自己的思維世界裡時才會偶爾想起。我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些故事，也因為懼怕業內同行的嘲笑而避免談及，更不會讓患有同樣疾病的人嘗試相同的治療方式。因為我們不想帶來“虛假的希望”。

***

我在十七年前第一次見證了這樣的康復。那時，我剛剛完成住院醫師的實習，開始了精神科醫生的職業生涯。我接受了麥克萊恩醫院（美國最古老、最負盛名的精神病學研究機構之一）和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雙重任命，還開著一家小型私人診所，既當醫生又做教授，壓力很大。

正是在那時我認識了尼基，一位腫瘤科護士，在馬路另一頭的麻省總醫院工作。她已經被診斷為胰腺癌，不知該如何把這個壞消息告訴已經成年的兒子，便帶著他一起來做心理諮詢，想從我這裡得到幫助。

不久之後，尼基告訴我她從麻省總醫院無限期休假了。她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太快，人總是很疲憊，無法正常進食，體重也在降低，已經不能再繼續工作。尼基計劃飛往巴西，去一個叫作阿巴迪亞尼亞的邊遠小鎮待一段時間。

尼基離開之後大約兩個星期，我辦公室的電話響了，是她從巴西打過來的。

“你得過來一趟。”她說，“我在恢復，你都不敢相信我看見了什麼。”

尼基一連幾個月通過電話和郵件聯繫我，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都是她在巴西看到的康復案例。但我還是沒有去巴西。醫院很忙，我要上課，而且我並不相信她的話。我把這一切都歸結為可以解釋的現象：暫時好轉，錯誤診斷，不經治療也能恢復的症狀。

尼基回來的時候看上去確實好多了，健康狀況顯著改善，她又開始享受生活，享用牛排（她最喜歡的食物之一）和沙拉，在巴西的那段時光拯救了她。尼基告訴我她重新獲得了愛與被愛的能力，曾經困擾她的情緒控制問題也已經消失不見。她覺得自己精力充沛，內心快樂，與離開之前相比，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提升。但遺憾的是，尼基的故事並沒有克萊爾那樣的結局。坦率地講，大多數故事的結局並不圓滿。尼基的胰腺癌最終復發，不到一年她就去世了。但是在去世之前，尼基再次催促我去調查在巴西發生的事。

我在專業的學術期刊上讀到，自發緩解的真實發生率極低，每10萬例病例中大約只會存在1例。這一統計在許多論文中被一遍又一遍地引用，每次都被描繪為絕對真理，所以我決定追溯一下它的來源。最終我發現，這個數字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卻被當成了客觀事實，在很多文章中反覆出現。

我繼續深挖下去，尋找發生在過去和現在的自發緩解案例，最終得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過去的百年間，關於自發緩解的報道在絕對數量和出現頻率上都呈現緩慢增長態勢。我在公開演講中也提過自發緩解和它可能帶給醫生的啟示。有一次，我詢問在座的醫生，他們中有多少人見過從醫學角度出發完全解釋不了的痊癒，很多聽眾都舉起了手；我又問他們中有多少人把這樣的病例觀察記錄下來並公之於眾，所有舉起的手又都放下了。

我們難以窺見自發緩解的全貌，並不是因為它罕見，而是我們懼怕周圍人的眼光。有多少案例是由於我們擔心專業同行的嘲笑而從未見諸醫學文獻？作為麥克萊恩醫院的新醫務主任，我能敏銳地感受到這種矛盾。

我不願公開自己的觀察發現或尋求醫學界同仁的支持，但是每天，無論在醫院、精神科診所還是急診室，我都會發現有些患者面臨的問題與那些自發緩解的案例漸漸吻合重疊。每一天我都會見到患有癌症、糖尿病、心臟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肺部疾病的患者，他們得的都是致死率排名最靠前的疾病，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些疾病中的大部分都與生活方式關係重大。我也漸漸相信，如果我的病人願意去嘗試經歷過自發緩解的患者所採用的應對策略，哪怕有所保留地嘗試，他們的健康也一定會有所改善，進而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都會逐步提高。但是行業內教條主義根深蒂固，想要動搖它阻礙重重。

我成長在美國中西部的遼闊天空下，童年在印第安納州鄉下的一座小型家庭農場裡度過，那裡有一望無垠的玉米地和大豆田。我的父母都是阿米什人，那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個特殊族群。阿米什人推崇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摒棄任何現代化的電器。父母在我兩歲時離開了阿米什人的社區，卻依然奉行其理念：飼養牲畜，種植糧食，包括肉和小麥粉在內的大部分食物都自給自足；母親為我們手工縫製衣服；電視、收音機等大多數現代化設施和相關活動都被視為應儘量遠離和躲避的東西。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孤立隔絕的世界，我在其中生活得很艱難，所以一得到機會我就逃走了。我考入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後來又進入哈佛大學進行住院醫師培訓。我至今仍然記得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開的感覺，好像一扇一直緊閉的門終於打開，各種可能性出現在眼前。

曾有一位老師告訴我，問題和答案一樣重要。他說，不一定要以得到絕對答案為目標，而應該提高發問的質量，因為問題的質量決定了答案的質量。於是我相信，問題是引導人前進的光束，如果能提出好問題，那麼人就可以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但醫學世界有著截然不同的邏輯體系，和我期待的完全不同，這種落差感像鞭子一般時刻抽打著我。我仍然記得第一次被“鞭打”的時候身在何處：那是一個空蕩蕩的圓形劇場教室的前排，在教授結束當天的課程後，我追著讓他答疑解惑。

“把材料都背下來就行了，”教授說，“別問那麼多問題。”

“別問那麼多問題，別問那麼多問題，別問那麼多問題……”我在醫學院生涯中不知聽到過多少次。當然，為了夯實成為醫生所需的知識基礎，醫學生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背誦材料。但是對我而言，這句話與貫穿我成長的令人不適的理念遙相呼應：永遠不要質疑權威信條。

推崇教條背誦，缺乏質疑的自由，這讓一些醫生只知道埋頭做事，從而維持醫學體系航船的平穩運行。誠然，這個體系讓我們取得了許多科技上的驚人成就，但它也讓不少患者錯失康復的重要機會，辜負了他們的期待。我自己也數次經歷了這樣的時刻：本可以改變某個人的命運，卻與機會擦肩而過。但現在，我已經準備好循著線索一路追蹤，抵達現代科學能夠解答的邊界，然後盡我所能，把這個邊界推得更遠一些。

對自發緩解的研究沒有臨床試驗，也沒有雙盲試驗——這些都是醫學體系使用的金標準。目前，我們還不能通過控制變量的方法研究自發緩解病例，在絕症患者身上檢驗這一理論也並不人道，所以遵循這些金標準不太現實。為了研究自發緩解，我們必須成為人類學家、偵探和臨床研究人員，通過閱讀醫療記錄，結合當前的科學知識拼湊出最後的路線圖。

這本書記錄了我的嘗試歷程。

***

我從2003年開始研讀絕症倖存者的病歷報告，並對他們中的許多人進行過訪談。漸漸地，我發覺了暗含其中的規律，也不再驚訝於這些疾病的“意外”消失。我曾看著患者在我負責治療時出人意料地好轉，也曾多次與疑慮鬥爭。我並不主張患者們停止服藥或者拒絕醫學干預。我們發展出的藥典和醫療技術具有其先進性和必要性，許多情況下都能起到救命的作用。同時，從這本書的講述中你會發現，許多自發緩解的案例與相關領域內頂級醫療專家的不懈堅持和努力密不可分。這些案例告訴我們的是，有時候僅僅進行醫療干預並不足夠，醫療干預中並沒有關於治癒的全部答案。

經過親身調查，結合患者治療實踐，我逐漸意識到，除了日復一日地對症用藥之外，我們必須挖得更深一些，對疾病的源頭刨根問底。症狀治療在短期內十分必要，這也是人文關懷的一部分，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更應該治療疾病的根源，而根源往往並不顯而易見。

自發緩解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了解這些根源的難得機會，我們有責任去研究這些案例，並從中學習可以學到的一切。然後，我們就能把這些案例中的經驗知識與現代醫學工具結合起來，轉化為慢性病和絕症的治療方法。

這本書重現了我多年來的自發緩解研究之旅。

在本書的前半部分，我會介紹這項研究的基礎，也就是影響健康的基本要素。在自發緩解案例中，預期疾病進程被徹底扭轉，對其原因的合理推測就是免疫系統和影響免疫系統的諸多因素——飲食、生活方式、精神壓力。我一次又一次看到絕症倖存者在免疫系統方面實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卻往往會被常規醫療忽略。到底發生了什麼？又是怎麼發生的？是時候進行更深入的探究了。最終，我不僅發現了這些變化在治療方面的驚人功效，還更進一步發現了錯綜複雜的身心聯繫。

心理與身體之間的溝通感應可能對徹底治癒具有巨大的潛在影響。這並不使我驚訝，即使主流醫學也承認我們的壓力水平和思維方式會影響身體健康。但出乎意料的是，這種身心聯繫的深度遠遠超過我接受的醫學培訓讓我具備的理解範圍。在本書的後半部分，我將講述思想、信心，乃至我們最基礎、常常被忽略的自我感覺如何通過與身體相互作用實現徹底治癒。我真正追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是人的內在自我決定了身體的康復能力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也具有很大啟發性。

許多絕症倖存者在我尋找答案時向我開放了病歷，分享了他們的生活。這本書將深入講述他們的故事。我儘可能捕捉了每個故事的獨特性，因為我相信自發緩解的秘密不僅存在於這些倖存者的共同點中，也存在於他們的差異中。正如著名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所說：“最個性的東西就是最共性的。”

這些案例表明，身體渴盼痊癒，而我們需要為之創造生理和心理上適宜的環境作為康復的基礎。想要創造這個條件，我們已經學到的還遠遠不夠。我的目標是把自己的學習歷程分享給讀者，在書中，我會帶讀者一一研讀這些案例，探索開創性的身心聯繫新學科，一起走過被這些案例點亮的康復之路。最終，這條路引領我找到了新醫學模式的基礎——我稱之為健康的“四大支柱”：調節免疫系統，平衡營養結構，改善壓力應對，修復自我認同。

這是一個起步不久的研究領域，顯然，我也沒有全部答案。但我確實有一些初步想法，它們讓我在探尋這個領域的路上越走越遠。通常，我們會給無法解釋的東西貼上“個例”的標籤，但即使個例也有其發生的原因，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罷了。掀開蓋子，去窺探那些以前無法解釋的現象，它們的發生機理可能像鐘錶齒輪一樣複雜精妙，這在我看來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許多年前，我對自己發誓，除非有絕對值得講述的東西，否則不會動筆。19世紀的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曾描寫過個體如何在現代社會的喧囂聒噪中生活。與其他哲學家相反，他不想成為廣場上七嘴八舌發表觀點的聲音之一，也不想成為其中最響亮的聲音，他選擇從廣場上搬走一些干擾物，以便讀者可以自行發現他們所需要的真相，並重新開始生活。

我希望這本書也能起到同樣的效果。我認為現代醫學迫切需要討論這些自發緩解的病例，因此才選擇發表自己的看法。在這本書中你將看到，對於如何實現健康、積極的人生，我們並非一無所知。但你也會看到，我們選擇性遺忘了這些知識。重新掌握這些知識的唯一方法是消除內在和外在的雜音、摒棄這樣那樣的觀點，重新迴歸那些更根本、更原初和更真實的事物——然後我們就會發現，這些知識深埋在我們每個人心底，光芒從未熄滅。

這是一個全新且會在未來幾十年內快速變化的科學領域。考慮到截至目前的重要發現及它可能給數百萬人帶來的希望，我必須將它廣而告之。我希望這本書可以幫助那些慢性病甚至是絕症患者，或那些愛著他們的人，或那些只是想擁有更健康、更精彩人生的人們。

現代醫學通常會為患者描述當下的病情和未來的生活狀況，卻不會幫助他們瞭解什麼可能發生，或者什麼可以發生。無論被診斷出的是糖尿病、心臟病、抑鬱症、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還是其他疾病，現代醫學可能都無法提供實現真正治癒所需的希望與工具。我們需要將這些自發緩解的案例放在手術檯上進行剖析學習，從而點亮存在於每個人體內的生命之光。

***

一如生病前的設想，克萊爾現在居住在夏威夷。

“得到診斷之後，我以為我沒機會來了。但一切的時間都剛剛好。”她說。

克萊爾的女兒和女婿都是音樂人，克萊爾和丈夫現在與他們一起住在瓦胡島。晚上，她常常坐在夏威夷式露臺上看風景，映入眼簾的是火奴魯魯的燈光和隨著天氣不停變化的天空。最近，一場颶風剛拜訪過。天氣預報曾顯示這場颶風會給夏威夷帶來嚴重的威脅，但後來的情況沒有預想的那麼糟糕。我覺得，那個曾經幾乎毀了克萊爾的癌症也像這場颶風一樣。

“我們這邊颳了點風，其實還好。”克萊爾這樣對我講起最近的這場風暴，“我們很幸運，和它擦肩而過了。”

如何與颶風擦肩而過？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這本書也並不能提供一種簡單的解決方法。我在書裡記述了探索自發緩解之謎的漫長旅程，保持健康活力的秘密可能也在其中。這一路困難重重，每當我搬起一塊石頭想要尋找解釋時，眼前都會出現另一個問題。每當偶然發現一個看似很明顯的“答案”時，我都必須提醒自己，我的目標不是得出結論，而是提高問題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