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

米拉僅僅是對化療藥物高度敏感嗎？

不同個體對化療的響應各不相同，米拉的響應遠遠超出了這種化療藥物已知的效果範圍，甚至是可以想象到的最誇張的範圍。醫生沒辦法將米拉身上發生的事情歸因於治療。腫瘤像熱爐子上的冰塊一樣融化了，緣由無從知曉。

幾個月之後，梅爾已經縮小到從外部看不到的地步了。米拉的醫療團隊十分震驚，他們好奇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得到答案。

主治醫生按計劃進行了頸部手術，成功從米拉右側的脖子上移除了33個淋巴結。腫瘤通常會通過淋巴系統擴散，所以醫生們往往通過檢查摘除掉的相關淋巴結來評估腫瘤的擴散情況。醫生還想要移除剩餘的腫瘤，但做不到，因為沒有了。病理報告顯示，米拉身上完全沒有疾病痕跡，從腫瘤位置移除的組織上也僅顯示出淡淡的黑色素漩渦，印記著那裡曾經存在的東西。這是一個不可能的結果。梅爾，那個複雜到頗有美感的惡性腫瘤，曾飛快長大、壓迫著米拉頸總動脈的腫瘤，就這麼消失了。

但凡有人問起，米拉都會說，華盛頓大學的醫生們給了她無與倫比的照護。醫生們技術精湛，富有同情心和奉獻精神。米拉一直都在強調感激之情，但同時也訝異，醫生們對那7個月間她所做的事情並不是十分好奇——從確診無法治癒的轉移性癌症，到得到疾病痊癒的診斷，米拉的一些行為可能影響了這次意外康復。醫生們確實對米拉的康復驚詫不已，他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病例報道，還在學術會議上分享了這一案例。現在見到米拉，他們會和她擊掌，稱她為“神奇女俠”。但似乎，醫生們滿足於把米拉的康復當作一個謎團。米拉就是他們所謂的“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從統計角度講，她自成一類，是一個孤零零的數據點。

我們無法確定經歷驚人康復時米拉體內發生了什麼，也沒辦法預知康復是否會發生，所以不能觀測它的發生過程。現在，我們能做的是努力完善拼圖。雖然仍有缺失，但圖案已經逐漸清晰了。

我們知道，像不良童年經歷這樣的創傷體驗，以及其他類型的壓力或負面經歷，都可能成為默認模式網絡（標記一個人侷限性的大腦地圖）的一部分。找到脫離默認模式網絡的途徑不僅能帶來思維方式的轉變，甚至還能帶來人體在化學物質和分子水平上的功能性改變。人無法改寫過去，但能夠改變自己的體驗方式。我們可以選擇讓哪些經歷成為未來默認模式網絡的一部分。

如何做到這一點？從感知開始。

米拉曾告訴我：“感知創造思想，思想創造感受。”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包括我們自身、他人、萬事萬物——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體驗和記憶、對生活的感受，以及最終的生物學響應。這些反應會一直流向人體的每個細胞。我們已經討論過轉變壓力認知（從“威脅壓力”轉向“挑戰壓力”）和這一轉變對人體生物學的影響，這裡我想要闡釋的是更深一層的概念。當你不僅僅改變了對生活壓力的看法，還改變了對生活、生命、根本自我認同的看法時，你的健康狀況可能獲得更大改善。

那麼，如何擺脫舊的默認模式並改變感知？最簡單的方法是從體驗開始。嘗試新事物往往是從嶄新視角看待自己和周圍世界的第一步。打破日常習慣意味著把自己放入新的情境，這是一種挑戰你對自己的假設（包括我是誰、我能做什麼）的很自然的方法。冥想、瑜伽、旅行……都是擺脫默認模式網絡的好方式。對於我來說，重要的是學習新事物、嘗試新體驗和新的思考角度。也許有一千種方法能夠帶來新體驗，然而關鍵並不是“獲得”而是“吸收”，你需要積極利用切合實際的方式讓新體驗中的新真理融入生活。如果沒有按照新的信念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米拉的夢境和新想法只會退卻成模糊的記憶。經歷自發緩解的人們打破了默認模式，擺脫了曾經的侷限，從全新的視角看到了自己、體驗了世界，然後把獲得的新知識融合進了他們的生活與生命之中。

對於米拉來說，夢境催化了這一過程，但這是無法主動控制的，你不能要求自己也做一個這樣啟示性的夢。有些經歷無法強求，也無法被設計，但你可以向自己詢問一些有利於自我評估的問題，比如：我的故事是什麼？我對自己講述的關於我的故事是什麼？別人講述的關於我的故事是什麼？這些故事哪部分是真實的，哪部分是錯誤的？

你也可以對一些可能的體驗保持開放的態度，當機會到來時，儘可能地抓住並充分利用。米拉沒有拒絕潛意識的溝通嘗試。你的潛意識、你的免疫系統有沒有可能曾經嘗試引起你的注意？米拉留心到了，並認真聆聽、汲取了潛意識帶來的信息：她記錄下了那些信息，通過日記梳理了自己的思緒和感受。米拉保持了基本的開放思維，重新反思了對於自身和生活追求的根本看法。

然後，重要的是，米拉把她獲取的經驗應用在了日常生活中。她開始把自己的健康放在首位，增進了與伴侶的溝通，併為一直以來由於被工作中的“成就感”綁架而忽視的目標和夢想騰出了更多時間。修復自我認同和對自身的新理解讓米拉重寫了自己的生活規則。她把這段時期稱為“絕對的命運改變期”。

也許經歷了驚人康復的人們成功找到了那些久遠之前形成的自我認同（它們好像是鋼鐵鍛造的，年頭不短了），然後將其熔化重鑄了。這些人的物質組成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他們找到了被埋藏在那些聽來的故事、內心的創傷、揹負的壓力和重擔之下的真正的自我，找到了突破默認模式網絡的方法，得以從全新的視角看待自己、體驗世界。

新版本的我們會怎樣理解世界？我們如何安排事情的輕重緩急、會通過什麼樣的改變減輕壓力、增加快樂？在面對應激激素和這些激素對細胞的可能影響時，嶄新的我們所擁有的軀體將產生哪些化學反應？這個版本的我們如何更好地沉浸在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生活中？

深入探究這些醫生也無法解釋或理解的康復案例時，就會發現自我認同與免疫系統間聯繫密切。也許最終決定身體土壤健康程度的因素是我們是否瞭解最真實的自己——拋開所有你認為自己需要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在表面和麵具之下，在“應該如何”和他人的期待之外自由生活。根植於內心深處、最為核心的自我認同會像漣漪一樣淌過一切，決定了你的想法、感受和看待自己的方式；決定了你是否會為自己留出時間，是否會強迫自己走出戶外進行深呼吸，是否會把最好的食物放進身體；還決定了應激反應出現的時機、頻率和方式，激素釋放的確切水平，以及特定細胞對激素衝擊的響應。

米拉的醫生驚奇地稱米拉是“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從本質上講，這意味著醫生認為米拉獨一無二，與任何人都不一樣，都不是同類。在醫學文獻中，這一術語的解釋是僅有唯一受試的臨床試驗，在這樣的試驗中，任何干預或方法都僅在一位患者身上測試，並且高度個體化，專門為受試患者量身打造。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醫療所能做到的個體化的極致了。也許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像米拉那樣進行自己的“單病例隨機對照試驗”——通過自己的“臨床試驗”找到自己應該做出的改變，然後投入其中。隨著討論的深入，我會介紹具體的實踐方法——如何進行迫在眉睫的、基於個體的健康實驗，也是本書中記錄的絕症倖存者們進行過的實驗。

我們可以藉助本書前幾章講述的步驟幫助身體重獲自然康復的能力——聚焦於免疫系統，增強免疫功能，拒絕炎症性食物，提升高營養密度食物比例，改變壓力應對方式，學習摒棄腦中紛亂、進入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的技巧。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些事，它們大有裨益，甚至可能帶領我們像湯姆、朱尼珀和簡那樣，在做出艱難而重大的生活改變後迎來驚人康復。然而，從多年研究中我獲得最大的經驗是，我們需要更加深入，潛入一切的根源追問我們是誰。因為歸根結底，自我認同可能決定了我們是否能利用這些學到的工具和方法重歸副交感神經興奮狀態，恢復和保持健康。

現在米拉不再算是癌症患者了。但是因為結果和預後相差太大，米拉仍然會定期進行腫瘤篩查，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兩次篩查的時間間隔越來越大：起初是每個月，然後是6個月，後來，米拉終於說服醫生一年進行一次篩查。最終，看著多年乾乾淨淨的檢查結果，腫瘤科醫生詫異地搖了搖頭。

“好吧，”他說，“好像我這輩子確實有了個機會對這種疾病說出‘治癒’這個詞。”